Source: https://common.usembassy.gov/wp-content/uploads/sites/23/2023/05/CHINA-2022-HUMAN-RIGHTS-REPORT-CHI-FINAL.docx From: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2022-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 Retrieved: 2026-07-19 ====================================================================== 中国2022年人权报告 执行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集权国家，中国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政府及安全机构的所有最高层职务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最高权力掌握在由24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由7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手中。 习近平仍然身居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即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 国内主要的安全机构包括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以及人民武装警察。人民武装警察仍然受到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外部安全，但也承担一些国内安全责任。地方辖区往往使用平民市政安全部队，即“城市管理”人员，以推行行政措施。文职政府对安全部队保持有效的控制。有可靠的报告称，安全部队成员有严重和普遍的滥权行为。 在本年度中，发生了主要针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士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这些罪行仍在继续，包括：对100多万平民采取任意监禁或其他严重剥夺其人身自由的行动，强迫绝育、强迫堕胎以及更加严格地施行中国的节育政策，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对大量被任意拘押的人们实施酷刑，包括强迫劳动、对宗教或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和行动自由严加限制在内的迫害。 重大人权问题包括以下可信的报告：政府任意或非法杀害；政府强迫失踪；政府实施酷刑；严酷并且威及生命的监狱和拘留条件；政府任意拘押，包括自2017年将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为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大规模关押在司法系统以外的拘留营和监狱，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要在白天接受进行“再教育”培训的人；政治犯；对在国外的人进行压制；缺乏独立的司法以及共产党对司法和法律制度的控制；任意干涉隐私，包括普遍和蛮横的技术监视和监控，包括将新冠肺炎追踪应用用于非公共卫生目的；惩罚被指控是犯罪者的家庭成员；对言论自由和媒体的严厉限制，包括对记者、律师、作家、博客作者、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和其他人进行暴力攻击和刑事起诉；严厉限制互联网自由，包括封锁网站；对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重大干涉，包括对外国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实施的过度限制性法律；严厉限制和压制宗教自由；对行动自由的严格限制；将有充分理由害怕受到迫害（包括酷刑和性暴力）而寻求庇护的人驱逐回朝鲜；公民无法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来和平地选择自己的政府；严格限制参与政治活动；严重的政府腐败行为；政府对国内和国际人权组织的严重限制或骚扰；强制绝育和强迫堕胎；针对来源国、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暴力行为；人口贩运，包括强迫劳动；严格限制劳工权利，包括禁止工人组织或加入他们自己选择的工会；以及童工。 政府官员及安全部门人员经常有侵犯人权的行动却逍遥法外。当局往往在收到警察杀人案件的报告后宣布展开调查，但没有公布警察渎职或受纪律处分的结果或调查结果。反腐执法不规范、不透明，腐败猖獗。 第一节 尊重人格的完整性 a. 任意剥夺生命和其他非法或出于政治动机的杀戮 有很多政府或其机构任意或非法杀人的报告。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案子极少或没有任何细节可循。在 3月29日的一份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国际宣布这个国家“仍然是世界上领先的死刑国，尽管处决人数和死刑判决数字仍然是国家机密。” 在新疆有与拘留营拘押相关的羁押死亡的报道。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OHCHR) 发布了一项评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一些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 维吾尔人家庭成员多次报告他们发现自己的亲属在拘留营或于获释后几周内死亡。5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亚库甫·艾山（Yaqup Hesen）于4月20日去世，几天前当局刚刚将他从伊宁县的一所监狱释放。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称，“有很多”维吾尔人在从附近的监狱和营地获释后死亡。 3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Zeynebhan Memtimin 因不明原因于 2020 年死于狱中，当时他正在因避免强制堕胎而服刑10年，而阿不都热西迪·奥布力（Abdureshid Obul）也于2020年死于狱中，他被关押在那里是因为帮助妻子逃避当局以免被迫流产。 7月30日，人权非政府组织维权网报道称，林天明于6月28日在福建省福州市被杀，在那之前，他向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办递交了抗议强拆他家房子的请愿书。据维权网报道，安全人员将他强行塞进一辆面包车，随后又将他推出行驶中的车辆，导致他死亡。 b. 失踪 通过多种方式让人失踪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发生，而且是系统性的。 当局使个人长时间失踪的主要手段被称为“在指定地点的监视居住”。拘留并从公众视线中带走被国家认为是对国家安全有害的人或打算当作人质的人，这种施行已久的“在指定地点的监视居住”的做法被纳入法律。公职人员的主要失踪机制被称为留置。根据大量的报告，因“在指定地点的监视居住”和留置而失踪的人员遭受了许多虐待，包括但不限于身心虐待、羞辱、强奸、酷刑、饥饿、单独监禁和强迫认罪。根据人权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4月27日的一份报告，从2015年到2021年，有 5万5977至11万3407人被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来面临审判）。 2017年以后，政府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大规模任意拘押。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声称这些拘押相当于强迫失踪，因为家属通常得不到有关拘留时间长度或地点的信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8月对新疆的评估指出，“政府仍有责任紧急查明失踪家人的命运和下落，并促进安全的联系和团聚。” 自由亚洲电台 4月报道说，高中校长迪力木拉提·阿不都热希木（Dilmurat Abdurehim）在开斋节宗教节日期间离家后自 2021年5月起失踪。据报道，市教育官员在4月证实，当局已将阿不都热希木拘留在乌鲁木齐西北部的伊宁市。一名教育官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不知道阿卜杜勒希姆被拘留了多长时间以及指控是什么，也不愿证实他是被关押在监狱还是再教育拘留营。 5月24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山东访民李玉失踪。她的朋友和家人报告说他们无法联系到她，她可能已被拘留并受到警方监视。过去，李玉曾发表公开声明抗议政府没收她的家和农田，并因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而服刑6年。 据中国人权新闻网站民生观察报道，6月4日，为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3 周年，叶洪文在广东汕头人民广场点燃蜡烛后失踪。叶洪文的朋友试图联系他几天后仍无法联系到他，因此非政府组织怀疑警方拘留了他。 6月，媒体报道称，丁燕在5月11日发表公开信批评习近平、政府的清零政策以及整个上海封控以后被强制失踪。据报道，她被送往一家精神病院，将于6月1日出院，但朋友和家人无法联系到她。 据维权网报道，前律师唐吉田继续被关押。当局于2021年12月拘留了唐吉田，当时他原定要参加欧盟在北京组织的人权日聚会。维权网说，唐吉田被关押在一个没有窗户、通风不良的房间里，遭到殴打和多次被剥夺睡眠，被剥夺了适当的医疗护理，并倒在浴室里，遭受脑震荡。 维权网3月24日报道称，何方美自2020年怀孕七个月以来一直被强迫失踪。当局告诉何的家人，他们计划以“重婚罪”起诉她。据前线卫士称，何方美的女儿在接种了有缺陷的疫苗后瘫痪了；她经常抗议，并代表受缺陷疫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要求政府承担责任。6月17日，维权网报道南都网 （新闻网站）前编辑李新被捕，并以不明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他们的三个孩子下落不明。 5月12日，媒体报道称，前学生领袖、持不同政见的《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王德邦及其妻子一直被从广西自治区桂林的家中强行失踪。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过去曾多次由于维权而被拘留的王德邦和他的妻子被拘留时正在河北省旅行。 政府仍然未就1989年对天安门示威游行进行暴力镇压时被杀害、失踪或被拘捕的人员提供全面、可信的说法。许多参与1989年示威活动的活动人士及其家人继续遭受官方骚扰。政府未就防止、调查或惩罚这类骚扰而做出任何努力。 c. 酷刑和其他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或处罚以及其他相关虐待 法律禁止从肉体上伤害或虐待囚犯，并且禁止狱警逼供、侮辱囚犯的尊严、殴打或教唆其他人殴打囚犯。在某些类别的刑事案件中，法律排除通过用包括逼供在内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有可靠的报道称，当局经常无视禁止酷刑的禁令，在政治敏感案件中尤其如此。 前囚犯或被拘押者报告说，他们遭到殴打、强奸、电击、强制数小时坐板凳边、绑手腕吊起、剥夺睡眠、强制灌食、违背本人意愿强迫服药以及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尽管狱管当局也会虐待普通犯人，但据报道，他们会格外恶劣地对待政治与宗教异议人士。 张展因在武汉爆发新冠肺炎期间作为公民记者的活动于2020年12月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上海监狱当局不允许家人探视或者会见律师。当张展绝食时，监狱官员对她采取强迫喂食，绑住她的双臂、身体和双脚。 在5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说，他在湖南省赤山监狱被关押期间遭到强迫劳动和非人道待遇；他被迫用冷水淋浴，吃变质的食物，并遭受心理虐待，包括长期单独监禁。李明哲在2017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五年徒刑，于4月获释并返回台北。 6月1日，自由亚洲电台刊登了人权捍卫者、反歧视非政府组织长沙富能的成员程远的一封信，他在2019年因 “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捕并被定罪后被关押在赤山监狱。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程远于1月到达监狱，头三个月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黑屋里。他在信中证实，他曾遭受强迫劳动、恶劣的食物和生活条件以及身心虐待。他的妻子透露，他每天要工作长达15个小时，并且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接触有害气体。 7月29日，维权网报道称，前经济学教授杨绍政因 “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秘密审判。此前，杨绍政的律师以狱中虐待和刑讯逼供为由提出申诉。据报道，杨绍政在狱中数次晕倒，体重下降了约 50%。 8月10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孙大骆，原名孙志明，在沈阳第一看守所遭受酷刑。他被迫戴上沉重的脚铐，不准说话、看书或买食物。2021年12 月，孙大骆在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名为《习近平权术史》的书后，因涉嫌 “寻衅滋事”而被拘留。 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人报告说，在惩戒系统和拘留营工作的执法人员和官员系统性地对他们施加酷刑和采取其他有辱人格的做法。幸存者称，当局对被拘留者实施电击、水刑、殴打、强奸、强制绝育、强迫卖淫、身体保持痛苦的压力状态、强制服用不明药物和寒冷的牢房（见第六节，系统性种族或民族暴力和歧视）。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8月的新疆评估（包括与26名前被拘留者的访谈）指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收集的2017年至2019年期间职业和教育培训中心拘留的描述，其标志性内容是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模式，其他剥夺自由和受到人道和有尊严对待的权利的践踏权利行为，以及侵犯健康权的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采访了曾多次遭受警棍殴打、电刑、被绑在“老虎凳”上数小时、水刑和单独监禁的被拘留者。还对职业和教育培训中心设施中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提出了指控，包括强奸，这些指控似乎也是可信的，并且本身就构成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补充说，“政府全面否认所有指控，以及对站出来分享经历的人进行性别歧视和侮辱性攻击，增加了幸存者的屈辱和痛苦。” 据媒体报道，司法体系之外的“留置”拘押制度是政府和中共用来调查腐败和其他非法行为的法律工具，在处理和虐待被拘押者方面使用的监管手段包括诸如长期单独监禁、剥夺睡眠、殴打、强制以令人痛苦的姿势连续站立或者坐数小时，有时是数日等。 法律规定精神病治疗和住院治疗应“在自愿的基础上”，但法律又允许当局和家庭成员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将其送往精神病院，而且不能为被送往精神病院的人提供有意义的法律保护。法律不提供聘请律师的权利，并且限制当事人与精神病院以外的人沟通的权利。 官方媒体报道称，公安部直接管理着23家精神病院，专门收治触犯刑法的精神病患者。虽然许多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被判犯有谋杀和其他暴力犯罪，但也有报道称，不少活动人士、宗教或信仰信徒以及上访人员因政治原因被迫接受精神病治疗。公安人员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强迫他们接受治疗，尽管他们的“病情”与精神病无关。 8月16日，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表了一份题为安康（ankang）（和平与健康）的关于警察管理的精神病院的报告，讲述了批评该政权的人如何非自愿地被关在精神病房并被强制服药。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现的记录表明，21个省份的安康设施强行关押了99人，其中一些人多次关押，有的关押时间超过10年。 安全部队逍遥法外是一个重大问题，包括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管理监狱系统的司法部。 监狱和拘押中心的条件 关押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惩戒设施通常条件恶劣，而且威胁生命安全或有辱人格。 虐待性的物质条件：当局经常将囚犯与在押人员关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中。食物往往量少质次，很多在押人员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都要依赖亲属提供额外的食品、药品和保暖衣物。囚犯经常报告说因为没有床铺或被褥而不得不睡在地上。在很多情况下，卫生、通风、取暖、照明和饮用水等条件都不合要求。 尽管官方保证囚犯有权得到及时治疗，但是不能为囚犯提供及时、适当的医疗护理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监狱当局有时拒绝为政治犯提供治疗。多个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报道了在“再教育”中心或长期法外拘留中心的在押人员重病或死亡的消息。 政治犯有时会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据报道狱警会教唆其他犯人殴打政治犯。有些政治犯据说与死刑犯关押在一起。在一些情况下，当局不准异议人士从亲属处获得补充食物、药品以及保暖的衣物。 行政拘留设施的条件与监狱的条件相似。被关押的人报告说曾遭到殴打、性侵、缺乏适当的食物以及只有有限的或根本没有医疗服务。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新疆数据项目卫星分析显示，新疆有385个拘留中心。在一些情况下，当局使用改建的学校、工厂和监狱来关押被拘押人员。观察员表示，当局关闭了位于城市里的临时拘留中心或将其改作他用，但是在城市外建造了更大的拘留中心取而代之。4月，美联社援引泄露出来的新疆警方档案表明，科纳谢赫县每25名居民中就有一人因“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被判入狱，美联社指出，这个监禁率比全国高出30多倍。被判刑者的名字包括被送进监狱的1万名维吾尔人。据《新疆公安档案》显示，年龄最小的是一名15岁的女孩，年龄最大的是一名73岁的男性。 今年3月，自由亚洲电台在报道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一个监狱营地的状况时指出，该营地关押了近800名维吾尔人。该设施的一名原来的看守说，大多数被拘留者因“严重罪行”而被捕，例如“每天祈祷五次的人”。 在3月至6月的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封控期间，感染新冠肺炎的人被带到在学校、展览中心和其他公共场所设立的大规模隔离中心。4月，《纽约时报》 报道称，这些临时拘留中心人满为患，几乎没有洗漱设施。白天和晚上都开着灯，迫使患者们用硬纸板挡住强光。被拘留的病人还报告说厕所堵塞，床边堆满了垃圾。 据媒体报道，新疆伊犁和伊宁的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抱怨和投诉，抗议集中的新冠肺炎检疫设施条件差。伊犁居民抱怨临时医院拥挤，室内温度高达104华氏度。由于采取了一个多月的封控措施，媒体报道说孕妇无法去医院。一些帖子指出，被封控数天的居民无法获得蔬菜或水果，一个帖子说，一名需要紧急医疗救治的男子无法进入该地区唯一一家设有重症监护室的医院。 9月，自由亚洲电台和美联社报道，新疆因严格执行清零政策导致很多人死亡。美联社报道称，经过40多天的严格封控后，居民抱怨饥饿以及缺乏医疗和日常必需品。当局以“散布”局势严重的谣言为由逮捕了一些新疆居民。 管理：法律规定囚犯写给监狱上级机关或司法机构的信件不需受到检查，但该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执行尚不清楚。尽管当局偶尔会调查可信的非人道待遇指控，但并不对外公布调查结果。 当局不准许多囚犯和在押人员得到合理的探视，也不准他们与家人通信联络。有些家庭成员不知道他们被监禁的亲属的下落。当局还禁止许多囚犯和在押人员从事宗教活动或获得宗教读物。 独立监督：有关当局将与监狱以及其他各类行政和法外拘押设施有关的信息视为国家机密，政府不允许对这些设施进行独立监督。 d. 任意逮捕或关押 任意逮捕或关押的问题仍然是系统性的。法律赋予公安人员广泛的行政拘留权以及在没有正式逮捕或刑事起诉的情况下长期羁押的权利。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宗教领袖及其支持者、前政治犯及其家属等群体继续成为任意拘留或逮捕的对象。（参见第一节b，了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留置） 8月31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发布了新疆人权状况评估报告。 该报告的结论是，“对维吾尔族和主要是穆斯林群体成员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 9月6日，保卫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了一份关于监视居住 (RS) 的报告，这是一种软禁形式，用于拘留正在接受调查的人。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系统允许警察将嫌疑人秘密拘留在秘密地点不同，监视居住是在嫌疑人家中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允许被监视人接待访客和使用电话；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被隔离并禁止所有通讯交流、探访或离开家。该报告估计自2012年以来至少对56万至86万人使用了这种手段。 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在法庭上质疑其被逮捕或羁押的合法性，但政府一般不执行这种规定。 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见第四节）的官方拘押制度被称为留置，有指控说那里对被拘押者虐待和实施酷刑。被留置人员受到与世隔绝的监禁，而且没有就其拘押进行申诉的途径。尽管法律禁止虐待在押人员，但是供在押者举报虐待行为的机制尚不清楚。彭博社2月报道说，留置不仅用于党员，还用于不受政府青睐的企业高管。 自由亚洲电台5月报道称，当局拘留了新疆西北部伊宁市一所高中的大约30名教师。地方当局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大多数被拘留的教师已被送往“再教育”中心，但指出有7名教师被判刑入狱。当地官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们不能透露对7名教师的指控，因为细节属于“国家机密”。 据媒体报道，广州当局继续限制记者黄雪琴和劳工维权人士王建兵会见律师。他们于2021年9月因试图通过香港离开中国前往英国而被拘留，王建兵本来打算到英国攻读研究生；当局一直以他们的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为由，不准他们会见律师。据媒体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有关他们的公开消息之后，王建兵的案件于8月被指定到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她依靠一名政府提供的律师。 全国留置系统拘押的人数尚无统计资料。不过有几个省份公布了这些数字，包括黑龙江省的376人和吉林省的275人，都是2020年被拘押的。一位负责留置拘押系统的省级官员表示，嫌疑人在被转送到刑事司法系统之前平均被拘留42.5天。 据媒体报道，福建省龙岩警方于9月1日将维权人士项锦峰拘留在连城县看守所。项锦峰因在网上传播有关弱势群体的信息以及在2019年发表纪念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言论而多次被龙岩警方拘留。2019年5月，厦门机场官员将项锦峰的护照剪角作废，阻止了他计划的国际旅行。 逮捕程序和被关押者的待遇 刑事拘留超过37天就需要检察院正式批捕，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重大受贿”的案件，法律允许最高6个月的与世隔绝的拘押而无须正式逮捕。在正式逮捕嫌疑人之后，公安当局还有权在案件调查期间将嫌疑人再拘押7个月。 在调查结束后，检察院在决定是否对其做出刑事指控期间可将嫌疑人再拘押45天。一旦提出刑事指控，当局可以在司法程序开始之前再将嫌疑人拘押45天。有时公安人员拘押嫌疑人的时间会超过法律允许的期限，在案件开审前嫌疑人被拘押一年甚至更久是常见的情况。 法律规定，允许在押人员在受到刑事起诉之前会见自己的辩护律师，然而在被起诉前遭到长期拘押而无法与律师会面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律师报告说，他们很难会见被关押在拘留所里的委托人，尤其是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案件的委托人。 刑事被告人在等候审理期间有权申请保释（也被称为“取保候审”），但该系统运作效率不佳，当局很少让嫌疑人取保候审。 法律要求在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者的家属。然而，当局往往将一些人关押了远超出此规定的时间却不发出通知，在涉及政治敏感案件的时候尤其如此。有些案件从未送过通知。 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与宗教维权人士并阻止公开示威。 行政拘留的方式包括强制戒毒治疗（针对吸毒者）、“拘留教养”（针对未成年罪犯），以及用于拘留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徒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法制教育”中心。在强制戒毒康复中心停留的最长时间是两年，其中有6个月通常是在戒毒中心。政府对那些被控卖淫或者嫖娼的人也有类似的康复中心。 任意逮捕：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颠覆罪和其他罪名实施拘留和逮捕，以此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公众维权活动。但这些指控，以及何谓国家机密，都定义不清，而且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追溯方式被认定为国家机密。当局还广泛使用含义不明的“寻衅滋事”罪名来对付许多维权人士。这个词的语义不清。当局还以广义且模糊不清的国家机密法来拘捕有泄露刑事审判、商业活动和政府活动信息等行为的人。反间谍法授权当局可要求个人和团体停止任何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不遵守该要求者可能会导致财产和资产被没收。 有多起报告说，当局逮捕或长期拘押了一些律师、宗教领袖或者信徒、上访人员和其他维权人士，不提出正式指控或者提供理由。当局将许多公民非法软禁、剥夺旅行权、或者送进包括“黑监狱”在内的各种非法拘留设施实施行政拘留。在有些案件中，公安人员会给学校施加压力，不准接收知名政治犯的孩子入学。被软禁人士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有时有人会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在家中与世隔绝。公安人员经常会驻守在这些人家里。在外国高层官员来访、10月份举行党的二十大、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安门广场屠杀纪念日以及在藏区和新疆的敏感纪念日等敏感时期，当局都会软禁许多公民。公安人员还会将一些没有被软禁的人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所谓度假。 4月13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局取消了对自2021年5月被拘留以来一直关押在广州监狱的 “南方街头运动” 领导人王爱忠的庭审；当局没有向他的律师提供理由。据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称，当局告诉王爱忠的妻子，他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和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而被捕。 据专注于宗教自由和人权的网络杂志寒冬报道，4月25日，颜志鸿在翻译一个德国人的视频后被当地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那段视频批评上海地方政府在封城期间采取的新冠肺炎隔离措施。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和社交媒体的帖子，5月1日，当局强行进入上海浦东区人权活动家季孝龙和韩国籍妻子的家中，并将他们拘留。虽然两人都于5月2日获释，但季孝龙仍被软禁，当局没收了他的身份证、护照和手机。据媒体报道，季孝龙说，当局在寻找证据证明他煽动地方官员抵制中央政府的抗疫封控政策。季孝龙在今年早些时候因“厕所革命”而完成了三年服刑。那场革命涉及在公共厕所进行反习近平涂鸦运动。季孝龙在4月初发表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政府终止“清零”政策，赔偿企业因该政策造成的损失，并释放那些在疫情期间因自由表达而被监禁的人。据报道，8月下旬，季孝龙再次被上海当局无限期拘留，原因包括他在上海封城期间的活动。 5月26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维权人士陈健雄在湖北省被捕，当地有关部门表示逮捕是为了 “以防后患”。自2013年以来，陈健雄曾多次被捕，期间他因发表政治见解、倡导民主宪政和参加2013年南方街道运动（在广州举行的一系列要求更大自由的抗议活动）而遭受酷刑。 6月4日，据媒体报道，1989年参与公民社会维权的徐光，因在派出所前举着标语要求归还被没收的手机，被当地警方以涉嫌 “寻衅滋事罪” 拘留。 审前拘押：审前拘押可能会超过一年。据报告，涉及“敏感案件”的被告审前遭到拘押的时间更长。具体统计数字未见公布，公众也无法获得，但长期的审前拘押在政治犯案件中尤为常见。 截至10月，为2015年“709”大抓捕中的人权律师进行辩护的北京律师李昱函仍然被拘押在沈阳拘留中心。她因被指控“寻衅滋事”的罪名自2017年被拘押至今。媒体在8月报道说，她的健康状况恶化，她的家人要求她保外就医。2021年10月，李昱函的案件开庭审理，但没有作出判决。由于李昱函的健康原因，她的律师曾多次向沈阳当局提出要求让李昱函保外就医，但每次都被驳回。 截至10月，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于2021年11月被拘留的中国人权观察联合创始人徐秦仍被拘留之中，尽管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她的审判已于5月暂停。她的律师表示，政府暂停了对徐秦的审判，对她拒绝认罪进行报复。 据报道，徐秦在被拘留期间进行了三次绝食，健康状况仍然很差。她曾于2018年因就人权问题发表言论而被捕，随后被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直到2021年。 e. 拒绝给予公正、公开的审判 尽管法律规定法院应当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干涉，但司法并不独立。法官常常接到来自政府和中共关于待审案件（特别是政治敏感案件）的政治指导，包括如何对案件进行裁决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指导法院运作并批准所有司法和检察院的任命。 由于防范司法腐败的措施模糊不清且执行不力，腐败常常会影响司法裁决。 一个由中共控制的委员会对大多数重大案件做出决定，而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的职责只是为该委员会的决定撰写一份法理依据。 审判程序 尽管法律重申无罪推定，但刑事司法系统依然倾向于有罪推定，那些受到高度关注或政治敏感的案件更是如此。 相对认罪的被告，法院往往会用更严厉的判决来惩罚拒绝认罪的人。上诉程序极少推翻原判，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复审途径。对侵犯被告权利的补偿不合理。 当局经常不向公众公开审判，并且利用国家机密规定封锁政治敏感案件的处理情况，有时甚至对家人也是如此，并且剥夺被告获得辩护律师的权利。 刑事被告有权接受法律援助，但绝大多数刑事被告在受审时没有律师。 人权律师报告称，当局不允许他们为某些客户辩护，或威胁他们如果选择这样做，将受到吊销执照等惩罚；政治敏感案件的被告经常发现很难找到律师。政府用来恐吓或对人权律师施压的其他手段包括非法拘禁、对律所进行不明不白的“调查”、取消律师资格、骚扰、人身恐吓，以及阻挠律师取得证据或接触委托人。 尽管有规定应允许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或被告，但律师通常无法在审判之前接触其委托人（尤其是在敏感案件中），审查证据的时间有限，并且不允许在审判期间与被告交流。同样，在案件提交法庭之前，刑事被告通常没有被指派律师。 被告与原告当庭对质的机制不足。在是否需要甚至是否允许证人当庭作证方面，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大部分刑事审判中，证词都是由检察官宣读，被告及律师没有通过交叉询问进行反驳的机会。虽然法律规定预审期间的证人陈述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但检察官高度依赖此类陈述。辩护律师无权强迫证人作证或强制取证。 媒体报道指出，公安机关在刑事审判程序开始前使用电视认罪来定罪。在有些案件中，这种认罪可能是释放的前提条件。非政府组织认为，这样的电视认罪很有可能是逼供或是使用酷刑的结果，而且一些曾经认罪的受押人在被释放之后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并确认他们的认罪是被强迫的。法律并没有允许在审判前让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视认罪的规定。 据媒体报道，维权人士范一平、范文成、赖见军、胡天峰和乔连红在4月被秘密审判。 他们于2020年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并被关押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 据媒体报道，6月22日和6月24日，民运人士丁家喜和许志永分别受到秘密审判。法院限制公众旁听，因为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他们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亲属不被允许参加审判旁听，律师受到警告不要向媒体发表谈话。人权组织称审判“极不公平”，指控是“捏造”的。亚洲之声报道，警察半夜闯入许志永姐姐在临沂市的旅馆房间，强行将其赶出。丁家喜和许志永于2019年因在福建省厦门举行的一次组织和平民间组织活动的会议而被拘留。丁家喜的姐姐在2021年称他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 政治犯与被拘押者 政府官员继续否认关押了任何政治犯，声称拘禁那些人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或宗教观点，而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但是，当局继续因政治和宗教原因将公民投入监狱。人权组织估计，仍有数千名政治犯（不包括关押在新疆的人）仍被关押，其中大部分被关押在监狱中，一些被行政拘留。政府不准国际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或者联合国机构探望政治犯。 许多政治犯仍被关在监狱或受到其他形式的拘押，包括作家杨茂东（笔名郭飞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世界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的兄弟胡什塔尔·艾沙；退休的维吾尔族医生古尔珊·阿巴斯、维吾尔族企业家伊克帕·阿萨特、藏传佛教僧侣果・喜饶嘉措、藏人多吉扎西、维权人士王炳章、陈建芳、黄琦、牧师张少杰和王怡、法轮功修炼者卞丽潮、天主教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人权律师夏霖、高智晟、许志永、唐吉田、常卫平、李昱函、博主吴淦、公民记者张展、上海劳工活动人士蒋存德以及其他人士。 刑事处罚包括在获释后的一段固定时间内“剥夺政治权利”，在此期间获释者被剥夺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据前服刑人员说，其就业、出行、获得居住许可和护照、租房以及获得社会服务的能力都受到严重限制。 前政治犯及其家属常常受到当局的监视、电话窃听、搜查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或威胁。例如，公安人员跟踪去会见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的被拘留或囚禁的维权人士的家人，要求他们禁言，不得谈论案情。 国家媒体《环球时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英文日报）8月4日报道，浙江省温州警方以“涉嫌参与台独分裂活动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传唤台湾的杨智渊。据报道，杨智渊是台湾一个支持独立的小政党的创始人。媒体报道说他到温州去参加围棋比赛。 跨国镇压 政府及其代理人对中国境外的人，包括维吾尔人、持不同政见者和外国记者，进行恐吓或报复。 域外杀戮、绑架、强迫遣返或其他暴力或暴力威胁：媒体报道，10月，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的官员，包括总领事，将一名抗议中国香港政策的人拖到领事馆内并殴打他。 威胁、骚扰、监视和胁迫：本年度中一直有报告称，身在国外、公开讲述新疆境内正在实施的拘留和其他虐待政策的人，其住在新疆的亲属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8月的评估发现，中国在新疆的侵权行为“已经超越国界……其形式是通过恐吓和威胁公开谈论在[新疆]的经历的侨民。” 5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旨在查明和压制新疆侨民的监视工作。报道说，中国加大力度缩小少数民族和政治异议人士居住在国外的空间，并指出在2014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遣返了近1万人。 自由亚洲电台5月报道，当局警告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如果他们居住在国外的亲属说出该地区的拘留营，他们可能会遭受后果”。居住在美国的卡尔比努尔·盖尼(Kalbinur Gheni)报告说，安全官员找到了她在新疆的家人，并告诉他们：“你在美国的女儿公开反对政府。如果你不告诉这个女孩要她同意删除推特上的所有内容，你自己就会被判定为两面人。” 中国媒体和当局继续骚扰和抹黑那些公开谈论在新疆拘留营中的强奸和性虐待问题的女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8月的评估描述了中国对待直言不讳的受害者的方式，指出中国经常“对公开报告这些指控的妇女进行人身攻击或性别攻击”。 中国官方媒体还发布了一些有关新疆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视频，以向外国媒体抹黑他们海外亲属的说法。视频中的人敦促他们在国外的家人停止“散布”有关新疆的“谣言”。 这些海外亲属表示，在视频发布之前，他们与新疆的亲属都失去了联系。 自由之家6月的一份出版物报道说，海外维吾尔人及其居住在中国的家人受到网上和电话骚扰的监视和恐吓，在中国的家人受到威胁。 《外交政策》3月29日报道了中国在英国和摩洛哥等国家以侨民，特别是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人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为目标。他们报告了威胁电话、网络攻击和骚扰，包括对在中国的家庭成员。 3月16日，《卫报》披露了几起中国政府代理人在美国监视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的案件，《洛杉矶时报》在3月18日重复了这一主题，突出了对一位居住在美国的批评中国政府的中国艺术家的监视和骚扰。 在一个案例中，中国政府特工监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家人权非政府组织。 7月7日，几家新闻媒体报道说，一名中国特工从一个受限制的政府数据库中购买了有关居住在美国的几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机密和敏感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护照照片、乘坐飞行记录和移民记录。 在这一年中，多个消息来源报告了关于通过威胁和骚扰压制批评中国的媒体和言论的企图，无论什么语言或地点。自由之家报告说，中国官员恐吓和骚扰超过24个国家的记者，以回应他们对中国的报道。政府使用网络霸凌、虚假社交媒体账号和有针对性的散播误导信息活动。 6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报告称，中国政府对中国境内外的外国记者发起了各种网上骚扰活动。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这场信息宣传活动最恶意和最复杂的方面集中在亚裔女性身上。” 4月19日针对《纽约客》杂志特约撰稿人范佳阳发起骚扰活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现367个假推特帐户放大了#TraitorJiayangFan标签。同样在5月，《纽约时报》记者肖慕漪和华盛顿特区视频记者余心妍成为与中共有联系的大肆辱骂的目标。24小时内，至少有112个不同的账号发布了500多条针对肖慕漪的推文；112个帐户中有54个是在4月15日创建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报告，不真实的亲中共推特账号骚扰了其他亚裔女记者，包括苏奕安、方凤美、魏玲灵和Jane Li。 在7月20日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论文，《评估与新疆有关的中共信息操作的影响》中，研究人员引用习近平的话说“网络舆论工作应该是宣传和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在这个舆论战场上掌握主动权”对抗西方。 根据保卫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9月的一份报告，从2021年4月到2022年7月，中国当局在正式司法合作渠道之外“说服”23万中国公民返回中国接受刑事诉讼，通常使用强制手段，例如剥夺嫌疑人子女在中国受教育的权利。去年12月，保卫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报道，中国在五大洲设立了102个“警察‘服务站’”，其中一些对中国公民进行“劝返”工作。 滥用国际执法工具：据可信的报告，中国企图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国际执法工具，以报复身处中国境外的特定的人。 6月2日，自由之家报告说，中国滥用国际执法组织和合作伙伴关系，例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将维吾尔人作为目标并从其他国家驱逐到中国。 控制人员流动的作法：有报告说，中国企图控制海外公民的流动性，进行精准报复。当局拒绝为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人续签护照。 双边压力：有可靠的报告称，出于政治动机，中国企图向其他国家施加双边压力，目的是让这些国家停止批评中国践踏人权或者针对特定的人或者团体采取不利行动。 5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了4名维吾尔人在沙特阿拉伯被拘留的情况。据报道，沙特警方曾告诉这一年被拘留的一对母女，她们将被送回中国。 该报道称，另外两人最初是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在2020年（在前往麦加朝圣途中）拘留的。 民事司法程序和赔偿 尽管因诉讼费用高、法院信誉低下以及很少有人意识到《国家赔偿法》的存在，过去很少有公民申请国家赔偿，但仍有法院推翻错误判罪的情况。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在司法独立方面面临与刑事案件相同的局限。法律规定给予权益受到政府机构或官员侵犯的原告行政与司法赔偿。 法律还允许对遭受错误拘押、精神损害或者由拘留所或狱管人员造成的身体伤害的人给予赔偿。 尽管中央政府在规定上禁止地方当局阻挠或限制“正常上访”，不准非法拘押上访人员，官方对上访人员的打击报复仍在继续。一些规定鼓励所有与诉讼有关的上访都在本地通过地方或省级法院得到解决，强化了使地方官员防止访民到高层上访的鼓励机制。地方官员派人到北京将上访人员强制带回本省，以防止他们向中央政府投诉地方官员。这样的拘押都没有记录，上访者经常是被短暂关押在法外的“黑监狱”中。 财产扣押和归还 不断有报告说，地方政府在没有提供足够的安置房或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强行征用和拆除公民的房屋。公民与政府当局之间有关房地产的纠纷有时会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这些纠纷的原因常常是当地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对拆迁居民赔偿很少甚至不予赔偿，同时对当地官员参与房地产交易缺乏有效的政府或媒体监督，对被拆迁居民也没有提供法律救助或其他解决纠纷的机制。有报告说，当流离失所的居民上访要求赔偿时，当局会拘留和骚扰他们。虽然中央政府声称已进一步加强了控制非法征地行为并制定赔偿标准，但问题仍然存在。 f. 任意或非法侵犯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尽管法律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隐私受到法律保护”，但当局经常不尊重公民的隐私。尽管法律要求警察在搜查房屋之前必须有搜查令，但有关官员经常无视这一规定。公安局和检察官被授权在没有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自行签发搜查令。继续有关于警察强行闯入的报告。 当局经常监控私人之间的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社交媒体应用以及其他数码通信，对政治活动人士尤为如此。当局还拆开并审查国内和国际邮件。安全部门经常监视并进入民宅和办公室搜查电脑、电话和传真机。 根据《自由之家》的说法，监视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面部识别和侵入式监视应用程序）的飞速发展，加上警察越来越多地获取用户数据，助长了对知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普通用户的起诉。 据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万计的监控摄像头来监视民众。人权团体说，有关当局越来越依赖摄像头及其他一些手段来监视和恐吓政治异议人士、宗教领袖及其追随者、藏人以及维吾尔人。这包括面部特征识别和“步态识别”视频监控，使警察不但得以监控事态，而且能够快速识别人群中的个体。对电话和互联网通讯的监控与干扰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尤为普遍。政府在西藏自治区和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寺院中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见特别附件，西藏）。法律允许安全机构在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时中断通讯联络。政府部门收集了新疆居民的基因数据，对敏感健康数据的保护不明确。 6月，安全和技术研究组织互联网协议视频市场报告，新疆当局使用国有科技公司海康威视的面部识别摄像头对新疆的维吾尔人进行广泛监视。报告称，警方通过面部识别和车牌摄像头筛查了“2300万新疆居民的‘恐怖主义’迹象，将那些与海外有联系的人打上标记，‘立即逮捕’”。 当有家庭成员参与被视为敏感的活动时，政府当局还会干涉其家庭的生活安排。 各级和各辖区政府继续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信用制度。第一种是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旨在追踪和防范企业的不法行为。第二种是个人社会信用系统，按照不同的地理位置其实施有所不同。 尽管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社会信用体系，但仍然存在着数十种分散的社会信用体系，分别在地方、省和中央各级政府运作，还有由几个技术公司运行的另外一些“私有”社会信用体系。这些系统从公司和个人那里收集大量数据以解决“社会信任”方面的缺陷，加强对金融信贷工具的使用并减少腐败。这些机构经常收集有关学业记录、交通违规、社交媒体使用、交友、遵守计划生育规定情况、就业表现、消费习惯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 工商专家评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信用体系并不是用来针对公司或个人的政治或宗教信仰的，并指出，中国已经拥有社会信用体系之外的其他工具来针对公司和个人。但是，收集大量个人数据以及未来建立通用和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前景可能使当局得以进一步控制国民的行为。 人权活动人士报告说，当局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监控的另一种方式是询问他们参加与人权有关的聊天群的情况，包括微信群和WhatsApp聊天室。当局监控这些团体以识别活动人士，这导致人们在微信上加强自我审查。 政府在新疆继续施行“双联户”制度，这个制度从已在西藏实行了多年的制度发展而来。这个制度将居民每10户分为一组，要求各组中的家庭互相监视并向政府报告“安全问题”和贫困问题，从而将普通公民变成了举报人。 在新疆，政府还继续要求维吾尔族家庭接受来自政府的“入住”者，让官员或志愿者强行住进维吾尔人家，以监控这些家庭的宗教活动，从中发现“极端主义”的线索。祷告、拥有宗教书籍、或戒用烟酒等都被政府视为有“极端主义”迹象的行为，有这些行为的人都可能会被拘押到再教育营里。 政府限制生育子女的权利（见第六节，生育权利）。 当局有时会滥用措施来尽量减少新冠肺炎的传播。有报告称，大都市地区和较小城市无处不在的监视、居家封控、强制集中隔离、不许上班和封控影响了数百万人。当局要求大多数成年人在移动设备上下载和使用专门的“健康码”和“行程码”应用程序，以跟踪新冠肺炎测试结果、疫苗接种和个人出行。据可信的报告称，这些应用程序被用于非公共卫生目的，以限制个人行动。有侵犯隐私的报告，警察和卫生单位强行进入居民家中进行检测，将居民集中隔离，驱散小群聚集。有许多报告，政府的清零措施被用于非公共卫生目的。 7月10日，在居民被转移到集中的新冠肺炎检疫设施后，广州市卫生和警察官员强行进入了100多套公寓。据当地媒体报道，他们进入是为了寻找逃避强制搬迁的居民，并对房屋进行消毒。 第二节 尊重公民自由 a. 包括新闻机构及其它媒体成员在内的表达自由 宪法阐明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但当局限制而且不尊重这些权利，在行使这些权利与中共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尤为如此。当局继续越来越严密地控制所有的平面、广播、电子和社交媒体，并经常利用它们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中共意识形态。当局审查和操控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期间和公共健康等事务上尤为如此。 表达自由: 由于害怕受到官方惩罚，公民通常会避免讨论政治事务、领导人或“敏感”话题。当局经常对那些质疑中共合法性或批评习主席领导力的公民采取严厉行动。一些独立的智库、研究小组或研讨会报告称受到压力，被迫取消某些涉及敏感议题的讨论会。其他许多人证实，当局定期警告他们不得与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见面，也要避免参加由外国机构召开的外交招待会或公开活动。 在公开演讲、学术讨论或在媒体上发表政治敏感评论，或在网上发表敏感言论的人们仍然会受到惩罚，他们的家人也是如此。此外，公共场所电子监控的增加，同时有许多公民的日常互动向数码空间转移，标志着政府监控日常生活的比例正在增长。小群体或同伴间在社交平台上以及通过信息应用进行的聊天都受到当局的审查、监控并采取行动。同伴间监视并可能向当局告密的威胁越来越大，这进一步削弱了言论自由。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5月5日，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判处网红罗昌平因在2021年10月对一部有关朝鲜战争的电影发表“侮辱性”言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被责令公开道歉。 当局以“散布假新闻”、“非法传播信息”、“网上散布谣言”为由逮捕或拘留了数不清的公民。 这些罪名的范围从分享政治观点或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到分享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事实报告。 这种趋势在新疆尤为明显，政府在那里实行了一套多层面的现实与虚拟的控制系统，用来制止人们的自我表达或从事其宗教或传统信仰。除了在该地区建立的庞大的再教育营系统之外，政府和共产党还实施了一个限制个人言论和网上言论的系统。在新疆，警方经常截停穆斯林和非汉族少数民族人士，要求检查他们的手机以获取被认为是不正当通讯的证据。 该年度中，政府大量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摄像头和其他电子设备来监控所有的言论及行动。新疆当局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库，跟踪该地区居民的行动、移动电话应用程序甚至用电量和汽油用量。 由于政府官员威胁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家庭成员，大量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被吓得保持沉默。那些威胁有时是在中国向其亲属发出的，有时是由中国政府官员在外国发出的（参见第一节e.，跨国镇压）。 政府限制人们表达不受其认可的观点，即使这些言论来自海外也是如此。 中国政府扩大了在网上控制全球信息传播的做法，同时还向外国政府输出其电子信息控制手段。 对涉及习近平主席公众形象的管控非常严厉，审查员大力关闭与官方媒体说法不一致的任何内容。审查员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屏蔽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图像，因为互联网用户用该形象代表习近平。社交媒体网站不允许发表与习近平和中国主要领导人有关的评论。 根据海外网站跟踪审查制度，审查员删除了广东财经大学教授童之伟在今年年初就上海新冠肺炎封控的合法性发表的论点，并暂停了他的微博账户。 童之伟挑战政府建立方舱医院和要求居民允许进入他们家的法律授权。 5月，中共发出通知，警告离退休党员不要 “发表负面政治言论” ，“违反纪律的要严肃处理”。通知强调，党的部门要确保离退休干部和党员 “听党话、跟党走”。 4月18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审查人员删除了在上海新冠肺炎封控期间死亡的人员名单，并查封了一个刊出这个信息的网站。据自由亚洲电台称，这份名单包括至少152人，他们的死亡是政府的清零政策的结果，其中包括被锁在高层公寓的人自杀。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局审查了一名说唱歌手关于上海封城的歌曲《新奴隶》的视频。 4月22日，一份名为 “四月之声” 的上海市民向地方当局求助的电话录音汇编引起了公众关注。录音显示有人恳求食物和药品。在一个案例中，父母抱怨说，他们的婴儿在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后被带到隔离设施去了。当局企图查禁这个视频，但随着人们在这个视频的开头添加电影预告片和猫的视频等内容以逃避审查，这个视频传播开来。到4月23日下午，审查人员已从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中删除了这个视频。 5月，天津的大学生开始了一项网上活动，希望结束与新冠相关的校园封控，审查员随后开始屏蔽他们的帖子。学生们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平台和主题标签质疑为什么地方当局在没有社区传播两个星期以后仍然继续封闭校园。据媒体报道，随着审查人员开始删除“#Haven'tTianjinUniversitiesAlreadyReopened”和“#ReopenNankaiUniversity”等话题标签，学生们开始使用名人的名字作为主题标签来逃避审查，直到他们最终也被屏蔽。 5月18日，时事杂志《外交官》报道，政府正在审查讨论政府新冠肺炎封控政策的重要声音。例如，当局审查了呼吸系统疾病专家钟南山博士在《国家科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放松中国新冠肺炎限制的方法。政府还审查了退休传染病专家缪晓晖医生的一篇帖子，该帖子计算了上海封城期间可能有多少糖尿病患者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媒体报道，当局审查了著名商人王思聪质疑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疗效的帖子。 6月4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3周年纪念日，各种社交媒体账号报道，微信用户无法更改头像。为了审查社交媒体表达纪念，微博屏蔽了蜡烛、落叶和生日蛋糕表情符号以及代表“64”的汉字，这是“6月4日”的代名词，网站微博动态（What’s on Weibo）记载，过去10年每年6月4日都会发生。 有媒体报道，6月当红淘宝直播主“口红一哥”李佳琦中断直播，镜头上出现了一个坦克形状的蛋糕。据媒体报道，尽管他声称这是由于设备故障造成的，但李佳琦从所有社交媒体账户和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三个月。他在9月再次开始直播。 同样在6月，HYPERLINK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t-a-press-availability-21/"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省级政府当局采取措施阻止居民纪念2021年7月河南省发生洪灾，这场洪灾造成近400人死亡。据报道，当局阻止花商向任何打算以鲜花纪念遇难者的人出售鲜花，观察到便衣警察在有人淹死的地铁站附近收走鲜花，微博审查了“#7月20日河南省#郑州暴雨一周年”的标签”。 媒体报道，继6月10日唐山女性遇袭事件后，微博以煽动“性别对抗”和“造谣”为由关闭了900多个账号。 6月14日，中国数字时代披露，当局对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审查，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首名为《不要去喝庆功酒》的民歌。这首歌建议听众不要忘记上海新冠肺炎封城期间发生的事情。这首歌还带有一句警句 “我们是最后一代”，暗指上海封城期间发布的一段流行视频，视频显示一名当地警察敦促上海居民遵守新冠肺炎限制，“以免对下一代造成影响”。那人反驳道：“我们是最后一代。”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自由亚洲电台7月10日报道，唐山一名教师因批评网民庆祝安倍之死而受到处罚。他的前雇主唐山师范大学发表声明称，将对他在微博账号上的言论进行调查。据媒体报道，他的帖子被删除，他的微博账号也被封禁。 7月14日，微博动态（What’s on Weibo） 发布了一个微博公告称，将打击网民使用谐音词，以营造更加 “健康的网络环境，杜绝虚假信息传播” 。该公告指的是使用“错字”来避免审查。根据这篇文章，中国网民开始使用汉字荷兰，因为它普通话发音听起来与河南非常相似，便于进行对抗议河南银行丑闻的讨论。 7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新规定，禁止网络直播主的31种 “不良行为”。据媒体报道，直播主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不得发布或展示任何 “有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内容。 该指令称，那些违反这些规则的人将被列入黑名单并被禁止直播。 8月10日，新闻媒体报道说，政府暂停了主要电子保健提供商丁香园的社交媒体账户，原因是质疑推广一种传统中药治疗新冠肺炎。在上海封城期间，这种药物受到人们的非议，当时政府出资将这种药送到各个家庭，而这些家庭当时正在为获得食物和日常用品而挣扎。 非营利新闻平台Coda9月报告，当局审查了批评新疆实施“动态清零政策”的网上评论。在当局开始在整个地区实施严格封控之后，新疆居民开始在多个平台上报告说，封控导致食品短缺、无法获得非新冠相关的紧急医疗服务，以及无法购买基本商品。审查人员迅速采取行动删除批评性评论和视频，并用有关新疆文化的正面说辞淹没此类评论。 媒体报道，10月13日（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彭立发（笔名彭载舟）化装成建筑工人在北京一座高速公路立交桥上打出两条标语，批评习近平和清零政策。他被评论员称为“四通桥勇士”，据报告在他的行为发生后不久就被拘留了。社交媒体上对他的抗议标语的引用、图片和评论很快被审查。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0月16日，浙江省有关部门拘留并审问了一名在网上支持四通桥勇士打横幅抗议的人。警方扫描了他的手机以获取照片和联系方式。据报道，艺术家萧亮也在10月中旬因贴了一张他为彭立发画的肖像的照片而被当局拘留。 暴力与骚扰： 政府经常阻挠媒体人员的工作，包括公民记者。一些记者报告说，在报道敏感话题时会受到暴力攻击、骚扰、监视和恐吓。政府官员使用刑事起诉、民事诉讼和包括暴力、拘押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在内的惩罚手段来恐吓作者和记者，以阻止他们就广泛的话题发布未经批准的信息。 海外记者的家人也面临骚扰，时有拘押发生，藉此来报复他们海外亲属所做的报道。在海外的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工作的记者们仍有几十名亲属在新疆失踪或被拘押。 记者因发表质疑政府的观点而面临被降职或解雇的威胁。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政府实际存在的压力或对政府压力的恐惧，潜在的消息来源会拒绝与记者见面。长期的媒体联系人继续拒绝私下对话，即使是关于非敏感话题也是如此。所谓的禁忌话题不仅包括西藏、台湾和腐败，还包括自然灾害及“米兔”（#MeToo）运动和新冠肺炎政策。 在这一年中，当局囚禁了许多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工作的记者。政府还以防疫为幌子限制许多独立记者的出行，以使他们噤声。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统计到至少102名记者（专业和非专业）在中国被拘押。其中，60人来自新疆。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2021年1月发布的媒体自由报告发现，政府继续通过人身攻击、在网上挑起事端、网络黑客攻击和拒发签证等方式恐吓外国记者、他们在当地的中国同事以及他们采访的人。99%的外国记者表示，报道条件不符合他们认为的国际标准。当局还鼓励个人对外国记者提起诉讼或威胁采取法律行动。甚至明确同意接受媒体采访的人后来也有人对外国记者提起诉讼。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调查报告称，有9名外国记者被消息来源或政府实体起诉或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将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遇到过国家或国家支持的团体鼓励或煽动的网上诽谤活动，同时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被警察或其他政府官员阻挠过一次。 在新疆的报道依然困难重重。虽然2021年获准前往新疆的记者比2020年多，但他们遇到监视和骚扰。在接受调查的曾前往新疆的记者中，88%的人表示他们受到明显的监视，44%的人表示当局打扰了他们的采访，34%的人被迫删除了视频和照片。 为外国新闻媒体工作的本地员工报告称，除了当局继续严格执行对这些员工的限制措施外，骚扰和恐吓也增加了。法律禁止外国新闻机构直接聘用中国公民，他们必须使用外交部下属的外交人员服务局聘用的人员。行为守则用开除或撤销资格来威胁那些从事独立报道的中国籍雇员。该守则还指示中国员工向其雇主提供有助于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信息。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称，他们仍然无法雇到他们希望雇到的足够的本地工作人员，并称当局继续对不喜欢的媒体机构实行每位外国记者配一名当地研究人员的非官方上限。 一些媒体甚至报告说，无法获得外交人员服务局的许可为每位记者聘请一名当地研究人员。新员工对承担可能被视为政治敏感的工作有顾忌，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工作范围和贡献。 据自由之家说，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遭到大规模驱逐或基于国籍的签证拒绝，与国家安全指控有关的审讯企图，以及已明确同意接受采访的消息来源提出的可疑诉讼”。 政府官员还企图压制境外新闻业；参见第一节e.，跨国镇压。 2020年被拘留的彭博社记者范若伊（Haze）于1月获保释，但仍在接受危害国家安全的调查。 2月2日，微博动态（What’s on Weibo）报道，一名荷兰记者在荷兰NOS频道直播北京冬奥会期间被保安拖走。根据该文，NOS Nieuws主编马塞尔·格劳夫指出，该事件是“中国新闻自由现状的一个惨痛例证”。据媒体报道，那个保安后来声称该记者当时站在禁区内，但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在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中国当局警告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参与者避免“任何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或言论”。获得这种警告的人将此理解为避免与媒体讨论任何敏感话题的警告。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报告，安全人员阻止记者采访奥林匹克滑雪场馆附近的居民。当局告诉记者，所有在公共场所的报道都需要获得批准。记者报道说，中国官员对拍摄任何与奥林匹克有关的事物特别敏感，例如商品商店或奥林匹克标志。《华盛顿邮报》的中国分社社长报告称，在报道了奥运吉祥物后，网络喷子用尖酸刻薄的评论淹没了她的账户。据报道，有关官员跟进并企图阻止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中国记者的报道。 3月4日，北京警方找到西班牙记者海梅·桑蒂尔索，询问他报道全国人大的情况。 公民记者王吉贤受到网络喷子的暴力威胁，因为他在乌克兰的报道视频不支持中国对战争的叙述。 6月12日，唐山警方拘留并虐待了记者张维汉（音）。这名记者当时正在报道6月10日当地一家餐馆发生的4名女性被暴力袭击的事件。6月18日，维权网报道，一名来自福州的记者在微信群中宣布他想去唐山调查此案后，被以新冠肺炎的理由隔离在家中。自由亚洲电台6月21日报道，唐山当局拘留和审讯了抵达该市报道烧烤店打人事件的记者。 8月9日，据媒体报道，独立记者毛惠斌因涉嫌发表有关唐山被打女性的文章被逮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毛惠斌在调查这些女性的下落后被指控“寻衅滋事”。 11月27日，至少四家外国媒体的记者在上海报道示威活动时被拘留。 一名路透社记者被拘留了大约90分钟，然后被释放。一名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被警察拳打脚踢，并被戴上手铐带走。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除了后来释放他的官员声称他们“逮捕他是为了他好，以防他在人群中感染新冠肺炎，除此之外，当局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官方解释或道歉”。瑞士电视网络RTS的一名记者和摄像师在抗议现场进行现场直播后被拘留，他们的视频设备被没收。一名美联社记者被警察摔倒，并多次击打头部，并被带到一个派出所，然后获释。 当局继续压制与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有关的任何报道。自由亚洲电台6月报道，记者高瑜在天安门广场镇压33周年之前在北京被软禁。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的创始成员查建国声称，警方警告他不要就周年纪念日向媒体发表讲话。天安门母亲受害者团体的一名代表也报告说，她被禁止接受媒体采访。 新闻机构人员和包括网上媒体的其他媒体人员受到审查或者报道内容受到限制： 中共和政府继续对所有的出版物、网上及广播材料保持绝对控制权。 只有官方媒体机构才能得到政府批准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或其他被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尽管中共及政府没有对所有出版和广播的内容做出详尽指导，但却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来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报道某个问题，或者干脆下令禁止报道。中国官方的宣传部每天发布指南，说明应在所有媒体中宣传哪些话题，以及如何报道这些话题。为私人媒体公司工作的中国记者证实，要求遵守政府对话题的选择以及内容要求的压力越来越大。 记者在政府严格管控的环境中工作。只有获得政府官方认可的新闻记者才被允许发布平面或网上新闻。中共持续监测记者们各种形式的报道，包括平面新闻、电视报道以及包括直播在内的互联网新闻。记者和编辑自我审查以保持在中共规定的范围内。他们因越过这些界限而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些界限通常是模糊的，由宣传官员随意决定改变，而且是倒追回去执行。宣传部门强迫报社和网上媒体解聘发表内容与官方政策不一致的文章的编辑和记者，并暂停或取缔出版物。政府当局控制直播等技术，并继续向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施压。 中共中央宣传部命令媒体严格按照权威部门提供的信息报道。指南警告媒体不准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官方回应和国际质询等话题，以及与党政官员的声誉、一般健康与安全以及外交事务有关的问题。 政府试图完全控制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和私人评论，从而削弱了本地和国际上报道新冠病毒传染情况的努力。从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发生时起，其相关信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就受到严密封锁。流行的直播和消息传递平台微信和YY直播继续执行审查规程。 由于中共不认为互联网新闻公司是“官方”媒体，这些公司都受制于会削弱其运行的法规，并且被禁止报道可能是“敏感”的消息。 公民记者面临艰难的环境，当局试图控制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包括“自媒体”或“社交媒体”账户。这些通常是在社交媒体上独立运营的博客，背后没有体制内媒体的官方支持。自媒体已成为最大的新兴潮流之一。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0 年网络媒体占了全国媒体市场的 80%。网络上收紧的限制进一步打击了个体记者，他们也无法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认证。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测试并颁发公民从事新闻行业所需的许可证。未经认证的记者可能面临法律麻烦，甚至刑事指控。 主要限于在宾馆和外国人聚居区播放的海外新闻播报也受到审查。国际期刊上有关敏感问题的文章会被拿掉。电视新闻在播放敏感话题时会出现黑屏。 政府规定禁止和限制公众观看外国电视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那些外国节目。而当地的电视台必须将其整体节目中的外国节目限制在30％以下。 当局继续禁止出版他们认为内容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图书。法律仅允许获得政府批准的出版社出版图书。出版所有的图书和杂志仍旧需要国家颁发的出版号；出版号收费高昂，而且难以取得。未经中央有关当局和相关省级出版当局批准的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或电子出版物不得出版发行。未经政府批准而试图出版的人面临判刑、罚款、没收图书和其他形式的处罚。中共控制出版行业的手段还包括事先将某些话题列为国家机密。 政府规定禁止销售未获得进口许可的外国出版物。这包括禁止网上销售平台销售未经政府批准的“海外出版物”，包括图书、电影和游戏。该禁令也适用于与出版物有关的服务。 当局删除了有关3月21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坠毁的网上评论，并限制记者进入坠机现场。据媒体报道，记者杜强被禁止进入坠机现场。 位于香港大学的媒体研究中心“中国媒体计划”报道了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3月28日发布的公告，称正在追查散播有关MU5735坠机的“非法信息”和传播“阴谋论”的消息来源”。网信办报告称，从互联网上删除了27万9000多条“违法违规信息”，删除了2713个用户帐户，并关闭了1295个主题讨论。 媒体报道，记者被限制前往唐山，根据录像，6月10日，一群男子殴打了几名女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说，地方当局收紧了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试图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受到讯问和骚扰。 6月10日，《卫报》 报道，上海地方政府发布指令，限制在媒体报道上海新冠肺炎封城时使用 “封城”一词。据媒体报道，该指示指出，当地媒体不应使用“解封”一词，因为与武汉不同，上海当局从未正式宣布封城。 当局审查使用政府官方资料的文章。8月，中国智库安邦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新冠肺炎措施的白皮书，表示 “中国该是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的时候了”。作者们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停滞风险，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疫情影响……所谓‘疫情影响’不是疫情本身，而是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 这篇论文很快从安邦网站上删除，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受到审查。 在俄罗斯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审查人员命令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账户避免对俄罗斯的任何批评或对北约的正面评论。 书面/口头诽谤法： 根据法律，诽谤罪最高可判处三年徒刑；不能以真相作为辩护。 国家安全： 当局经常以保护国家安全作为限制表达的正当理由。政府领导人以恐怖主义威胁的借口来限制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表达自由。 这些都是限制新闻传播、出版物以及其他压制表达的基本理由。 媒体报道，7月26日，山东诗人、维权人士鲁扬在山东省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秘密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20年，鲁扬发布了一段视频，呼吁习近平下台并“结束中共独裁统治”。随后，他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后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他的妻子在宣判后受到骚扰，政府人员告诉她不要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他们威胁说，她将被要求辞去工作，无法养家糊口。他家的财产被没收。 互联网自由 政府严格控制并高度审查国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在没有适当法律授权的情况下监控私人网络通信。中国国家网信办经营着一个名为“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网站，互联网用户可以在该网站报告被认为对中国有害的信息，包括政治信息。 以网络安全保卫局为首的国内互联网有关当局将那些被指控在网上公开或私下抹黑政府的人作为目标。中国国家网信办直接管理包括网上新闻媒体在内的互联网内容，推广中共的宣传。它在规范网上媒体做法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威，并在规范和管理网上信息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6月26日，网信办发布关于互联网用户账户信息的新规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验证含有涉及国家或政府机构的内容或标识的帐户，以防止有人误导公众。 这些规定还要求所有要制作专业主题内容的帐户提供其专业资质。 11月16日，网信办发布规定，要求互联网用户在评论或“点赞”帖子时使用真实姓名，并表示将警告用户发布“负面”信息或传播谣言。 政府在全国、各省和地方继续雇用成千上万的人来监视电子通讯和网络上的内容。据报政府雇用人员在各种网站和社交媒体上推广官方观点，打击网上出现的不同看法。互联网公司也自行雇用数以千计的审查员来执行中共和政府的审查指令。中央网信办规定网站、移动应用、论坛、博客、即时通讯服务和搜索引擎都要确保对政治、经济、外交的新闻报道或评论都符合政府立场和优先事务。 法律规定在中国国内运行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必须控制在自己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否则就会面临惩罚。据公民实验室说，中国国内微信用户的聊天信息和图像都被自动过滤，从而限制了他们自由交流的能力。 得到广泛应用的通讯应用程序微信仍然受到严格审查。在中国注册的账户收发与中国政治等敏感话题相关的帖子时，信息会消失不见。当局继续使用该应用程序监控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批评人士，其中一些人因其交流内容而被警方拘留或被判刑入狱。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若继续使用在中国创建的账户仍然会遭到审查。 在10月的中共第二十届代表大会期间，媒体报道，如果用户发送或转发被视为政治敏感的信息，微信将暂停帐户并审查微信群聊。审查人员还扩大了在微信以及微博、抖音等其他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屏蔽的用词列表。微信不允许那些发布或分享重要信息的人在群聊中提交信息，或者完全封锁账户。 法律允许政府“监测、防御、处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境外的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并且把利用互联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确定为刑事犯罪。该法律还允许安全机构在“重大安全事件”期间切断整个地理区域的通信网络。 媒体报道，11月29日，针对11月下旬发生的全国范围内反对新冠肺炎限制的抗议活动，网信办发布了关于数字媒体的新规定。有许多可信的报道显示，被认为表达对抗议活动支持的内容已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删除。泄露出来的指令还指示审查人员启动“互联网一级应急措施”，并打击用于绕过“中国防火墙”的工具，例如虚拟专用网(VPN)、虚拟专用服务器、网络加速器和海外账户。 政府继续努力限制VPN的使用。尽管政府允许包括一些主要的国际公司在内的用户使用经授权的虚拟专用网络，许多小一些的公司、学术界以及公民都被禁止使用。中国政府经常惩罚那些被发现未经授权而使用VPN的人。但同时政府又默许一些人通过VPN到访推特、脸书、电报以及其他通常在中国无法到访的网站，目的是攻击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观点。例如，中国大使馆和国营媒体经常在推特、脸书和油管用中文和英文发帖。《经济学人》6月30日发表的观察文章指出，电报（Telegram）和WhatsApp以及VPN服务等加密通信应用程序经常中断，尤其是在一年中的“敏感”时期和重要的政治事件期间。 中国政府屏蔽了数以千计外国网站，包括许多主要的国际新闻和信息网站，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经济学人》以及诸如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的网站。当局屏蔽了其它许多网站和应用程序，包括但不仅限于谷歌、脸书、油管、WhatsApp、推特、Clubhouse、Signal以及维基百科。尽管推特和其他外国社交媒体在中国被封锁，但据估计它们在中国拥有数百万用户，包括政府和政党官员以及著名的记者和媒体人物。当局还屏蔽了大量外国大学的网站。 政府审查员继续阻止任何来源讨论敏感话题的内容，例如香港民主抗议、台湾、达赖喇嘛、西藏、新疆、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以及对政府清零政策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批评。 社交媒体帖子报道，对著名人权捍卫者的互联网搜索受到审查。在百度和新浪微博、百度贴吧、腾讯/搜狗的微信等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搜索“许志永”没有任何结果，而同样的雅虎搜索得到30多万个结果。百度也删除了关于许志永的维基文章。一位推特用户注意到，百度贴吧有专门针对“1988”和“1990”的论坛，但搜索“1989”会收到以下通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相关结果未予展示。” 推特消息记录了一家广州公司的微博帐户在2月份被暂停，原因是它发布了一幅以奥运吉祥物冰墩墩为主角的卡通片，让人联想到1989年天安门坦克人的照片。 4月21日，专注于新闻和技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世界其他地方” （Rest of the World）报告说，政府以“审查不力”为由对社交媒体网络豆瓣网进行了处罚。当局于2021年12月对该公司处以1050万元人民币（165万美元）的罚款，并从中国的安卓应用商店下架了其应用。根据“世界其他地方”，3月，网信办派专案组到豆瓣督办“整改”。 5月19日，位于多伦多的专注于通信技术和人权的学术中心 “公民实验室”（The Citizen Lab）发布了一项研究，发现微软的Bing搜索引擎审查了中国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话题和个人（例如中共领导人或持不同政见者）的搜索。该报告进一步发现，这种审查制度影响了中国和北美的英语和普通话用户。 5月，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一份题为《赢得网络》的报告，发现中国对其关于新疆和新冠肺炎的叙述的放大 “利用了”谷歌、Bing和油管的“搜索引擎结果”。报告发现，在这些平台上，新闻搜索得到的结果经常是“国家支持的内容”。例如，在88%的“新疆”搜索结果中，前10名结果中有中国官方媒体，而在油管上，在98%的“新疆”搜索结果中，官方媒体出现在前10名。该报告进一步发现，至少“19个与中国没有正式关联的不同来源”定期“一字不差地”重新发布中国官方媒体内容。 媒体报道，国家主导的网上努力阻止人们公开支持妇女权利。7月15日，《外交官》报道，中共“默许”对中国女权主义者的网络霸凌。党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21年发表社论，声称“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根本，并且对一些“西方女权组织”提出警告。 7月27日，中国数字时代披露了小红书（一家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如何根据中央政府的审查准则审查了文字和主题。网信办审查指令将“实时”执行。 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被删帖包括劫车、山体滑坡、牲畜疫病传播、罢工、地域歧视、公开批评中共、学生自杀等话题。 前总书记胡锦涛于10月22日被强行带离中共二十大会议后，在百度上搜索“胡锦涛”视频时，只能得到官方媒体上他原来担任领导人时的照片。百度和腾讯搜狗对搜索“胡锦涛”的用户做出自动回复，称该搜索要么被审查，要么没有。 政府审查商业和经济信息。 由于政府宣布同性行为或同性关系是“非正常的性关系”，并且不准对其进行描述，所以网上禁止提到同性恋行为、同性关系和生殖器的准确科学术语。 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全面配合对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案件的调查，一经发现立即停止传输此类信息并向当局举报这种犯罪行为。这个规定的定义宽泛而且没有明确的限制。此外，这些公司还必须按照当局的指令从其网站上删除此类信息，否则将会受到相关部门如公安部和执法当局的惩罚。 限制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政府继续限制学术自由和艺术自由，并在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限制讨论政治和社会课题。中宣部发布的限制规定和决定约束了人员和思想的交流。 海内外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都自我审查，他们知道与政治话题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会被视为内容过于敏感而不得发表。对艺术作品的审查与自我审查也很常见，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艺术作品。当局严查文化活动的内容，并施加压力敦促讨论中的自我审查。 政府和中共组织部控制着大学里大多数领导职位的任命，包括系主任。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都在8月任命了新校长，他们都有中共背景，但没有多少学术经验。尽管是否是共产党员并不总是取得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但没有党籍的学者能够得到的晋升机会往往很少。被视为政治敏感的学术领域（例如，民权、高层裙带关系和公民社会）是禁区。一些学者要对自己发表的内容做自我审查，面临要得出预设的研究结果的压力，或者在政治敏感时期无法召开有国际人士参加的会议。外国学者声称，政府用拒发签证、阻止查阅档案、不让做实地调查或访谈等方式来迫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做自我审查。在课堂上使用外国教科书受到限制，而国内出版的教科书在中共的编辑控制之下。 所有大学的审查、思想工作和监视导致学生参与学术讨论的范围缩小，学术自由进一步受到侵蚀。中共要求大学不仅要观察和报告学生的思想问题，包括他们的网上评论，还要教育其他人“纠正”西方思想。 2月，当局开始限制在学术资料中提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3月，五位著名的中国历史学教授写了一封呼吁和平的公开信，表达了他们反对战争的立场，并表示坚决支持乌克兰人民保卫国家。审查员在一小时后删除了这封信，一些评论者称这些教授为“叛徒”。4月，各省政府要求大学教师参加讲座，以“纠正”他们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使其与中国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 流行音频平台猫耳FM 8月23日宣布，由于“技术原因”，下架了多部耽美（两个男性角色之间的爱情故事）广播剧。 在新学年开始时，据报告有一些使用先进技术的额外的监测措施。据中央电视台8月报道，许多学校向小学生分发了带有摄像机的钢笔，以便在上课时间监控孩子。这种笔实时记录学生如何记笔记，并将这些信息传输给老师。 7月15日，新闻媒体报道说，中国开发的文字处理软件WPS具有内置的审查程序，可以审查用这种程序起草的文件。一位作者报告说，由于WPS的审查规程，她无法访问本地保存的内容。WPS开发商金山软件回复称其遵守中国法律。 中国反对学术自由的努力延伸到海外的中国学生和教授。当局定期监控中国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国外校园和学术机构中的活动。 当局经常阻止学者参加国际研讨会。政府法规要求中国学者在亲自或网上参加任何国际活动之前，必须获得所在机构的批准。3月，至少有五名学者被阻止参加由亚洲研究协会主办的年度会议的网上小组讨论。当局不鼓励或阻止学者与一些驻华外交使团联系，或参加外国政府赞助的一些学术交流项目。 政府继续限制获取信息和外国研究资源。6月，网信办对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发起调查，这是一项声称拥有世界上最大读者群的学术研究服务。据媒体报道，此举是为了先发制人地防范“安全风险”，保护国家安全。媒体报道说，该机构的6000万篇文章都经过中国政府审查员的筛选，他们清除了他们认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研究。2021年，类似的学术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被中国当局整肃。删除的内容包括大多数与对人权活动家和非法宗教组织成员的判决有关的资料。 5月，四川大学的一位前任讲师在《纽约客》中描述了一名学生举报他在一堂课上涉嫌“政治不当行为”，这种现象称为举报。他写道，“学生可以举报老师对敏感历史事件的评论，或者似乎与共产党政策相抵触的言论……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模棱两可的言论尤其危险。”文章称，当学生举报老师时，学校会进行调查，之后老师可能会被开除。作者说，这造成了一种教育者不愿发表意见的氛围。他对学生论文的反馈发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上的吐槽。虽然学校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但没有跟他续约。 据媒体报道，6月新片《壮志凌云：独行侠》被禁影。媒体表示，这一决定是由于影片对美军的正面刻画，以及男主角所穿夹克上的台湾国旗。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腾讯高管担心北京的共产党官员会对该公司与一部歌颂美国军队的电影有联系而感到愤怒，因此他们退出了这部价值1.7亿美元的派拉蒙影业制作。” 6月14日，路透社报道，当局要求迪士尼剪掉电影《光年正传》中描绘同性伴侣的场景。迪士尼拒绝后，该片在中国的上映也未获批准。 8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的结局被中国审查员修改，以便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原版中，两个恶棍逃脱了惩罚，但在中国发行的版本中，一个被监禁，另一个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纽约时报》指出，这是支持中国鼓励提高出生率的说法。 b. 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政府限制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和平集会的自由 尽管宪法规定和平集会自由，但政府严格限制这一权利。法律规定这种活动不得挑战“党的领导”或侵犯“国家利益”。对政治体制或国家领导人的抗议遭到禁止。对于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示威，当局不予批准，并且迅速压制。 全国各地的公民继续公开集结以抗议驱赶、强迫搬迁和不当补偿，经常会导致与当局的冲突或正式起诉。媒体报道，本年度在全国各地发生了数千起请愿。尽管和平请愿是合法的，公安官员却极少发放许可。尽管有限制，仍有很多示威发生，但当局会迅速驱散那些因各种政治不满或社会不满而起的示威，有时甚至过度使用武力。 超过200人参加的音乐会、体育活动、健身班或其他集会都需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本年度的大型集会活动都被取消了。 当局继续镇压学生对新冠肺炎封控的抗议活动。4月，山东省鲁东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抗议学校的新冠肺炎封控和大规模核酸检测后被开除，并受到警方警告。5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举行了一场和平抗议，抗议学校决定安装隔离学生的金属板墙、每天核酸检测的规定以及禁止客人来访和送餐。当局审查了显示学生抗议的视频和照片。 11月下旬，全国爆发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实施严格的新冠肺炎控制措施。 有许多关于警察对抗议者使用暴力的报道，其中包括一些被拘留的抗议者。 抗议活动发生后，多家媒体报道当局对参加示威活动的人进行了镇压。中共表示将“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媒体报道，警方打电话给参与者，要求提供他们的行踪，并拦下路人，搜查他们的手机，看他们是否有VPN或外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一个案例中，警察访问了参与者的家，说周末抗议是一次“非法集会”。抗议活动发生后，安全部队大量出现在主要城市，以阻止进一步的示威活动。据报道，警方长期拘留了参加示威的人。 媒体报道，7月10日，一千多名储户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郑州市支行门前，要求取回存款。据媒体报道，满载40多辆大巴的便衣保安人员使用武力驱散抗议者。录像显示抗议者遭到暴力袭击。示威者还批评河南政府未能反腐反暴，有人呼吁李克强总理“调查河南”。抗议活动结束后，有报告说，一些抗议者在回家后面临持续的骚扰和监视。 结社自由 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但政府限制这项权利。中共的政策和政府法规要求所有的专业、社会和经济团体在政府正式登记并获得批准。这些法规阻止了成立自治的政治、人权、宗教、精神、劳工和其他政府认为有可能在任何领域挑战其权威的团体。政府依旧严密控制民间组织，有时会拘押或骚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宣传针对非政府组织，诋毁他们任何与外国政府的关联。 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系统非常严格，但是具体的规定会因外国或国内的组织而不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都要在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挂靠一个得到正式认可的、作为其“专业监督单位”的机构。寻找一个挂靠单位并非易事，因为挂靠单位要为挂靠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承担民事或法律责任，而且挂靠单位要遵守繁重的报告规定。所有的团体组织都必须报告其资金来源，包括来自外国的资金。 所有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都应该建有一个党组织，但实施的情况参差不齐。当局称，这些中共党组织要对非政府组织在“为重要的项目、重要的专业活动、主要的开支和资金、接受大额捐款以及有外国人参与的活动等方面做决策时”“加强指导”。当局进行年度抽查以确保在“思想政治工作、党建、财务和人员管理、学习班、对外交流、接受外国捐助和帮助、以及按照该组织的章程运作”等方面合格。 法律规定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安部登记，而且要为其运作或为其一次性的活动找到一个被国家认可的挂靠单位。未能符合该规定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面临民事或刑事处罚。对登记被拒的非政府组织，该法律不提供申诉的程序，并且规定，被发现违反某些规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被禁止在中国运作。法律还规定，与没有登记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国内团体会受到惩罚，并可能被取缔。 许多政府机构没有负责境外非政府组织挂靠事宜的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模糊，哪些活动构成“政治”活动因而非法，这也含糊不清，使许多商业组织和校友会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处于该法律的管辖范围。政府缺乏明确的沟通，再加上安全部门的骚扰，导致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暂停或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 如果外国非政府组织要向国内团体捐款，该组织在中国必须拥有一处代表办公室来收款，或者如果举办临时活动，可以使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银行账户。根据法律，禁止外国非政府组织用任何其他方式汇出或接收资金，而且这样的资金必须向公安部报告。这个法律还禁止外国非政府组织募捐或进行“营利活动”。 尽管所有的登记团体都在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有些非政府组织，主要是以服务为目的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在运作中受到的检查少了一些。当局支持一些针对扶贫救灾等社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团体从事政治或宗教活动，拒绝服从的团体会面临刑事处罚。 当局继续限制、驱逐和调查接受外国资助的本地非政府组织以及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藏民社区提供帮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旅行限制、官方对其工作人员的恐吓以及无法与当地的合作伙伴续签项目协议，几乎所有这些团体都被迫全部削减其活动。 c. 宗教自由 请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网址是 https://www.state.gov/religiousfreedomreport/。 d. 出行自由和离开国家的权利 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境内出行、出国旅行、移居国外和返国的自由，但政府不尊重这些权利。 政府经常先发制人地骚扰和恐吓个人及其家人，不准他们在国际和国内旅行，将他们软禁或在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假期让他们“强制旅游”。 境内出行 当局继续严格限制出行自由，特别是在重要周年纪念日、外国国庆日、外国政要来访或重大政治事件之前限制政治敏感人士的出行，并防范示威活动。维吾尔人在新疆内外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尽管在前往其它地方旅行前要得到地方官员批准的“国内护照”的作法已经于2016年停止使用，当局仍然在人们进入或者离开城市时以及在公路上检查证件。在新疆，安全官员在市场和清真寺等公共区域设立检查站，管理人员的进入，这些检查站要求维吾尔人扫描其身份证，接受面部识别检查，并将包袋放入机场式的安全检查机器。在这些地区的汉人不受这些限制。 尽管许多省和地方政府放宽了限制，但政府仍然实行全国性的户籍（户口）制度，并保持对自由变更工作地或居住地的限制。虽然许多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那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是农村人均收入的三倍，但他们通常无法在国内更改其正式住所或工作地。大多数城市都对每年可签发的新的暂住证实行配额管理制度，因此，所有工人，包括大学毕业生，都必须竞争数目有限的此类暂住证。农村居民尤其难以在省会城市获得户口，但在这些城市之外，许多省份取消或降低了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的障碍。 户籍登记制度增加了农村居民在城市面临的困难，即使他们在那里安家并找到了工作也仍然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2月发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居住在其户口所在地以外的人口为2.8亿。外来劳工及其家人在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方面面临重重阻碍。 由于外来劳工不是合法登记的城市居民，许多人在其工作与生活的城市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如子女的公共教育或社会保障服务。 根据适用于被行政拘留的惯犯的“留场就业”制度，当局不准某些刑期已满的人回家。一些获释或假释人员回家了，但是没有出行自由。 专家评估认为，中国某些地区用于监测新冠肺炎的健康码系统被用作限制活动人士和寻求解决敏感问题的普通公民行动自由的工具。观察人士表示，健康码系统提供了一种监控工具，并促使一些省市汇集了以前相互孤立的各种数据资料，例如个人健康信息和地理定位历史，从而促进了新兴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 多家新闻媒体报道，7月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银行抗议活动中，一些市民的健康码变红（表示此人必须隔离），严重限制了他们进入公共场所和室内区域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能力，尽管他们通过了正常的新冠肺炎检测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这座城市。 郑州纪委6月22日宣布，6名党政官员因滥用新冠肺炎健康码以防止银行储户抗议银行欺诈而受到“处分”。纪委调查发现，1317名储户被非法赋予“红码”，其中871名不在郑州。 6月27日，一段视频被广泛传播，视频显示辽宁省丹东市一位年迈的父亲和女儿在为父亲取药时被警察阻止，因为女儿的健康码不是绿码。这家人随后与警察发生口角，随后当地警方对女儿发出了拘留10天的通知，而父亲则被告知可能会因袭警而受到起诉。 根据她10月31日在推特上的帖子，知名人权律师王宇因她的北京健康码应用“弹窗”（即通知有人可能去过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地点）而无法返回北京。王宇说，她当时被拒绝进入北京70多天。今年2月，当北京健康码首次添加“弹窗”时，包括王宇在内的知名人权律师被限制在中国境内旅行和返回北京。 出国旅行： 政府对移居海外和出国旅行实行控制。政府拒绝护照申请或在机场和其他边境口岸对离境旅客使用出境管制，禁止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受聘于政府职位的人员出国旅行。一年来，许多律师、艺术家、作家及活动人士不时地被禁止出境。当局还阻止一些活动人士的家属旅行，包括外籍家庭成员。 边境检查人员和警方有时以威胁“国家安全”作为不准离境的理由，尽管当局经常不对这种禁止离境提供任何理由。大部分此类人员是在试图旅行时被当局拦截在机场。 由于旨在减少国际旅行以尽量减少来自海外的新冠肺炎感染的限制，大多数公民无法获得或延期护照。被政府视为有潜在政治威胁的人报告他们时常被拒发护照或被阻止出国旅行，这些人包括宗教领袖、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和他们的家人，还有少数民族人士。 维吾尔人，尤其是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报告说，他们的护照申请很难获得批准。他们经常被拒绝出国旅行的护照。自2016年以来，当局下令新疆居民上交护照，或告诉居民没有新护照可发。 5月10日，媒体报道，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严格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的境外旅行，以落实全国新冠清零政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广州市边检人员在旅客抵达时询问他们在国外的活动、返回中国的原因以及他们是否计划再次出国旅行。媒体报道说，有人的护照被剪角作废，以防止这些人离开中国。网络出版物《第六声》进一步报道，2021年上半年，政府仅签发了33.5万本护照，占2019年同期总数的2%。 流亡： 法律既没有规定公民返国的权利，也没有提到流放问题。政府继续拒绝许多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活动人士或“麻烦制造者”的公民重新入境。尽管前几年当局允许一些居住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回国，但被保外就医并获准离开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往往实际上被流放。 e. 难民保护 尽管政府限制进入边境地区，但政府定期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合作，难民公署在北京设有办事处。 庇护途径： 法律没有赋予难民或寻求庇护者身份的规定。政府没有制定难民保护制度，但是通常认可被联合国难民署记录在册的在中国的难民。 这些留在中国的避难申请者和难民无法获得教育和社会服务，并且随时都可能被递解出境。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报告说，中国官员继续限制该机构人员进入中国边境地区。当局有时会拘留和起诉协助朝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公民以及为非法越境提供便利的公民。 驱回： 政府继续将越境的北朝鲜人视为非法“经济移民”，而不是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并将其中许多人强行遣返朝鲜，这些移民会在朝鲜面临严厉的惩罚，包括酷刑、强迫堕胎、强迫劳动、性暴力或死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边界关闭，此类移民入境的数量在本年度有所减少。3月，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说，有1500多名朝鲜人在中国被拘留，并面临被遣返的风险。 被中国当局拘留的朝鲜人将面临强制遣返，除非他们能够支付贿赂以确保其获释。希望防止朝鲜亲属被迫回国的家庭成员必须向中国当局支付费用，据称这笔钱是用来支付拘留期间的费用。尽管被拘留的朝鲜人偶尔会被释放，但他们很少获得必要的许可而安全地进入第三国。 获得基本服务： 难民通常由于没有合法身份而无法享受公共卫生保健、公费教育或其他社会服务。 持久解决办法： 自越战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地方安置来自越南和老挝的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员定居中国境内方面基本上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了合作。 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继续就允许这些长期居民及其子女（许多人在中国出生）入籍的问题进行讨论。 e. 国内流离失所人士的状况和待遇 不适用。 g. 无国籍人士 国际媒体报道称，朝鲜妇女在中国生了多达3万个孩子，这些妇女大多是被贩运到中国并与中国配偶结婚，但由于她们没有合法身份，生的孩子无法上户口，从而使这些孩子在事实上成为无国籍人。这些孩子无法获得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尽管有法律条文称，只要有一名家长是中国公民，孩子就可以成为公民。据报道，中国父亲有时不为子女登记，以免暴露其朝鲜伴侣的非法身份。 第三节 自由参政的权利 宪法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省、地区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把持着人大的立法议程。尽管法律规定对县级或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进行选举，但公民并不能自由地选择管理他们的官员。中共控制了所有的选举，并继续掌控着政治权力职位的任命。中共使用包括软禁在内的各种恐吓手段，阻止独立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 选举与参政 最近的选举： 直接选举在一党制政治制度下进行，公民只能投票选举他们本地一级的代表。所有候选人都是中共党员或经中共批准。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的2980位代表选举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总理和副总理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由175名成员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监督这些选举并决定全国人大的议程和议事规则。全国人大代表每5年选举一次，其过程由中共控制。 根据中国民政部于2019年的统计，在中国60多万个村庄中，几乎所有村庄都实行了对地方政府下属机构即村委会成员的直接选举。直接选举官员仍然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并被严格限制在最低的地方级别。仍然存在腐败、贿选以及乡镇官员和中共干部干涉选举的问题。法律允许每位选民最多为另外三位选民代理投票。 选举法管辖各级立法机关，然而对其遵守和执行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各不相同。根据此法律，公民有机会每五年选举一次县级或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上级政府官员或中共干部在这些选举中控制了候选人的提名。在更高的级别，立法者在他们的同级别立法者当中选出人大代表。 例如，省级人代会选出全国人大的代表。地方的中共党委书记一般同时在地方人代会的领导团队中担任职务，从而增强了中共对立法机构的控制。 政党与参政： 官方说法声称，“中国采取的政党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然而，中共保持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政府禁止成立新的政党。政府正式承认1949年之前成立的九个党派，中共之外的党派在全国人大中占有百分之30的席位。这些非中共代表并不行使政治反对派的功能。他们在立法或决策中的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只能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导下运作。中国民主党仍然被取缔，政府继续监视、拘押和监禁现在的以及前民主党党员。 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参与： 妇女和少数民族或者历史上没有被代表的群体在政府或中共部门中担任了少数几个有重要影响的职位。中共二十大没有女性晋升为24人的政治局的委员，这是自1997年以来政治局首次没有女性成员。从来没有女性进入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选举法对妇女和少数民族代表的配额有一般性规定，但要达到这个配额，负责选举的机构经常不得不违反选举法。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中有438名来自5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6%。国内所有被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第二十届中共党代会上选出了15名少数民族人士进入有204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中没有少数民族委员，只有一名省级党委书记是少数民族，但是有数名少数民族人士在省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蒙古族妇女王莉霞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相当于省长。白族妇女谌贻琴担任贵州省党委书记。 第四节 政府腐败及缺乏透明度 尽管官员腐败会面临刑事处罚，但政府和中共执法情况参差不齐，也不透明。腐败行为依然很普遍。许多腐败案件都涉及受政府高度监管的领域，比如土地使用权、房地产、矿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都容易发生欺诈、贿赂和回扣。法院的判决常常无法对特权部门执行，这些部门包括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军方人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员。 “透明国际”的分析显示，在中国，腐败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本年内有很多政府腐败的报告。 根据法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是一个政府和中共的机构 负责根除腐败 和纪律检查（执行合规）。他们的调查可以针对任何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法官和检察官。该机构可以调查和拘押与被调查公职人员有关联的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被赋予国家权力，可开展 针对 任何行使公共职责的雇员的调查，包括医生、学者和国企雇员。可信的报告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调查和通过留置进行的关押有时出于政治动机。 腐败： 在许多案件中，政府检察官就腐败问题调查了公务员和国企领导，这些人通常还兼任党内高级职务。 虽然受到严密控制的国家媒体公布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腐败案调查，但总体而言，对于党政官员因腐败接受调查的程序很少有细节披露。观察人士还表示，腐败指控往往是清除政治对手的借口。 9月，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一个月，吉林省长春市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无期徒刑。据《南华早报》报道，他还被指控领导一个“政治团伙”和对习主席不忠。据官方媒体报道，孙立军承认受贿20多年，共计9100万美元。孙立军和五名与他有牵连的前警察局长一起被起诉。据《南华早报》报道，长春法院还判处原司法部长傅政华和原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死缓。据《南华早报》报道，起诉是向安全机关发出的要求效忠习近平的“明确政治信号”。 第五节 政府对国际和非政府组织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立场 政府试图继续保持对民间社会团体的控制，遏止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并阻挠民间社会团体及人权活动团体的活动。政府经常对国内非政府组织进行骚扰，在很多情况下不允许他们公开监督或评论人权状况。政府声明表示对独立组织持怀疑态度，对在经济或其他方面与海外有关联的非政府组织严加审查。本年度里政府继续将国内所有非政府组织置于其法规的直接监管之下，从而缩小了独立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大多数大型非政府组织都是半官方性质，所有正式的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挂靠一个政府机构。 对人权捍卫者的报复： 5月31日，维权网报道，维权律师谢阳被拘留140多天，不准会见他的律师。谢阳此前曾多次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据报道，他最近于2月17日在湖南省长沙市被拘留，此前他公开支持怀孕的教师李甜甜，李在网上发表批评言论后被关进精神病院。到年底，没有迹象表明他已获释。 1月，被吊销律师资格的梁小军写道，2021年12月，北京市司法局永久吊销了他的执照，据称是因为梁小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有关法轮功和马克思主义的帖子。梁小军说，真正的原因是他在法庭上代表了人权捍卫者、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非政府组织“改变中国”在1月份报道说，政府在2021年取消了7名人权律师的执业资格。 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 ： 政府仍然不愿接受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人权状况提出的批评。政府严格限制联合国专家到访中国，而且很少就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质询提供实质性回应。政府严格控制联合国技术机构的活动。联合国专家提交的十多个访问中国的请求仍未得到回应。5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十七年来高级专员的首次访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在巴切莱特访问新疆两天之前，国家安全人员警告那里的维吾尔人，如果在国外的亲属公开谈论新疆，他们可能会面临后果。巴切莱特在访问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她“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一样，对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惩罚律师、人权捍卫者和其他人的合法活动感到担忧。” 联合国人权机构发现监视居住制度构成任意拘留，并呼吁废除这个制度。 中国政府还利用它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来阻挠批评中国的团体取得联合国的认证，并阻挠有认证的活动人士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政府还对与联合国合作的人权团体进行报复。 第六节 歧视和社会虐待 妇女 强奸和家庭暴力： 强奸妇女是非法的，可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至死刑。法律不保护同性伴侣或婚内强奸的幸存者。另一个有关性侵犯的法律包括男性受害人，但最高刑期较短，只有5年徒刑。在被报道的案件中，大多数有关强奸的指控都通过私下和解而不是起诉来结案。 家庭暴力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受害者往往被鼓励通过调解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社会上的看法往往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的私事，从而造成妇女面对家庭暴力时不报告，当局不采取行动的情况。法律将家庭暴力归入民事而非刑事犯罪。网络出版物《第六声》 2019年报道说，25%的家庭中出现过家庭暴力。政府没有有效地执行打击强奸和家暴的法律。 政府支持为家庭暴力幸存者建立的收容所，有些法庭对幸存者提供了保护，包括通过法院保护令来禁止家庭暴力施暴者接近幸存者。但是，政府的帮助并不总是能够送达幸存者，公安部门通常对家庭暴力视而不见。为家庭暴力幸存者提供咨询和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经常受到压力，要他们中断公开活动，停止任何形式的政策呼吁，因为那些都是只有政府发起的组织才能从事的活动。 据妇女维权人士称，在起诉家暴案件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当局采证不足，包括照片、医院病历、警察笔录或孩子的证词。目击者很少在法庭上作证。 2月，职业网球运动员彭帅再次出现在一场看起来是精心安排的采访中。 在采访中，彭帅声称她删除了2021年11月的一条微博帖子，这个帖子指控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2018年对她性侵。她说：“这个帖子引起了外界的巨大误解。希望这篇帖子的意思不要再被曲解。” 这次采访受到广泛批评，并没有减轻人们对彭帅的行动自由继续受到限制的担忧。 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识有所提高，使配偶虐待成为自卫犯罪的减轻因素。 6月10日凌晨7名男子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家餐馆内暴力殴打多名女性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全国性讨论。 媒体报道表明当局淡化了这一事件。例如，6月16日，《经济学人》报道说，党的官员将这次袭击定性为一般犯罪，而不是骚扰女性的例子。7月22日，《南华早报》报道，当局拒绝承认这与系统性歧视女性有关，而是试图将袭击归咎于有组织犯罪。 7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和中国日报报道一名女学生被北京大学教授性侵。 她投诉后，校方一个多月没有立案调查，并让她去看精神科医生。据媒体报道，截至7月，这位教授仍在北京大学任职。 8月2日，一名唐山男子驾车多次碾压女友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视频显示，旁观者将一名昏迷的女子从一辆白色汽车旁边拖开；随后汽车再次启动，司机多次碾压这名女子。许多评论者表示震惊，并指出6月唐山打人事件还没有得到解决。 9月14日，新闻网站《财新网》报道，江西省贵溪市附近一个村支书涉嫌强奸一名12岁的女孩，当时女孩的父母正在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据社交媒体报道，警方阻止这对父母离开隔离设施去照顾他们的孩子。据媒体报道，贵溪警方否认事件发生时父母在新冠肺炎隔离设施中的指控，但将那名村支书刑事拘留。9月16日，中国数字时代报道，中国国内媒体对此案报道甚少，犯事者仍担任他的公职。 性骚扰： 法律禁止对妇女的性骚扰，但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法律定义了骚扰定义中包括的行为，取消了未成年人基于性骚扰而提起诉讼的限制法规，并要求雇主积极努力，预防和处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10月30日，政府修订了法律以加强对工作场所女性的保护。修正案包括禁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招聘中的性别歧视以及因结婚、怀孕或产假而减少女性的工资或福利等修改。 受害者仍然难以提出性骚扰申诉，法官也难以对此类案件做出裁决。人权观察援引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将近40％的妇女表示她们在工作场所遭受过性骚扰。然而，据官方媒体称，许多妇女仍然不愿意投诉性骚扰事件，认为司法系统对此无能为力。有几起关于性骚扰的重大新闻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有助于增强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尤其是在工作场所。 8月，北京一家法院驳回了周晓璇（俗称弦子）的最终上诉，周晓萱指控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2014年在更衣室里摸她，并且强吻她。自2018年启动此案以来，周晓璇的微博账号于2021年被封锁，关于她案件的网上对话受到审查，微信用户报告说，他们的账号因分享她案件的信息而被封禁。 6月，一名阿里巴巴客户被山东省济南市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2021年8月，阿里巴巴的一名女员工指控她的经理和客户在一次商务晚宴上对她性侵。阿里巴巴随后解雇了被指控的经理，另外两名高级员工因未妥善处理指控而辞职。 法律允许受害人向自己的雇主和当局投诉性骚扰。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性骚扰的雇主可被罚款。一些争取提高公众对性骚扰意识的妇女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她们曾受到公安部门的骚扰，在执行其项目时遭遇过困难。 生育权： 中共和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限制父母选择子女数量的权利。法律限制大多数已婚夫妇只能生育三个孩子（从 5 月份之前的两个增加到三个），并允许夫妇在符合当地和省级规定的情况下申请生育第四个孩子的许可。该法律包括旨在提高出生率和“减轻抚养子女负担”的条款。 几十年的人口控制政策（最初是限制父母只生一个孩子）的执行依赖于社会压力、教育、宣传和经济处罚，以及强制怀孕检查、避孕和不太常见的强制绝育以及在一些省强制堕胎等措施。对超生的处罚没有统一执行，各省各不相同。实施的法律规定每个未经许可怀孕的妇女堕胎或支付社会补偿费，这笔补偿费可达到一个人可支配年收入的10倍。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通常会支付这笔费用，以确保他们违反生育限制而出生的孩子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广泛的社会服务和权利。一些人通过将这些孩子藏在朋友或亲戚那里来避免这笔费用。法律只提到已婚夫妇的权利，这意味着未婚妇女无权生育孩子。因此，如果她们在 “计划外”生育，她们就会被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且她们可能会被拒发法律文件，例如出生证明和户口，尽管地方政府很少执行这些规定。 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妇女，尤其是维吾尔人，经常遭受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措施。自 2018 年以来，政府加强了对新疆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导致出生率直线下降。大多数新疆地区报告说，绝育和植入宫内节育器（IUD）大幅增加，仅和田地区的女性绝育人数在 2017 年到 2018 年之间就增加了一倍多。有大量有关强制人口控制措施的报道，包括在该地区的拘留中心里强制堕胎、强制绝育、非自愿宫内节育器植入和怀孕检查，而且是针对少数群体，主要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定超过政府对生育孩子人数限制的父母面临被送往拘留中心的风险，除非他们支付巨额罚款。 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法仅提及已婚夫妇的权利，各地执行不一，未婚者需支付避孕费用，而且还受到歧视。法律要求孕妇和她的丈夫登记结婚才能在公立医院接受产前检查。 《财新》6月报道，在中国几乎所有地方，单身女性接受体外受精都是非法的。《财新》列举了一个案例，在一名妇女丈夫去世后，医院拒绝给她做胚胎移植，尽管这名妇女已经在医院开始了生育治疗。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7月22日，朝阳区人民法院裁定支持一家医院以未婚为由拒绝一名妇女冷冻卵子的请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有关官员为这项禁令辩护，声称高龄分娩会带来健康风险，而冷冻精子则不会。 公立医院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包括紧急避孕在内的性和生育健康服务。 歧视 ： 宪法规定“妇女在生活的所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法律赋予妇女平等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受教育机会以及同工同酬权利。但是，妇女们报告说，存在歧视、不公平解雇、降级和工资差别等严重问题。 从事同样工作的妇女收入平均比男性少35%。在乡村地区这种工资差距更大。尽管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很高，但在领导岗位上任职的女性相对很少。 当局往往不执行保护妇女权利的法律。法律专家认为，由于模糊的法律定义，提出性别歧视诉讼的难度很大。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负责妇女权利保护的机构倾向于注重与产期有关的福利以及由于产假而不正当解雇问题，而不是性别歧视、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或者性骚扰问题。 妇女维权人士指出，在农村的离婚诉讼中，妇女的土地和财产权利往往被她们的丈夫独占。民法典包括一条规定，对无争议离婚案规定30天的“冷静期”。一些公民表示担心，这使寻求摆脱家庭暴力的人容易受到进一步虐待。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规定，在土地管理方面妇女享有同等权利，但专家认为由于法律的复杂性和执行上的难度，实际情况很少如此。 带有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 来自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最新信息显示，2019年的男女婴出生比率是110.1比100。 非医学胎儿性别诊断和基于性别选择的流产属于违法。但私立和未注册的诊所提供这些服务。省级卫生委员努力打击选择性流产。 系统性种族或民族暴力和歧视 尽管宪法和法律包含保护少数种族或民族群体成员免受暴力和歧视的文字，然而政府没有有效执行这些法律，当局对少数种族或民群体成员实施和助长暴力。政府助长针对少数群体的种族主义和制度性歧视，并贬低和拒绝由此产生的投诉，打压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和平表达。官方媒体发表了大量文章，将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的成员描述为暴力和低等。这种宣传强调宗教信仰，特别是伊斯兰教信仰与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此外，许多文章将信教者描述为文化落后、受教育程度低、需要政府矫治。 政府同化少数民族的努力，例如“中国化”运动，导致基于种族的行动限制，包括限制自由旅行或获得旅行证件的能力；加强对少数民族社区的监视和武装警察进驻；以及对文化和宗教习俗的立法限制。媒体报道，在10月份的中共二十大期间，习近平向中共提交的报告中没有像前两次党代会那样重申“少数民族区域自治”。 政府推动汉人向少数民族地区迁移，显著增加了新疆的汉族人口。汉族官员继续在少数民族自治区担任大部分最有权势的中共职务和许多政府职务，特别是在新疆。 2017年，新疆政府实施了《去极端化条例》，将“遏制和消除极端主义”的工作纳入法规。自 2017 年以来，政府利用极端主义的这一广义定义将100多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穆斯林关押在再教育或拘留中心，旨在灌输爱国主义，抹去他们的宗教和民族特性。这包括许多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被命令返回中国的人。国际媒体报道，这些中心的政府安全官员虐待、折磨和杀害了一些被拘留者（见第 一节a.、b.、c.、d. 和第二节d.）。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8月份的新疆评估指出，中国对反恐、极端主义和公共安全等术语的定义过于模糊和广泛适用，这支持了系统性种族主义政策和滥用法律。报告指出，“在实施这一制度的背景下，通过将‘极端主义’与某些宗教和文化习俗联系起来，它也造成对相关民族和宗教社区实施不必要、不成比例和歧视性做法的内在风险。”该报告得出结论，中国的歧视性反恐法律“趋向于通过刑事司法系统增加对于轻微犯罪或从事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行为的监禁并加长监禁的时间”。 在拘留营以外，政府对少数群体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认同的表达实施了严格限制，包括禁止政府认为有“极端主义”迹象的行为，例如蓄“不正常”的胡须、在公共场所戴面纱以及突然戒烟戒酒等行为。条例禁止在给孩子起名时使用一些伊斯兰教的名字，并对向孩子传授宗教规定了惩罚措施。当局开展了“住户调查”和“结对认亲”活动，官员或志愿者强行住进维吾尔人家中，并监测家庭是否有“极端主义”迹象。当局还使用了大量专门用于针对和追踪维吾尔人的监视技术。 国家政府延续和纵容助长歧视的政策和态度；边境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机会少于汉族人，面临有利于汉族移民的工作歧视，收入远低于中国其他地区。政府的制定计划和就业条款故意破坏少数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强制迁移人员和强制安置游牧民。 安全突击检查、任意拘留和司法惩罚似乎都是针对和平争取表达政治或宗教观点的团体或个人。拘留和惩罚可以基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表达，包括浏览、下载和传输违禁内容。官员们继续以暴力威胁为借口，针对当地居民、记者和来访的外国人采取极端的保安措施。媒体报道，当局继续利用监控和面部识别软件、生物数据收集和生物数据技术创建了新疆维吾尔人数据库，目的是进行“社会不稳定预测、预防和遏制”（参见第一节f.）。 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继续被以分裂主义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虚假指控判处长期徒刑（参见第一节a.和b.）。 法律将在互联网上讨论“分裂主义”确定为犯罪，并禁止以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方式使用互联网。法律进一步禁止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或“破坏社会稳定”。法律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网络运营商建立监测系统，以监测、报告和删除宗教内容，加强现有系统和报告违法行为。当局在检查站和对维吾尔家庭进行随机检查时对手机进行检查。持有涉嫌恐怖主义材料（包括具有一般宗教或文化重要意义的图片）的人可能会被逮捕并被指控犯罪。国际媒体报道，警察检查站的安全官员使用监控应用程序下载和查看手机上的内容（参见第一节f.）。 哈萨克人也成为整治目标。阿拉木图和努尔苏丹的哈萨克人全年都报告说，中国官员试图压制他们关于在新疆失踪家人的抗议活动。小群哈萨克人经常在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和中国驻努尔苏丹大使馆外抗议，要求就他们家人在新疆被拘留的问题做出答复。当地消息人士称，中国官员经常给他们的手机打电话施压，要求他们停止抗议。哈萨克人也被禁止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自由流动，一些人在返回中国后被关进拘留营。 政府向外国施压，要求他们强制遣返或拒绝向已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发放签证，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回国后面临被监禁和虐待的风险。一些被强制遣返的维吾尔人抵达中国后失踪。据海外媒体报道，在海外留学的维吾尔人家属也被迫说服学生回国，回国的学生被拘留或被迫参加“再教育营”。海外维吾尔人，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居住国公民，有时都被迫向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提供有关海外维吾尔人社区的信息。 新疆的集会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关于新疆侵犯宗教自由的信息，请见美国国务院的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网站是 https://www.state.gov/religiousfreedomreport/。 关于西藏的具体信息，请见西藏附录。 儿童 出生登记： 公民身份来自父母。父母必须在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内遵照全国户籍登记制度为其登记户口。在指标配额之外出生的孩子或者单身女性出生的孩子通常无法登记或得到其他法律文件，例如户口。没有户口的儿童无法获得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保、身份登记或退休福利。 教育： 尽管法律规定儿童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贫穷的农村，许多儿童没有完成规定的教育年限，有些甚至从未上过学。虽然公立学校不准收学费，但由于他们收到的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经费不足，很多学校仍然收取各种杂费。这些费用以及上学需要的其他费用使贫困家庭和一些外来劳工难以送子女上学。城乡青少年接受的教育质量差别仍然巨大，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只能在未获官方许可、设备条件差的学校就读。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继续推进对儿童的政治思想教育。 法律规定，“大多数学生来自少数民族的学校（班、年级）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尽可能使用他们本民族语言的教科书，并以本民族的语言为教学语言。”据国际媒体报道，尽管有确保文化和语言权利的规定，但在新疆各地要求从学前班开始全面教授普通话，并禁止在所有教育活动和管理中使用维吾尔语。 内蒙古、新疆、西藏和其他自治地区和省份的政府当局要求教师用普通话讲授历史和政治，而不是使用当地语言，以鼓励“国家通用语言”；观察人士认为这项政策是侵蚀独特语言和文化的一种手段。 虐待儿童： 对儿童进行身体虐待者可受到刑事起诉，法律提供对儿童的保护。对儿童尤其是乡村儿童的性虐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童婚、早婚及强迫婚姻： 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就所知信息而言，童婚不是问题。 1月，有人发现江苏省一名8个孩子的母亲被她丈夫用铁链锁在一间没有门的棚屋里。这个案件引发公愤，并引起了人们对强迫婚姻的关注。《华尔街日报》7月9日报道，强迫婚姻仍然是一个问题，这是由于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和重男轻女导致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的结果。 对儿童的性剥削： 法律规定自愿性行为的最低年龄为14岁。强迫14岁以下少女卖淫的人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对情节特别严重者，除没收财产外，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嫖宿14岁以下被迫卖淫的少女者可被判处5年或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 任何形式的色情制品，包括儿童色情制品，都是非法的。当局执行这种法律。《刑法》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法律，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者，“从重处罚”。 杀婴，包括杀害残障婴儿： 法律禁止杀害婴儿，然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以及强制性的节育政策，杀害女婴的行为仍在继续。 基于性别而进行的堕胎以及遗弃或忽视女婴的情况据信在减少，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仍然是个问题。 流浪儿童： 在新疆，据估计有大约100万或更多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穆斯林人员被关押，导致很多儿童无人照看。尽管很多这样的孩子有其他亲戚愿意照看他们，政府将被拘押人士的孩子们送入孤儿院、公立寄宿学校，或“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在那里他们被强迫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学习汉语普通话和抛弃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信仰，并回答有关他们父母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的问题。 2月，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根据官方文件，新疆至少有1300所公立寄宿学校。在与被迫就读寄宿学校的儿童的访谈中，这些儿童报告说他们遭受了身心虐待，并被迫与家人分离。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孩子们的头发被剃光，他们忍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虐待，比如一次被关在黑屋子里几个小时。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确认了一所学校是Lutfullah，以前称为乌鲁木齐民间艺术学校，学生从寄宿学校释放后报告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福利院收容的儿童： 见上节“流浪儿童”。 反犹主义 政府不承认犹太人的民族或宗教地位。世界犹太人大会估计在中国的犹太人口为2500。本年度未见有反犹主义行为的报告。 人口贩运 请参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网址： https://www.state.gov/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 器官摘取 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责政府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和新疆被拘留的穆斯林等宗教和精神信徒的器官。 4月4日，《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了一篇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指出中国违反了器官捐献者必须正式宣布死亡才能摘取任何器官的 “死亡捐献者规则” 。作者分析了中文移植出版物中的2838篇论文，发现在71个案例中死因是器官移植本身，是在医生做出脑死亡的合法判定之前进行的。 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表达、或性别特征的暴力行为、定罪和其他虐待行为 确定为犯罪： 没有法律规定成年人私下发生自愿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 针对LGBTQI+ 的暴力行为：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酷儿和双性人 (LGBTQI+) 人士报告了暴力事件，包括家庭暴力。然而他们在寻求法律赔偿时遇到困难，因为关于家庭暴力的法规没有承认同性关系。 歧视 ： 没有法律禁止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表达、或性特征的歧视，同性伴侣不得结婚或收养孩子。赔偿的评估进一步受到社会歧视和传统规范的限制，这造成多数LGBTQI+人士避免公开讨论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但是，民法典中有一项条款保护没有正式定义家庭关系的已故财产所有人的指定伙伴的某些占有权利。 致力于LGBTQI+ 事务的非政府组织报告说，他们通过具体的反歧视案例在维护LGBTQI+ 人士的权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存在法定性别承认： 个人要在性别确认手术后更新身份文件上的性别，必须年满18岁，有家人同意手术的证明，并且必须有意接受性别确认手术至少五年。 专门针对LGBTQI+ 人士的非自愿或强制性医疗或心理治疗： 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道了在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试图“转变” LGBTQI+ 人士的尝试，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非自愿监禁、强制药物治疗和电击。有报道说，对双性婴儿和儿童进行秘密的性别正常化手术很普遍，通常因为污名化而秘密进行。 对言论、结社或和平集会自由的限制： 中国对这些自由的总体限制适用于LGBTQI+ 群体、事务和活动。从事LGBTQI+事务的非政府组织指出，对外国组织的限制使他们的工作更加困难。从事LGBTQI+事务的个人和组织报告了来自当局的歧视和骚扰。 5月，两名清华大学学生因在大学校园的桌子上放置10面彩虹旗而受到处罚。据网络媒体报道，这两个学生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在半夜被大学辅导员审问。两名学生都收到了大学可能开除他们的警告。5月17日，北京大学官员要求学生在反对恐同、双性恋和跨性别恐惧症国际日期间摘下彩虹口罩。一名学生表示，在某些日期前后，彩虹旗会比较敏感，因为它被视为不同意见的象征。 6月9日，《经济学人》报道，在整个2021年，LGBTQI+大学群体 “社交媒体账户因不明的违规行为被关闭了”，自2020年以来，全国最大的骄傲庆祝活动上海骄傲节一直被关闭，并且官方媒体放大了“中国民族主义者指责LGBT群体为外国敌对势力服务并腐蚀年轻人”的声音。《经济学人》报道，非政府组织“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在2021年被当局强行关闭。 残障人 法律保护残障人的权利并禁止歧视，但残障人无法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教育、医疗服务和使用公共建筑和交通。 法律规定，残障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在家庭生活和其他方面都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禁止歧视、侮辱或侵犯残障人士。法律禁止歧视有残障的未成年人，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为青少年提供司法保护。政府努力促进和执行这些法律。 法律禁止患有某些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的人结婚。如果医生发现一对夫妻有可能将先天缺陷遗传给孩子，这对夫妻只有在同意使用避孕措施或接受绝育手术的情况下才能结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医生在产前检查中发现胎儿可能有残障，官方仍会要求夫妻终止妊娠。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来消除残障儿童的出生。 据媒体报道，6月6日，上海78家盲人按摩店的联合组织向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减租，因为他们遭受了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封控造成的经济损失。据网上报道，上海市残联拒绝了他们的提议，让他们“回家”或者去别的城市。 第七节 劳工权利 a.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 法律不保护结社自由，而且工人不能自由组织工会或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是仅有的一个得到法律承认的工会。独立的工会是非法的，法律不保护罢工的权利。法律允许各类企业的员工为薪酬进行集体谈判。法律还允许有产业性或地区性集体合同，全国各地的企业集体合同通常是强制性的。有关规章要求政府控制的工会在与管理层协商之前必须征求工人的意见，并将集体合同提交工人或其代表大会审批。雇主没有法律义务进行谈判或本着诚信原则讨价还价，而且有些雇主拒绝这么做。 大多数集体合同只是重申了法律已经规定的工资和工时条款。 法律规定了法律保护，防止对官方批准的工会进行歧视，并且规定企业管理部门不得在工会代表的任期内将其调走或终止其工作。法律规定，因从事正式工会活动被解聘的工人必须予以复职，并且规定了对从事反工会活动的企业的处罚。法律不保护在官方承认的工会之外独自向雇主提出要求或进行集体谈判的工人。 所有的工会活动必须由全总批准和组织。全总是中共的一个机构，由一名政治局委员任主席。全总及其省级和地方各级分支机构继续组建新的下属工会并增加新成员，特别是在技术公司和交通与服务部门中的职工。法律授予全总对其下属所有工会的财务和行政控制权。全总的下属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企业及事业单位进行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法律没有强制要求全总在劳动争议中代表工人的利益。全总在罢工中的唯一法定职责是参与调查并协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解决纠纷。 全总和中共通过多种机制来影响工会代表的挑选。虽然法律规定各级工会领导人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但全总下属的工会任命了大部分工厂层面的工会领导人，而且常常会与雇主协调产生。官方工会的领导人通常来自管理层。工人直接选举工会领导人的情况仍然罕见，仅仅发生于企业层面，并且受到上级工会或中共的监督。在直接选举工会领导人的企业中，全总地区官员和当地中共当局控制了对候选人的挑选和批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工人和非政府组织也对选举的公信力表示关切。 虽然工会的参加率比较高，但真正的结社自由和工人代表权并不存在。附属于全总的工会在代表和保护工人权益方面通常没有效力。工人通常不把全总当作维权机构，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与工会官员的接触微乎其微。政府有效地执行其法律以维护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首要地位并防止独立劳工组织的出现，而不是提供结社自由或维护罢工的权利。劳工监察员无权强制雇主纠正违规行为，例如拒绝与工会谈判。处罚是有限的，从未适用于违反法律的雇主。试图在官方工会之外行使其权利的工人受到处罚。 虽然法律规定了解决争议的一般性程序，但这些程序冗长且会被拖延。某些地区的地方当局着力限制独立民间团体和法律工作者的活动。法律没有明令禁止停工，而且也不禁止工人自发的罢工。尽管一些地方当局容忍抗议拖欠工资和少付工资的罢工，在全年继续有警察镇压罢工的报告。媒体报道了全国各地工厂的抗议活动以及建筑、服务和零售行业的工人抗议活动。有时地方当局在对这种罢工的镇压中对罢工领袖控以模糊不清的刑事罪名，比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破坏生产”等，或索性不提出任何指控就拘留他们。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的联手行动，包括对劳工维权人士进行信息检查、监视、骚扰、拘押和限制旅行，还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瓦解劳工维权运动。政府继续针对劳工活动人士、学生和其他维护工人权利的人。国际劳工组织（ILO）结社自由委员会对有关佳士案中政府骚扰、恐吓、逮捕和身体虐待的报道表示关注。 b.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法律禁止某些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并将其确定为刑事犯罪。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各种情况下的处罚，包括判刑、刑事拘留、行政黑名单和罚款。法律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政府从事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 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在新疆继续存在。2月，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对新疆的劳工政策表示深切关注，详述了各种象征强迫劳动的强制措施。8月，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并宣称“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他们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部门遭受强迫劳动。特别报告员还指出，这些群体的成员被拘留，并根据国家规定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和扶贫计划安置工作，这些计划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安置在雇员短缺的行业。9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发布了一份报告，质疑劳务转移计划是否属于自愿性质，因为在新疆背景下经常存在惩罚和其他强迫劳动迹象的威胁。该报告还指出了对可能用于确保获得“剩余劳动力”的强制方法的担忧。 在5月和6月，国际非政府组织C4ADS指出，由于使用劳动力转移计划以及与新疆的联系，在农业和工业部门与新疆有联系的全球供应链面临更高的强迫劳动风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是一个经济和准军事组织，对新疆地区的多个地区拥有行政控制权。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中心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了兵团在整个新疆和其他自治区和省份的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计划中的参与。还有报道，兵团强迫犯人在新疆多个地区建造新的监狱设施，并可能强迫犯人从事煤炭、铀和石棉开采，以及铅锌冶炼和化肥生产等工作。据报道，兵团还强迫 50 万维吾尔成人和儿童采摘和加工棉花、西红柿、甜菜，可能还有苹果和花生。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兵团监狱系统还强迫汉族囚犯劳动，其中许多人可能是任意拘留的受害者。 国家户籍制度（户口）限制了农村居民合法变更居住地的自由，使中国境内流动人口（估计超过1.69亿）面临在砖窑、煤矿和工厂从事强迫劳动的高风险。其中一些企业非法经营，并且利用政府执法不严钻空子。 据报道，政府使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从事强迫劳动，作为以思想教育为目的的拘留的一部分。幸存者报告说，他们被迫在砖窑、食品加工中心和制造服装和家庭用品的工厂工作。国际媒体报道说，地方当局强迫参加一些政府支持的勤工俭学项目的儿童到工厂工作。一些学区以必修实习为幌子，强迫学生进入制造业从事强制劳动。尽管信息有限，但中国国民可能在中国境内的大规模稀土采矿作业中经历了强迫劳动，而因这些作业和伴随的环境污染而流离失所的农村社区本身可能很容易遭受强迫劳动。 在中国没有正式移民身份的朝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很容易遭受强迫劳动。据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道，一些朝鲜妇女在抵达中国后被迫从事农业、家政服务以及餐馆、卡拉OK吧、咖啡店和工厂的强迫劳动。作为其核扩散融资体系的一部分，朝鲜政府可能在中国官员知情的情况下迫使其公民在中国从事强迫劳动，包括在酒店、餐馆和远程网络操作中的强迫劳动。据报道，中国人拥有的制造设施也强迫朝鲜工人在生产用于对外出口的医用防护服时强迫他们劳动。 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强迫其他国家的工人劳动。渔民遭受了合同不实、工作时间过长、生活条件恶化、严重的语言和身体虐待、饥饿、拒绝提供医疗保健、通讯受限、文件扣押、任意扣除或者扣发工资，以及其他显示强迫劳动的经历，通常是在被迫一次在海上停留数月或数年期间。 另见美国国务院的《人口贩运报告》 ，网址： https://www.state.gov/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 c.禁止童工和最低就业年龄 法律禁止所有最恶劣形式的童工。法律禁止雇用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16至18岁的工人称为“未成年工”，禁止他们从事某些形式的危险工作，包括采矿业工作。在私营部门有童工的报告，据称政府对这种情况执行了该法律。 法律具体规定，对于非法雇用童工的企业给予行政审查、罚款和吊销经营执照的处罚。法律规定童工必须送还给他们的父母或者原居住地的其他监护人。对雇用16岁以下少年儿童从事危险劳动或过长工时的劳动的惩罚是判处徒刑，但在立法与执法之间依然存在着差距，尽管在全国每年都有地方当局开展的检查活动。处罚与绑架等类似严重罪行的刑罚相称。经常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有报道，制造业、服务业和零售业都存在童工现象。据报道，发现儿童在机器和电子工厂、饮料店工作，并被雇用为服务员。经常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d. 就业或职业歧视 法律禁止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残障、年龄和传染病或职业病的就业歧视。法律不禁止对来源国或者性取向的歧视。不同的政府部委禁止在招聘和聘用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执行条款包括通过法院争取民事赔偿的权利。惩罚与相关法律的处罚相称。有时会对违规者进行处罚。有些法院不愿受理歧视案件，各级有关部门强调通过谈判和解解决劳动纠纷。很少有执法行动导致最终法律裁决的案例。 政府没有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包括在招募广告中基于性别、年龄、身高、出生地、婚姻状况、残障、外貌和健康状况的歧视（见第六节）。有广告招募漂亮的女性，偏爱男性或要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比从事相同工作的男性更高。 性别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针对女性和LGBTQI+人士。女性的平均收入比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少 35%。这种工资差距在农村地区更大。尽管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参与率很高，但她们在领导岗位上的代表性不足。 在雇用和留用人员过程中仍然存在年龄歧视。从事蓝领工作的女性的强制退休年龄为50岁，从事白领工作的女性为55岁。所有男性的退休年龄是60岁。 新疆也存在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就业歧视。 国际劳工组织对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表示担忧，并敦促政府立即停止对他们的任何歧视性做法，包括以种族和宗教为由进行拘禁或监禁，以去极端化。 存在基于地理来源的就业歧视。户口制度仍然是最普遍的就业歧视形式，它剥夺了外来劳工可在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基础上得到的全方位社会福利，包括医疗保健、养老金和残障计划。 7月5日，《第六声》报道说，雇主被指控歧视以前感染过新冠肺炎的雇员。据地方媒体报道，由于担心再次感染和保护其他员工，雇主限制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申请人申请工作。据报道，许多患者在康复后失去了工作，尽管因感染传染病而受到歧视是非法的。7月11日，网上新闻平台中国计划报道说，农民工特别容易受到与新冠相关的污名化和歧视性劳工做法的影响。 根据<3310>中国项目，由于雇主普遍歧视新冠肺炎康复的申请人，农民工在上海封控期间无法工作，如果他们感染了新冠，则无法找到工作。 e.可接受的工作条件 工资和工时法： 没有全国通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法律要求地方和省级政府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立的标准制定各自的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高于贫困线。根据法律，限制雇员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超过这个标准的工作属于加班，对加班必须支付超过正常工资的加班费。2021年8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 10 项与六天工作制文化有关的法律案件作出裁决，每个案子均作出有利于员工的裁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数据，企业职工每月平均每周工作近48小时，这意味着全年每周工作6天。 根据多个省市当局发布的黑名单，拖欠工资仍然是一个普遍问题。省和地方各级政府继续努力防止拖欠工资，追缴未支付的工资和保险费。据地方媒体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各级劳动监察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了6万3000起与工资有关的案件，并帮助85万3000名工人在2021年讨回了近80亿元人民币（超过11.4亿美元）的工资和其他福利. 许多地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拖欠工资的情况加剧。多个劳工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在疫情爆发期间，诸如延迟支付工资和未支付五险一金等问题大范围存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下跌，公司在短时间内搬迁或关闭，这往往导致外来劳工无法返回原居住国，也没有足够的追索权来获得应有的赔偿。 分包合同使农民工容易被拖欠或拒付工资，促使他们加入集体行动。即使有合同，外来劳工也难以获得福利，尤其是社会保险。 职业安全与健康： 应急管理部负责制定并执行职业安全规章。国家卫健委负责制定并执行职业健康规章。法律要求雇主对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雇员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并将结果告知这些雇员。法律还规定，工人有权报告可能危及其健康的违法现象或离开此类工作场所，而不应当有因此被解雇的风险。 根据法律，发现和确认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应由职业安全卫生专家负责，而不是工人。 据媒体报道，职业病普遍存在，但是报道不足。患者来自许多产业，包括煤炭、化工和建筑。据家人称，香港博士生方然仍被拘留。他于2021年在广西被拘留，以防止他就深圳采矿业的职业病采访农民工。 工作场所事故很普遍。据应急管理部统计，上半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万1076起，死亡8870人。据媒体报道，煤炭业的工伤事故尤为常见和致命。 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报道将其归咎于安全检查不足、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监管无效、应急响应不足。例如在广西，自治区政府通报，上半年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431起，造成405人死亡，198人受伤，比2021年显著增加。另一个例子是贵州省一个建筑工地1月份发生一起事故，造成14名工人死亡。 7月26日，彭博社报道了多起工人在7月的热浪中受苦的案例，尤其是在建筑行业。例如，西安一名建筑工人在高温下工作9个小时后中暑身亡。工人原来没有与建筑公司签订合同，所以拒绝给家属赔偿。受到舆论压力之后，公司支付了丧葬费。 9月7日，《金融时报》报道，穿着防护服的新冠肺炎工作人员（称为大白）通常是公务员，他们被调出办公室，到检测站“抗疫”。大白经历了降薪、长时间工作、没有加班费。此外，一些人穿着防护服在热浪中工作。 报道援引一名江苏公务员的话说，她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工作。她补充说，“我们人手太少了。” “我工作12小时轮一班，在人们接受检测前检查他们的健康码。我们必须支付自己的费用，包括交通费和个人防护装备。” 3月17日，《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全国范围内造成人员伤亡的瓦斯爆炸事件急剧增加，行政执法不力和“重利轻安全”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 2021年上半年，记录在案的煤气事故544起。 工资、工时和职业安全与健康执法： 政府不能始终如一地执行工资、工时和职业安全与卫生法律。惩罚与欺诈或过失等类似法律的刑罚相称。监察员有权进行暗访，并可以采取制裁措施。 政府很少执行加班法，每周工作48小时对广大工人来说很常见。违反工资、工时、职业安全与卫生法规的公司面临多种处罚，包括暂停运营或吊销商业证书和营业执照，或被列入公开的、地方政府管理的“黑名单”。然而，检查通常不够充分，处罚和其他合规机制只是有时得到执行。 非正规行业： 检查员不在非正规行业工作。非正规行业的工人工作时间更长，收入低于正规行业的可比工人。非正规行业的工人往往缺乏劳动合同所涵盖的法律和社会福利。非正规工作在国内的流动劳工和家政佣工中尤为普遍；估计3500万家政工人中有 90% 没有正式的工作协议和保护。 零工经济中的工人（估计有2两亿人）被视为合同工。2002年的《安全生产法》涵盖网上平台上的零工工作者。有报道称送货司机在工作中受伤或死亡，并且公司削减了快递员投递每个快件的佣金。有许多快递工人抗议工作量繁重或者低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