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https://common.usembassy.gov/wp-content/uploads/sites/23/2022/05/CHINA-2021-HRR-CHI-FINAL.docx
From: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2021-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zh/
Retrieved: 2026-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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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1年人权报告
执行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集权国家，中国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政府及安全机构的所有最高层职务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最高权力掌握在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由7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手中。习近平仍然身居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即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
国内主要的安全机构包括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以及人民武装警察。人民武装警察仍然受到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外部安全，但也承担一些国内安全责任。地方辖区往往使用平民市政安全部队，即“城市管理”人员，以推行行政措施。文职政府对安全部队保持有效的控制。有可靠的报告称，安全部队成员有严重和普遍的滥权行为。
在本年度中，发生了主要针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士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这些罪行仍在继续，包括：对100多万平民采取任意监禁或其他严重剥夺其人身自由的行动，强迫绝育、强迫堕胎以及更加严格地施行中国的节育政策，强奸，对大量被任意拘押的人们实施酷刑，强迫劳动，并对宗教或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和行动自由严加限制。
重大人权问题包括以下可信的报告：政府任意或非法杀害；政府强迫失踪；政府实施酷刑；严酷并且威及生命的监狱和拘留条件；政府任意拘押，包括将 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为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大规模关押在司法系统以外的拘留营，另外还有 200 万人要接受白天进行的“再教育”培训；政治犯；出于政治动机对在国外的人进行报复；缺乏独立的司法以及共产党对司法和法律制度的控制；任意干涉隐私，包括普遍和蛮横的技术监视和监控；惩罚被指控是犯罪者的家庭成员；对言论自由和媒体的严厉限制，包括对记者、律师、作家、博客作者、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和其他人及其家人进行暴力攻击和刑事起诉；严厉限制互联网自由，包括封锁网站；对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重大干涉，包括对外国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实施的过度限制性法律；严厉限制和压制宗教自由；对行动自由的严格限制；将有充分理由害怕受到迫害（包括酷刑和性暴力）而寻求庇护的人驱逐回朝鲜；公民无法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来和平地选择自己的政府；严格限制参与政治活动；严重的政府腐败行为；强制绝育和强迫堕胎；人口贩运，包括强迫劳动；针对来源国、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暴力行为；严格限制劳工权利，包括禁止工人形成或加入他们自己选择的工会；以及童工。
政府官员及安全部门人员经常有侵犯人权的行动却逍遥法外。当局往往在收到警察杀人案件的报告后宣布展开调查，但没有公布警察渎职或受纪律处分的结果或调查结果。反腐执法不规范、不透明，腐败猖獗。
第一节 尊重人格的完整
a. 任意剥夺生命及其他非法的或出于政治原因的杀戮
有很多政府或其机构任意或非法杀人的报告。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案子极少或没有任何细节可循。国际特赦组织在 4 月 21 日的一份报告中宣布中国在 2020 年可能处决了数千人。
在新疆有与拘留营拘押相关的羁押死亡的报道。维吾尔人家庭成员多次报告他们发现自己的亲属在拘留营或于获释后几周内死亡。1 月，自由亚洲电台 (RFA) 报道称，82 岁的维吾尔诗人哈吉·米尔扎希德·克里米在11 年徒刑的服刑期间死于狱中，其罪名是撰写后来被列入黑名单的书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克里米于 2017 年被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查“危险”文学行动的一部分。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说，库尔班江·阿卜杜克热木 (Kurbanjan Abdukerim) 从拘留营获释后不久于 2 月去世。阿卜杜克热木的家人报告，在被羁押的三年里他的体重掉了 100 多磅，其死因不明。
b. 失踪
通过多种方式让人失踪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发生，而且是系统性的。
当局使个人长时间失踪的主要手段被称为“在指定地点的监视居住”。拘留并从公众视线中带走被国家认为是对国家安全有害的人或打算当作人质的人，这种做法久已有之，“在指定地点的监视居住”将这种做法纳入法律。公职人员的主要失踪机制被称为留置。根据大量的报告，因“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和留置而失踪的人员遭受了许多虐待，包括但不限于身心虐待、羞辱、强奸、酷刑、饥饿、单独监禁和强迫认罪。
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大规模任意拘押。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声称这些拘押相当于强迫失踪，因为家属通常得不到有关拘留时间长度或地点的信息。
国际特赦组织 4 月报道称，维吾尔记者和企业家伊克帕·阿萨特（Ekpar Asat），又名艾克拜尔·艾赛提（Aikebaier Aisaiti），自 2019 年以来一直被单独关押在阿克苏地区。据报道，他在参加美国的一个项目后不久于 2016 年在新疆被拘留，随后被判处最高可达15年的徒刑。
7 月，上海同济大学的官员证实，维吾尔族科研人员图尔孙江·努尔买买提（Tursunjan Nurmamat）已经被拘押。他 4 月在社交媒体上突然消声。没有有关努尔买买提案件及其下落的进一步细节。
职业网球运动员彭帅在 11 月 2 日在社交媒体上指控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她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大约三周。她通过看起来是受到严格控制和导演的视频片段重新出现，使人们担忧当局正在控制她的行动和言论（见第六节，女性）。
长期为中国公民维权的前律师唐吉田自 12 月 10 日以来一直被与世隔绝地关押，据报道与他计划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人权日活动有关。随后有报道称，当局向他的前妻发送了一段视频，要求他的家人保持沉默。
2020年，四名公民记者在遭到武汉当局拘留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在武汉，陈秋实、李泽华（两个月后于2020 年 4 月获释）、张展和方斌在新冠肺炎爆发初期和随后的封城期间采访了专业医护人员和民众，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们的见闻。媒体 11 月 24 日报道，方斌被拘押在武汉。这是方斌自 2020 年 2 月被捕以来有关他所在地点的第一个消息。9月30日，陈秋实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但表示他不能谈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情况。11月，据媒体报道，张展的家人和律师称2020年12月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的张展仍然在羁押中，并且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绝食。
政府仍然未就1989年对天安门示威游行进行暴力镇压时被杀害、失踪或被拘捕的人员提供全面、可信的说法。许多参与 1989 年示威活动的活动人士及其家人继续遭受官方骚扰。政府未就防止、调查或惩罚这类骚扰而做出任何努力。
c. 酷刑和其他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或处罚
法律禁止从肉体上伤害或虐待囚犯，并且禁止狱警逼供、侮辱囚犯的尊严、殴打或教唆其他人殴打囚犯。在某些类别的刑事案件中，法律排除通过用包括逼供在内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有可靠的报道称，当局经常无视禁止酷刑的禁令，在政治敏感案件中尤其如此。
不计其数的前囚犯或被拘押者报告说，他们遭到殴打、强奸、电击、强制数小时坐板凳边、绑手腕吊起、剥夺睡眠、强制灌食、违背本人意愿强迫服药以及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尽管狱管当局也会虐待普通犯人，但据报道，他们会格外恶劣地对待政治与宗教异议人士。
张展，因在武汉爆发新冠肺炎期间作为公民记者的活动于2020 年 12 月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上海监狱当局不允许家人探视。当张展绝食时，监狱官员对她采取强迫喂食，绑住她的双臂、身体和双脚。
8月，在被拘留21 个月后，人权律师丁家喜受到起诉。丁家喜在2019年由于在福建省厦门市参加会议，组织公民社会活动及和平反抗中共统治，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丁家喜的妻子在推特上发文称，丁家喜在北京的一个看守所受到折磨，包括对他施行剥夺睡眠的手段，例如每天 24 小时用聚光灯照他。
3月22日，张五洲以“妨害公务、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她的律师 2020 年 7 月表示，张五洲在 2020 年 6 月被捕后，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看守所遭到酷刑。张五洲说，看守所当局给她戴上手铐，让她戴着沉重的脚镣，和她关在同一牢房里的其他囚犯殴打了她。张五洲在广州白云山打出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的标语两天后，她被清远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
截至 11 月，被判四年徒刑的人权活动人士、律师余文生仍在南京监狱服刑。  4 月，他因在监狱中发生的一次未知事件中造成神经损伤，被送医院治疗。2020年6月，他被裁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判决前后被与世隔离关押了18个月。余文生报告说，他多次被喷胡椒喷雾，并身体被迫长时间保持难受的状态。
截至 11 月，人权律师常玮平仍在审前拘留中。据报道，他 “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常玮平以成功代理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歧视案件而闻名。他在油管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详细讲述了自己在 2020 年 1 月的一轮“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中遭受的酷刑，随后于 2020 年 10 月被拘捕。
2020年12月，广东省茂南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侵犯他人隐私”、“非法经营”等罪名判处牛腾宇有期徒刑14年。这个案子与泄露习近平主席女儿的个人信息有关。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牛腾宇的律师指称，在审判前，牛腾宇被扒光衣服吊在天花板上，他的生殖器被人用打火机烧。他们还指称，牛腾宇被打得很厉害，导致他无法使用右手。
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人报告说，在惩戒系统和拘留营工作的执法人员和官员系统性地对他们施加酷刑和采取其他有辱人格的做法。幸存者称，当局对被拘留者实施电击、水刑、殴打、强奸、强制绝育、强迫卖淫、身体保持难受转台、强制服用不明药物和冷室（见第六节，系统性种族或民族暴力和歧视）。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月 的一篇报道中，一名现居欧洲、曾多次在新疆执行任务的前中国警探证实了其中许多具体指控，他将其描述为系统性的酷刑行动。
3 月，纽林斯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布了对中国在新疆行动的综合评估，以审查“中国是否对违反《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负有国家责任，特别是中国是否对维吾尔人犯下了被公约第二条所定义的种族灭绝罪行。”  这份报告包括30 多名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贡献，发现中国已经实施了一项旨在全部或部分消灭维吾尔人的运动。报告指出，“高层官员下令‘抓捕所有应该抓捕的人’、‘彻底消灭他们’、‘断其宗、断其根、断其结、断其本源’。” 报告指出，中国还开展了“双管齐下行动，强制维吾尔育龄妇女绝育和拘禁维吾尔育龄男性，阻止维吾尔族的再生能力”。
6 月，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 50 多名前被拘留者在新疆集中营中所遭受的酷刑、虐待和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该报告详细地说明了针对维吾尔人和居住在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成员系统性使用拘留和“再教育”中心的做法。报告总结说：“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收集到的证据，并有其他可靠消息来源的佐证，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成员遭到的伤害符合反人类罪的所有条件要素。” 此外，报告还详细阐述了暴力和拘禁，指出：“国际特赦组织认为，它收集的证据为得出中国政府至少犯下以下反人类罪的结论提供了事实依据：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监禁或其他严重剥夺人身自由、酷刑、以及迫害。”
据媒体报道，司法体系之外的“留置”拘押制度是政府和中共用来调查腐败和其他非法行为的法律工具，在处理和虐待被拘押者方面使用的监管手段包括诸如长期单独监禁、剥夺睡眠、殴打、强制以令人难受的姿态连续站立或者坐数小时，有时是数日等。
法律规定精神病治疗和住院治疗应“在自愿的基础上”，但法律又允许当局和家庭成员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将其送往精神病院，而且不能为被送往精神病院的人提供有意义的法律保护。法律不提供聘请律师的权利，并且限制当事人与精神病院以外的人沟通的权利。
官方媒体报道称，公安部直接管理着23家精神病院，专门收治触犯刑法的精神病患者。虽然许多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被判犯有谋杀和其他暴力犯罪，但也有报道称，不少活动人士、宗教或信仰信徒以及上访人员因政治原因被迫接受精神病治疗。公安人员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强迫他们接受治疗，尽管他们的“病情”与精神病无关。
安全部队逍遥法外是一个重大问题，包括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管理监狱系统的司法部。
监狱和拘押中心的条件
关押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惩戒设施通常条件恶劣，而且威胁生命安全或有辱人格。
居住条件：当局经常将囚犯与在押人员关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中。食物往往量少质次，很多在押人员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都要依赖亲属提供额外的食品、药品和保暖衣物。囚犯经常报告说因为没有床铺或被褥而不得不睡在地上。在很多情况下，卫生、通风、取暖、照明和饮用水等条件都不合要求。
尽管官方保证囚犯有权得到及时治疗，但是不能为囚犯提供及时、适当的医疗护理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监狱当局有时拒绝为政治犯提供治疗。多个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报道了在“再教育”中心或长期法外拘留中心的在押人员重病或死亡的消息。
政治犯有时会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据报告狱警会教唆其他犯人殴打政治犯。  有些政治犯据说与死刑犯关押在一起。当局不准一些异议人士从亲属处获得补充食物、药品以及保暖的衣物。
行政拘留所的条件与监狱的条件相似。在行政拘留所发生过殴打致死的事件。  被关押的人报告说曾遭到殴打、性侵、缺乏适当的食物以及只有有限的或根本没有医疗服务。
新疆当局扩大了用于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它穆斯林人士的再教育营。Buzzfeed 在 7 月份报道称，拘留中心的地图“与新疆各县和州的地理位置非常吻合，大多数县都有一个集中营和拘留中心，每个州有一、两个监狱”。该报告估计，政府已经建造了足以容纳多达 101 万人的拘留设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新疆数据项目卫星分析显示，新疆有385个拘留中心。在一些情况下，当局使用改建的学校、工厂和监狱来关押被拘押人员。美联社 10 月报道称，当局已经关闭了位于城市里的临时拘留中心或将其改作他用，但是在城市外建造了更大的拘留中心取而代之。根据人权观察的报告，这些再教育营注重“对被收容者进行军事化纪律约束和全面的政治灌输”。被拘押人员报告称在再教育营中普遍受到身体虐待和酷刑，以及存在拥挤不堪和不卫生的状况。
7 月，据美联社估计，新疆达坂城的一个拘留中心可容纳1万人。美联社报道说，在参观该设施期间观察到，被拘留者“整齐排列，双腿盘坐，背部挺直”，在观看中共宣传的视频。10 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了一名曾经多次到新疆出差的前中国警官，他直接参与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社区的严重身体虐待和暴力行为。这个前警官说：“我们在一夜之间全部强行带走了（他们）。如果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县里有几百人，那么你就必须逮捕这几百人。” 在审讯期间，警察会“踢他们，殴打他们（直到他们）青一块紫一块，......直到他们跪在地上哭。” “审讯”方法包括将人铐在金属或木制“老虎凳”上（使他们无法移动）、对男性和女性实施性暴力、电击以及水刑。消息人士称，囚犯被迫连续数日不能睡觉，不给食物和水。这位前警官表示，已经招募了15万名警官参加全自治区范围的“严打”运动，这些人必须完成逮捕配额。当局指控被拘捕的人员犯有恐怖罪行，但该知情人称，他认为在他参与逮捕的数百名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犯罪。
管理：法律规定囚犯写给监狱上级机关或司法机构的信件不需受到检查，但该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执行尚不清楚。尽管当局偶尔会调查可信的非人道待遇指控，但并不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当局不准许多囚犯和在押人员得到合理的探视，也不准他们与家人通信联络。有些家庭成员不知道他们被监禁的亲属的下落。当局还禁止许多囚犯和在押人员从事宗教活动或获得宗教读物。
独立监督：有关当局将与监狱以及其他各类行政和法外拘押设施有关的信息视为国家机密，政府不允许对这些设施进行独立监督。
d. 任意逮捕或关押
任意逮捕或关押的问题仍然是系统性的。法律赋予公安人员广泛的行政拘留权以及在没有正式逮捕或刑事起诉的情况下长期羁押的权利。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宗教领袖及其支持者、前政治犯及其家属等群体继续成为任意拘留或逮捕的对象。
（有关失踪、“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和留置的描述，请参见第一节b条。）
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在法庭上质疑其被逮捕或羁押的合法性，但政府一般不执行这种规定。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见第四节）的官方拘押制度被称为留置，有指控说那里对被拘押者虐待和实施酷刑。被留置人员受到与世隔绝的监禁，而且没有就其拘押进行申诉的途径。尽管法律禁止虐待在押人员，但是供在押者举报虐待行为的机制尚不清楚。
3 月 14 日，李翘楚被逮捕，因为她维权，并且与2019年在福建厦门参加会议的律师和维权人士有联系，那些人在全国范围内遭到镇压。她在 8 月 27 日第一次见到她的律师，律师报告说她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了。至年底，她仍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关押在山东省。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0月1日，新疆和田170多名维吾尔人在国庆日被和田国家安全局拘留。他们被指控在升旗活动中表现出对国家的对抗情绪。被拘人员中至少有 40 名妇女和 19 名未成年人。
据人权团体维权网（Rights Protection Network）报道，9月19日，记者黄雪琴和维权人士王建兵在广州被拘捕。黄雪琴原计划9月20日经香港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攻读研究生。媒体报道称，两人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遭到与世隔绝的监禁。截至年底，他们仍被关押在广州，任何人都不得允许去见这两人。
9 月，在加拿大当局释放华为技术公司高管孟晚舟之后不久，中国当局释放了被拘押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沃尔（Michael Spavor），并允许他们返回加拿大。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康明凯和斯帕沃尔自 2018 年 12 月一直被拘押。数月来，这两名加拿大公民在被控罪之前一直处于“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并且被拒绝见律师和接受领事服务。另一名加拿大人罗伯特·谢伦伯格（Robert Schellenberg）仍在押，对他的判决尚在复查中。孟晚舟被捕后，谢伦伯格的走私毒品罪的刑罚从15年有期徒刑提高到死刑。
全国留置系统拘押的人数尚无统计资料。不过有几个省份公布了这些数字，包括黑龙江省的 376 人和吉林省的 275 人，都是2020年被拘押的。一位负责留置拘押系统的省级官员表示，嫌疑人在被转送到刑事司法系统之前平均被拘留 42.5 天。
逮捕程序和被关押者的待遇
刑事拘留超过 37 天就需要检察院正式批捕，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重大受贿”的案件，法律允许最高6个月的与世隔绝的拘押而无须正式逮捕。在正式逮捕嫌疑人之后，公安当局还有权在案件调查期间将嫌疑人再拘押7个月。
在调查结束后，检察院在决定是否对其作出刑事指控期间可将嫌疑人再拘押45天。一旦提出刑事指控，当局可以在司法程序开始之前再将嫌疑人拘押45天。有时公安人员拘押嫌疑人的时间会超过法律允许的期限，在案件开审前嫌疑人被拘押一年甚至更久是常见的情况。
法律规定，允许在押人员在受到刑事起诉之前会见自己的辩护律师，然而在被起诉前遭到长期拘押而无法与律师会面的情况屡见不鲜。《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要为没有委托律师的、有盲、聋、哑或精神病等情况的、未成年的以及面临无期徒刑或死刑的被告指派一名律师。无论被告是否有经济能力，该法律都适用。法院也可以为其他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刑事被告人指派律师，但是法院经常不这样做。一些律师报告说，他们很难会见被关押在拘留所里的委托人，尤其是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案件的委托人。据《南华早报》报道，8月出台的将于2022年生效的新法律援助法规定法律咨询、法律文件起草、案件代理、劳动仲裁及调解费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支付。
刑事被告人在等候审理期间有权申请保释（也被称为“取保候审”），但该系统运作效率不佳，当局很少让嫌疑人取保候审。
法律要求在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者的家属。然而，当局往往将一些人关押了远超出此规定的时间却不发出通知，在涉及政治敏感案件的时候尤其如此。有些案件从未送过通知。根据一项笼统的例外规定，如果通知家属会“阻碍案件调查”，则警方不需要通知。刑事诉讼法将该例外情况局限于涉及国家安全或恐怖主义的案件，但公安人员对这些条款有着宽泛的解释权。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监视居住，而不是拘押在正式的设施中。假如警方怀疑有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或情节严重的受贿等罪行，而且认为在家监视居住有可能会妨碍调查，经由上一级部门批准后，警方可以对嫌疑人执行长达6个月的“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在这一类案件中，当局也可能不准辩护律师与嫌疑人见面。一些人权组织和被拘押过的人士报告说，这种做法使被拘押人面临遭受酷刑的高风险，因为被关在一个既不是自己家又不是正式拘押设施的地方削弱了对被拘押人士待遇以及上诉机制的监管。
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与宗教维权人士并阻止公开示威。行政拘留的方式包括强制戒毒治疗（针对吸毒者）、“拘留教养”（针对未成年罪犯），以及用于拘留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徒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法制教育”中心。在强制戒毒康复中心停留的最长时间是两年，其中有6个月通常是在戒毒中心。政府对那些被控卖淫或者嫖娼的人也有类似的康复中心。
任意逮捕：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颠覆罪和其他罪名实施拘留和逮捕，以此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压制公众诉求。但这些指控，以及何谓国家机密，都定义不清，而且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追溯方式被认定为国家机密。当局还广泛使用含义不明的“寻衅滋事”罪名来对付许多维权人士。这个词的语义不清。  当局还以广义且模糊不清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来拘捕有泄露刑事审判、商业活动和政府活动信息等行为的公民和外国人士。反间谍法授权当局可要求个人和团体停止任何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不遵守该要求者可能会导致财产和资产被没收。
有多起报告说，当局逮捕或长期拘押了一些律师、宗教领袖或者信徒、上访人员和其他维权人士，后来其指控却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驳回。当局将许多公民非法软禁、剥夺旅行权、或者送进包括“黑监狱”在内的各种非法拘留设施实施行政拘留。在有些案件中，公安人员会给学校施加压力，不准接收知名政治犯的孩子入学。被软禁人士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有时有人会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在家中与世隔绝。公安人员经常会驻守在这些人家里。在外国高层官员来访、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安门广场屠杀纪念日以及在藏区和新疆的敏感纪念日等敏感时期，当局都会软禁许多公民。公安人员还会将一些没有被软禁的人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所谓度假。
3月，自2019年起在上海被拘押的维权人士陈建芳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受到审判。审判后法庭没有宣布判决，陈建芳仍然在押。陈建芳解聘了由法院指定的律师后，不允许她会见接替的律师。
5月，倡导政治言论自由的“南方街头运动”领袖王爱忠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广州警方拘留，7月正式被逮捕。据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称，当局告诉王的妻子，他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和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而被捕。
6月4日，高恒因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手持纪念天安门大屠杀标语的照片而被广州警方逮捕。高恒在等待审判中，他最后一次在狱中与一名律师会面是在 7 月。对于他被指控的罪名或目前状况的细节未见公开发布。
审前拘押：审前拘押可能会超过一年。据报告，涉及“敏感案件”的被告审前遭到拘押的时间更长。从2015年到2018年，当局在“709”大抓捕（指 2015 年 7 月 9 日开始的政府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中拘捕的许多人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遭到超过一年的审前拘押，而且无法接触他们的家人或律师。具体统计数字未见公布，公众也无法获得，但长期的审前拘押在政治犯案件中尤为常见。
截至年底，为“709”大抓捕中的人权律师进行辩护的北京律师李昱函仍然被拘押在沈阳拘留中心。她因被指控“寻衅滋事”的罪名自2017年遭到拘押至今。7 月 12日，李昱函会见了她的律师，律师报告称李昱函被要求坦白自己的“罪行”，她拒绝了。10月21日，李昱函的案件开庭审理，但没有作出判决。由于李昱函的健康原因，她的律师曾多次向沈阳当局提出要求让李昱函保外就医，但每次都被驳回。
截至9月8日，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尚未对自2020年6月以来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任海飞进行庭审，也未提出指控。任海飞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捕，因最初被捕后受重伤住院，出院后被还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任海飞此前曾因信仰法轮功和参与与政府对待其他法轮功学员有关的和平抗议活动，于2001年至2008年被关押。任海飞的庭审先是定于7月，但是当局以新冠肺炎为由延后了庭审。
e. 拒绝给予公正、公开的审判
尽管法律规定法院应当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干涉，但司法并不独立。法官常常就如何裁决待审案件，特别是政治敏感案件，接到来自政府和中共的政治指导。中共中央政治和法律事务委员会有权审查和指导各级法院的审理活动。法院与检察院的所有任命都必须得到中共组织部的批准。
由于防范司法腐败的措施模糊不清且执行不力，腐败常常会影响司法裁决。地方政府负责任命地方法官并支付他们的工资，从而经常对其辖区内法官的裁决施加影响。
一个由中共控制的委员会对大多数重大案件作出决定，而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的职责只是为该委员会的决定撰写一份法理依据。
法院无权裁决某项立法是否符合宪法。虽然法律允许团体和个人对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提出质疑，但是这些质疑只能向立法机构提出。律师几乎没有机会在诉讼中就法律是否违宪进行辩护。
据媒体报道，公安部门通过电视播放律师、国外和国内博客作者、记者和企业高管认罪的镜头，从而在刑事审理开始之前将他们定罪。在有些案件中，这种认罪可能是释放的前提条件。非政府组织认为，这样的电视认罪很有可能是逼供或是使用酷刑的结果，而且一些曾经认罪的受押人在被释放之后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并确认他们的认罪是被强迫的。法律并没有允许在审判前让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视认罪的规定。
2月，英国的媒体监管机构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取消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播出许可，理由是该电视网对中国政府和中共缺少足够的编辑独立性。2020年7月，英国通讯管理局在其正式调查中发现，中国环球电视网在2013年和2014年播出了一名被关押在中国的英国私家侦探被迫坦白的情形。
据报道，“司法独立”仍然是中共命令大学教授不得讨论的课题之一（见第二节a.“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审判程序
尽管法律重申无罪推定，但刑事司法系统依然倾向于有罪推定，那些受到高度关注或政治敏感的案件更是如此。
相对认罪的被告，法院往往会用更严厉的判决来惩罚拒绝认罪的人。上诉程序极少推翻原判，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复审途径。对侵犯被告权利的补偿不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除了涉及国家机密、隐私、未成年人或由当事人请求保护商业机密的案件之外，所有的审判都应向公众公开。当局利用涉及国家机密案件的例外规定向公众甚至有时对家属都封锁政治敏感案件的进展情况，并且剥夺被告寻求辩护律师的权利。法院条例规定，持有效证件的外籍人士同中国公民一样拥有获准旁听审判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获得邀请的外籍人士才能旁听庭审。同往年一样，在几次审判时，当局禁止外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和记者旁听庭审。有些案件被重新归类为“国家机密”，或者以其他理由不对公众公开。
法规规定，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和未成年嫌疑人的案件外，法院官员要在判决生效后的7天之内在网上公布判决结果。法院并没有公布所有的判决。他们有广泛的决定权，如果认为公布判决书“不适宜”就不公布。许多政治案件的判决都没有公布。
受到行政拘留的人没有寻求法律咨询的权利。刑事被告有权接受法律援助，但绝大多数刑事被告在受审时没有律师为其辩护。
律师按规定都必须是中共控制下的全国律师协会成员，而且司法部规定所有的律师在取得或年度更新其执业证书时都要宣誓效忠中共的领导。中共继续要求有3名或以上中共党员的律师事务所在所内成立党组织。
尽管政府声言尽力改进让律师会见其委托人的做法，但是2017年全国律师协会主席告诉《中国青年报》，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刑事案件有辩护律师参与。尤其是一些人权律师报告说，当局不允许他们为某些委托人辩护，或者威胁他们，如果选择做辩护就会受到惩罚。11月21日，据改变中国（China Change ）报道，自2016年以来，已有40多名律师因从事人权工作而被吊销执业证书。有些律师拒绝为政治敏感的案件辩护，而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很难找到辩护律师。在有些情况下，当局不准当事人自选的律师接受委托，而是用法院指定的律师取而代之。
政府暂停或吊销了许多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的执业证书或法律执照，包括为民主异议人士、家庭教会活动人士、法轮功修炼者或批评政府者辩护。当局利用全国律师协会的年度执业证书审查程序来拒绝或拖延给专业律师颁发执业证书。10 月，该协会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禁止律师公开谈论案件，包括组织新闻发布会和请愿、发表公开信或从事任何公众维权工作。
政府用来恐吓或对人权律师施压的其他手段包括非法拘禁、对律所进行不明不白的“调查”、取消律师资格、骚扰、人身恐吓，以及阻挠律师取得证据或接触委托人。
2月2日，媒体报道称，代表维权人士和记者的郑州维权律师任全牛获悉，河南省司法厅吊销了他的执业证书。3月，郑州司法部门通知任全牛工作的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必须关闭。媒体进一步报道，7月初，市有关当局将任全牛列入黑名单，禁止他开展自己的法律咨询业务。
10月，尽管蔺其磊多次申请注册，北京市司法局以蔺其磊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已注销为由吊销了他的律师执业证书。蔺其磊所在的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曾代理过许多宗教信徒和支持民主人士的案件。
12月16日，北京市司法局吊销梁小军的律师执照，理由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批评马克思主义并将法轮功称为宗教的帖子。梁小军在他的律师执业期间中代理过许多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和其他被取消资格的律师的案件。
监管法律从业人员的法律将律师“侮辱、诽谤或威胁司法官员”、“不服从法庭警告”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等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这个法律还把向媒体披露委托人或案件信息或者以抗议、媒体报道或其他方式影响法庭裁决的行为也定为刑事犯罪。违者会面临罚款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规还规定，拘留中心的官员应当允许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或被告，或者要说明为什么此时不能安排会面。按照规定，这样的会面应当在48小时内即行安排。检察院和法院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在三个工作日内取得并阅读案情文件。  根据该法规，辩护律师阅卷的时间和次数不应当受到限制。有些敏感案件的律师在庭审前无法见到他们的委托人，查看证据的时间有限，在庭审中被告和律师也不能沟通交流。与法律相悖，在案件提交法庭之前刑事被告往往没有被指定律师。法律规定刑事诉讼使用的书面语及口语都应该是当地常用的语言，政府翻译员要为不能熟练使用当地语言的被告提供语言服务。观察人员称，大部分庭审使用的都是汉语普通话，即使是在不讲普通话的地区也是如此，不讲普通话的被告会得到翻译员。
被告与原告当庭对质的机制不足。据报道只有一小部分案件有目击证人。在是否需要甚至是否允许证人当庭作证方面，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大部分刑事审判中，证词都是由检察官宣读，被告及律师没有通过交叉询问进行反驳的机会。虽然法律规定预审期间的证人陈述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但检察官高度依赖此类陈述。尽管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查看政府掌握的涉案证据，但无权强迫证人作证或要求进行证据开示。
依照法律，对于那些被判处死刑、在等候复核期间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的囚犯要指派律师。
2020年12月，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越境罪判处10名香港活动人士7个月至3年徒刑。这些活动人士于 2020 年 8 月被中国当局抓获后都遭到与世隔绝的监禁。由这些活动人士的家人聘请的律师被禁止与他们会面；在闭门审判期间，法院只允许国家指定的律师在场。
7月，被称为“长沙公益仨”的反歧视非政府组织“长沙富能”的三名成员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健雄被秘密审判，判处二至五年有期徒刑。尽管法律要求公布判决结果，但该判决并未被公布，三人的家属都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获悉判决结果。“长沙富能”曾协助诉讼案件以结束对残障人和艾滋病毒病毒和乙型肝炎携带者的歧视。程渊还参与了反酷刑项目、为结束国家独生子女政策提起的诉讼以及户籍法改革等。
政治犯与被拘押者
政府官员继续否认关押了任何政治犯，声称拘禁那些人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或宗教观点，而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但是，当局继续因政治和宗教原因将公民投入监狱。人权组织估计有成千上万名政治犯仍然被关押着，大多数被关在监狱，有的被关在行政拘留设施。政府不准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探望政治犯。政府安全部门继续骚扰和恐吓前政治犯及其家人。
媒体1月报道称，遭到拘押的常玮平律师的家人受到骚扰。常玮平的家人在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前抗议之后，常玮平的父母被传唤并对他们进行了多轮审讯。他们发现家外被装了一台闭路电视摄像机，他们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当局多次找到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警告她不要为丈夫进行公开呼吁，并强迫她删除有关丈夫的社交媒体帖子。
8 月 25 日，《南华早报》报道了针对记者、活动人士、律师和普通公民广泛使用的 “寻衅滋事”罪，以此来压制言论自由。8 月，两名活动人士陈玫和蔡伟因将遭到审查的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互联网材料存档而被判有罪。
当局提前释放政治犯的比例比其他犯人低。有数千人因“危害国家安全”和“从事邪教活动”等政治和宗教罪服刑。政府并未复议所有在1997年前因反革命罪和流氓罪被起诉的案例，也没有释放那些因刑法己经撤销的非暴力罪名入狱的人士。
直至本年底，许多政治犯仍然在狱中服刑或在获释后仍在其他形式的拘押中，包括作家杨茂东（笔名：郭飞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热依拉·达吾提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的弟弟胡什塔尔·艾沙、藏人多吉扎西、活动人士王炳章、陈建芳和黄琦、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牧师张少杰和王怡、法轮功修炼者卞丽潮、天主教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人权律师夏霖、高智晟、许志永、李昱函和余文生、博客作者吴淦、公民记者张展、以及上海劳工活动人士蒋存德及其他人士。
刑事处罚包括在获释后的一段固定时间内“剥夺政治权利”，在此期间获释者被剥夺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据前服刑人员说，其就业、出行、获得居住许可和护照、租房以及获得社会服务的能力都受到严重限制。
前政治犯及其家属常常受到当局的监视、电话窃听、搜查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或威胁。例如，公安人员跟踪去会见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的被拘留或囚禁的维权人士的家人，要求他们禁言，不得谈论案情。一些维权组织的成员被禁止会见来访的外宾。
出于政治动机而对在国外的人进行报复
威胁、骚扰、监视和胁迫：本年度中一直有报告称，身在国外、公开讲述新疆境内正在实施的拘留和虐待政策的人，其新疆的亲属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2020年6月，哈萨克斯坦媒体报道称，哈萨克斯坦当局一度拘留了阿奇卡特·卡利奥拉（音译，Aqiqat Qaliolla）和真尼斯·扎尔钦（音译，Zhenis Zarqyn），原因是他们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失去亲人。2 月，自由亚洲电台根据官方消息报道称，在新疆当局骚扰他的家人后，巴基哈吉·赫利尔提前结束了他在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的宗教研究返回中国，于2017年被判处9年徒刑。
中国媒体和当局继续骚扰和抹黑谈论在新疆拘留营中的强奸和性虐待问题的妇女。已逃离中国现居海外的新疆拘留营教师凯尔比努尔·赛迪克（Qelbinur Sedik）多次成为中国媒体的目标，并直接收到新疆当地警方的视频信息，威胁要对仍在新疆的她的家人进行报复。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新疆警方利用社交媒体威胁居住在欧洲的维吾尔人。
中国官方媒体还发布了一些有关新疆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视频，以向外国媒体抹黑他们海外亲属的说法。视频中的人敦促他们在国外的家人停止“散布”有关新疆的“谣言”。这些海外亲属表示，在视频发布之前，他们与新疆的亲属都失去了联系。
2 月，《香港自由新闻》报道称，中国使用“活生生的证据”（“proof-of-life”）视频来反驳或削弱多位外国公民有关其在中国的亲属失踪和受迫害的指责。例如，梅梅特·土赫提·阿塔乌拉（音译：Memet Tohti Atawulla）的弟弟在新疆镇压期间失踪，中国发布了一段他的视频。自 2018 年离开中国以来，萨依拉古丽·萨吾提拜（Sayragul Sauytbay ）一直公开批评中国对待哈萨克人和其他在中国的穆斯林的做法。中国拍摄了萨依拉古丽的家人，并指责她 “盗窃、欺骗、虐待孩子和作风败坏”。同样，据《香港自由新闻》报道，“库扎特·阿尔泰（Kuzzat Altay）的父亲在镜头前与他断绝关系”和“早木热·达吾提（Zumrat Dawut）的弟弟暗示她父亲的死是由于她的政治活动。”
3 月，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官员利用新闻发布会攻击海外那些就新疆拘留营提供目击证词的妇女。报道援引一名新疆官员公开指称，“人人都知道她的人品低劣。她好逸恶劳，私生活混乱，她的邻居说她在中国时与人通奸。”5 月，路透社报道中国官员经常骚扰居住在国外的年轻维吾尔活动人士。维吾尔人面临来自中国黑客的威胁、恐吓电话和社交媒体上的霸凌。
滥用国际执法工具：据可信的报告，中国企图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国际执法工具，以报复身处中国境外的特定的人。据美联社报道，7 月 20 日，摩洛哥当局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知（来自政府的逮捕某人的请求）在卡萨布兰卡逮捕了维吾尔活动人士伊迪热斯·艾山（Yidiresi Aishan）。《南华早报》8 月 2 日报道，在维权组织表达了对红色通知系统被用于将维吾尔持不同政见者遣返中国的担心之后，国际刑警组织已撤销对艾山的红色通知。艾山以前住在土耳其，在那里他是维吾尔移民社群里活跃的成员，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至年底艾山仍被关押在摩洛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国家监督委员会（中央纪检国家监委）领导了中国的跨国追捕逃犯的“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尽管这些行动表面上看是针对经济犯罪的，但媒体报道称，他们有时是出于政治动机，针对居住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2月24日，国有的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通过“天网2021”，2020年共有1421名逃犯被带回中国，其中红通犯28人。
控制人员流动的作法：政府向外国施压，要求他们遣返或拒绝向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发放签证。检查站、健康应用程序限制和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封锁等新冠肺炎预防措施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
11月，律师谢阳试图探望被监禁的公民记者张展的家人，但是被两名警察警告不准去。随后他的新冠肺炎健康验证手机应用程序从绿色变成红色，有效地限制了他的行动。
双边压力：有可靠的报道称，出于政治动机，中国企图向其他国家施加双边压力，目的是让这些国家针对特定的人采取不利行动。在哈萨克斯坦，媒体报道称，哈萨克斯坦当局在中国大使馆前临时拘留了至少 10 名抗议者。这些抗议者要求释放被关押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家人。2 月，哈萨克斯坦一家法院判处巴伊伯拉特·坤布拉图里（Baibolat Kunbolatuly）10 天监禁，罪名是在中国领事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就其弟弟在新疆被拘押的问题作出答复。据自由亚洲电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报道，哈萨克警方在努尔苏丹拘捕了8名要求释放被关押在新疆的亲属的哈萨克族抗议者。
6月30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致函法国的少年报纸《我的日报》（Mon Quotidien）编辑部，谴责该报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的文章。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大使馆还散发了一份呼吁书，要求撤回这篇文章。
民事司法程序和赔偿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在司法独立方面面临与刑事案件相同的局限。法律规定给予权益受到政府机构或官员侵犯的原告行政与司法赔偿。法律还允许对遭受错误拘押、精神损害或者由拘留所或狱管人员造成的身体伤害的人给予赔偿。
尽管因诉讼费用高、法院信誉低下以及很少有人意识到《国家赔偿法》的存在，过去很少有公民申请国家赔偿，但仍有法院推翻错误判罪的情况。
法律给予个人到政府部门上访以解决其不满的权利。大部分的不满都与土地、住房、权益、环境或腐败有关，大部分上访者都试图到当地“信访办”告状。政府报告说，每年收到大约600万份上访信。但是，上访者集会和表达不满的权利继续受到限制。
尽管中央政府在规定上禁止地方当局阻挠或限制“正常上访”，不准非法拘押上访人员，官方对上访人员的打击报复仍在继续。一些规定鼓励所有与诉讼有关的上访都在本地通过地方或省级法院得到解决，强化了使地方官员防止访民到高层上访的鼓励机制。地方官员派人到北京将上访人员强制带回本省，以防止他们向中央政府投诉地方官员。这样的拘押都没有记录，上访者经常是被短暂关押在非法的“黑监狱”中。
4 月 9 日，被判13 年徒刑的正在服刑的维权人士郭宏伟在吉林国文医院去世，他曾经对侵犯人权行为发声，并多次投诉官员腐败。据报道，郭宏伟在监狱中遭到酷刑，送到医院时显然已经昏迷了两个多月。
f. 任意或非法侵犯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尽管法律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隐私受到法律保护”，但当局经常不尊重公民的隐私。1月1日生效的新的民事法规中有关于隐私权和保护个人信息的条款。尽管法律要求警察在搜查房屋之前必须有搜查令，但有关官员经常无视这一规定。公安局和检察官被授权在没有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自行签发搜查令。继续有关于警察强行闯入的报告。
当局经常监控私人之间的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社交媒体应用以及其他数码通信，对政治活动人士尤为如此。当局还拆开并审查国内和国际邮件。安全部门经常监视并进入民宅和办公室搜查电脑、电话和传真机。外国记者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一些私人物品遭到搜查。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发现了被认为是政治敏感的材料，记者要被迫签署文件说明他们“自愿”将这些文件留在中国。
据关注中国人权的网站民生观察报道，被判犯有受贿罪的前福建省福安市长林小楠于4月被判10年6个月徒刑，他的弟弟林小华开始就此案提起上诉。2020年6月，林小华试图将上诉信和案卷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但是邮局打开了所有信件，然后拒绝投递。2020年7月，厦门市文化旅游局没收了这些信件和案卷，称其为“非法出版物”。
根据《自由之家》的说法，监视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侵入式监视应用程序）的飞速发展，加上警察越来越多地获取用户数据，助长了对知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普通用户的起诉。卡内基基金会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智能监控技术（包括人脸识别系统、监控摄像头以及智慧警务技术）的主要供应商。
据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万计的监控摄像头来监视一般民众。人权团体说，有关当局越来越依赖摄像头及其他一些手段来监视和恐吓政治异议人士、宗教领袖及其追随者、藏人以及维吾尔人。这包括面部特征识别和“步态识别”视频监控，使警察不但得以监控事态，而且能够快速识别人群中的个体。英国广播公司BBC 5月报道称，中国的科技公司开发了人工智能、监视和其他技术功能，以帮助警察识别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媒体引用了来自华为、旷视和海康威视等公司在面向公众的网站、公司文档和编程语言中关于“维吾尔警报”开发的信息。这个警报可以自动向警察报警。华为否认其产品是为识别少数民族而设计的。对电话和互联网通讯的监控与干扰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尤为普遍。政府在西藏自治区和自治区以外藏区的寺院中设置了监控摄像头（见特别附件，西藏）。法律允许安全机构在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时中断通讯联络。政府部门收集了新疆居民的基因数据，对敏感健康数据的保护不明确。
人权观察组织称，中国国家安全部与信息技术公司合作运行一个“大规模自动化语音识别与监控系统”；这个系统与已经在新疆和安徽使用的系统相类似，被用以帮助破获刑事案件。根据一个参与公司的说法，该系统可以监控普通话以及包括藏语和维吾尔语在内的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生物特征的数据，比如指纹和DNA，也都被储存起来。这个数据库中的信息不仅取自罪犯和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全部的外来民工以及所有申请护照的维吾尔人。一些新疆拘留营的幸存者报告说，他们在进入拘留营时被强迫接受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血液及 DNA 检测。还有来自前被拘留人员的报告称，当局强迫维吾尔族被拘留者接受胸部和腹部器官的医学检查。
因城市开发而强制搬迁的事件在一些地区继续发生。对搬迁条件或补偿不满而举行抗议的现象很普遍，当局起诉了一些组织抗议的领导者。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开发项目导致了成千上万人被迫搬迁。
公民与政府当局之间有关房地产的纠纷有时会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这些纠纷的原因常常是当地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对拆迁居民赔偿很少甚至不予赔偿，同时对当地官员参与房地产交易缺乏有效的政府或媒体监督，对被拆迁居民也没有提供法律救助或其他解决纠纷的机制。虽然中央政府声称已进一步加强了控制非法征地行为并制定赔偿标准，但问题仍然存在。
当有家庭成员参与被视为敏感的活动时，政府当局还会干涉家庭的生活安排。
各级和各辖区政府继续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信用制度。第一种是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旨在追踪和防范企业的不法行为。第二种是个人社会信用系统，按照不同的地理位置其实施有所不同。
尽管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社会信用体系，但仍然存在着数十种分散的社会信用体系，分别在地方、省和中央各级政府运作，还有由技术公司运行的其它一些“私有”社会信用体系。这些系统从公司和个人那里收集大量数据以解决“社会信任”方面的缺陷，加强对金融信贷工具的使用并减少腐败。这些机构经常收集有关学业记录、交通违规、社交媒体使用、交友、遵守计划生育规定情况、就业表现、消费习惯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例如有报告称，一些人由于涉嫌未购买火车票乘车而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工商专家评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信用体系并不是用来针对公司或个人的政治或宗教信仰的，并指出，中国已经拥有社会信用体系之外的其他工具来针对公司和个人。但是，收集大量个人数据以及未来建立通用和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前景可能使当局得以进一步控制国民的行为。
人权活动人士报告说，当局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监控的另一种方式是询问他们在微信、WhatsApp等聊天室参与与人权有关的讨论的情况。当局监视这些聊天群以识别活动人士，这导致微信用户增加了自我审查，并且有多个聊天群群主分别被逮捕。
政府在新疆继续施行“双联户”制度，这个制度从已在西藏实行了多年的制度发展而来。这个制度将居民每10户分为一组，要求各组中的家庭互相监视并向政府报告“安全问题”和贫困问题，从而将普通公民变成了举报人。在新疆，政府还继续要求维吾尔族家庭接受来自政府的“入住”者，让官员或志愿者强行住进维吾尔人家，以监控这些家庭的宗教活动，从中发现“极端主义”的线索。祷告、拥有宗教书籍、或戒用烟酒等都被政府视为有“极端主义”迹象的行为，有这些行为的人都可能会被拘押到再教育营里。
政府限制生育子女的权利（见第六节，妇女）。
第二节 尊重公民自由
a. 包括新闻机构及其它媒体成员在内的表达自由
宪法阐明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但当局限制而且不尊重这些权利，在行使这些权利与中共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尤为如此。当局继续越来越严密地控制所有的平面、广播、电子和社交媒体，并经常利用它们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中共意识形态。当局审查和操控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期间和公共健康等事务上尤为如此。
表达自由:  公民可以讨论具体的政策，但往往避免讨论更广泛的政治问题、领导人或“敏感”话题，因为担心受到官方惩罚。当局经常对那些质疑中共合法性或批评习主席领导力的公民采取严厉行动。一些独立的智库、研究小组或研讨会报告称受到压力，被迫取消某些涉及敏感议题的讨论会。其他许多人证实，当局定期警告他们不得与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见面，也要避免参加由外国机构召开的外交招待会或公开活动。
在公开演讲、学术讨论和媒体评论或在网上发表政治敏感言论的人们及其家人仍会遭到惩罚。此外，公共场所电子监控的增加，同时有许多公民的日常互动向数码空间转移，标志着政府监控日常生活的比例正在增长。小群体或同伴间在社交平台上以及通过信息应用进行的聊天都受到当局的审查、监控并采取行动。同伴间监视并可能向当局告密的威胁越来越大，这进一步削弱了言论自由。
得到广泛应用的通讯应用程序微信仍然受到严格审查。在中国注册的账户收发与中国政治等敏感话题相关的帖子时，信息会消失不见。当局继续使用该应用程序监控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批评人士，其中一些人因其交流内容而被警方拘留或被判刑入狱。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若继续使用在中国创建的账户仍然会遭到审查。
6月5日，基督徒高恒在广州地铁举标语自拍后被当局以“寻衅滋事”拘留。他的小标语上写着：“六月四日：为国家祷告“。
7 月 6 日，多所大学由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或双性人 (LGBTQI+) 社团经营的多个微信账号被关闭，理由是违反了未经说明的社交媒体规定，以往的帖子都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通知，说 “所有内容均已被屏蔽，该帐户已被停止使用”。
7月23日，老访民李玉凤被控“寻衅滋事罪”在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受审。2019年，李玉凤在陪同朋友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诉后被拘留。
著名诗人王藏和他的妻子王丽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仍被拘押。王藏2020 年 5 月被从家中带走，他和 2020 年 6 月被拘留的王利芹（王丽）于 2020 年 9 月被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针对王藏的警方“证据”包括他的诗歌、行为艺术以及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的观点。
10 月，资深记者罗昌平和一位姓左的社交媒体用户因在网上批评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电影《长津湖》而被拘捕。这部电影是国家资助拍摄的。有报道称，自从新法律3月生效以来，至少被使用了15次，以惩罚那些质疑共产党版本的历史的人。
当局以“散布假新闻”、“非法传播信息”、“网上散布谣言”为由逮捕或拘留了数不清的公民。这些罪名的范围从分享政治观点或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到分享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事实报告。
这种趋势在新疆尤为明显，政府在那里实行了一套多层面的现实与虚拟的控制系统，用来制止人们的自我表达或从事其宗教或传统信仰。除了在该地区建立的庞大的再教育营系统之外，政府和共产党还实施了一个限制个人言论和网上言论的系统。在新疆，警方经常截停穆斯林和非汉族少数民族人士，要求检查他们的手机以获取被认为是不正当通讯的证据。
该年度中，政府大量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摄像头和其他电子设备来监控所有的言论及行动。新疆当局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库，跟踪该地区居民的行动、移动电话应用程序甚至用电量和汽油用量。
政府还试图限制对他们的新疆政策的批评，甚至在境外也是如此，干扰世界各地的学术讨论，恐吓维权活动人士。新疆政府官员拘押了多名海外活动人士的家人。今年 2 月，政府封锁了运行仅有几天的一个旨在促进公开对话的外国软件平台Clubhouse。在Clubhouse被封锁之前，曾有中国公民参与讨论被中国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包括新疆和台湾。
由于政府官员威胁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家庭成员，大量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被吓得保持沉默。那些威胁有时是在中国向其亲属发出的，有时是由中国政府官员在外国发出的。（请参阅第一节e.，出于政治动机对在国外的人进行报复。）
政府限制人们表达不受其认可的观点，即使这些言论来自海外也是如此。中国政府扩大了在网上控制全球信息传播的做法，同时还向外国政府输出其电子信息控制手段。本年度中，关于外国记者和海外华人因批评中国政治而受到中国政府人员骚扰的报告有所上升。这包括在推特等被中国屏蔽的平台上发布的批评言论。
政府试图限制网上游戏平台的表达自由。广受欢迎的中国产网上游戏“原神”在其游戏内聊天程序中继续将“台湾”和“香港”等词列为禁词。用户们注意到，该程序的审查覆盖所有的用户，无论其国籍或玩游戏的地域。
新闻机构与包括网上媒体的其他媒体成员的表达自由：中共和政府继续对所有的出版物、网上及广播材料保持绝对控制权。只有官方媒体机构才能得到政府批准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或其他被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尽管中共及政府没有对所有出版和广播的内容作出详尽指导，但却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来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报道某个问题，或者干脆下令禁止报道。中国官方的宣传部每天发布指南，说明应在所有媒体中宣传哪些话题，以及如何报道这些话题。为私人媒体公司工作的中国记者证实，要求遵守政府对话题的选择以及内容要求的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直接管理包括网上新闻媒体在内的互联网内容，推广中共的宣传。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负责该机构的日常运作。  它在规范网上媒体做法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威，并在规范和管理网上信息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共继续监视和控制国内所有媒体中非普通话的使用。自 1 月 1 日起，以前在官方媒体上播放的蒙古语内容被中华文化节目取代，这些节目推广“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出版所有的图书和杂志仍旧需要国家颁发的出版号；出版号收费高昂，而且往往难以取得。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广播媒体和图书出版商都隶属于党政机构。有为数不多的印刷出版企业有一些私人股权，但是没有民营性质的电视台或广播电台。中共指示国内媒体不得对某些议题进行报道，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
记者在政府严格管控的环境中工作。只有获得政府官方认可的新闻记者才被允许发布平面或网上新闻。中共持续监测记者们各种形式的报道，包括平面新闻、电视报道以及包括直播在内的互联网新闻。记者和编辑们都进行自我审查以保持在中共划定的界限之内。越界会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惩罚，而这种界限可能是模糊的。在中国，虽然日益熟练掌握互联网的人们要求用最新技术来讲述有趣的故事，政府当局却对那些技术（例如网上直播）实施管控，继续对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施加压力。
由于中共不认为互联网新闻公司是“官方”媒体，这些公司都受制于会削弱其运行的法规，并且被禁止报道可能是“敏感”的消息。
暴力与骚扰：政府经常阻挠媒体工作，包括公民记者。一些记者报告说，在报道敏感话题时会受到暴力攻击、骚扰、监视和恐吓。政府官员使用刑事起诉、民事诉讼和包括暴力、拘押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在内的惩罚手段来恐吓作者和记者，以阻止他们就广泛的话题发布未经批准的信息。
海外记者的家人也面临骚扰，时有拘押发生，藉此来报复他们海外亲属所做的报道。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工作的记者们仍有几十名亲属在新疆失踪或被拘押。3 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当局自 2018 年以来拘留了维吾尔语组编辑埃塞特·苏莱曼（Eset Sulaiman ）的两个兄弟。
中共的中央和地方宣传部门对国内外记者的限制显著增加。
记者因发表质疑政府的观点而面临被降职或解雇的威胁。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政府实际存在的压力或对政府压力的恐惧，潜在的消息来源会拒绝与记者见面。几位中国记者指出，范围巨大的新闻审查形成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偏执氛围”。例如，即使是关于非敏感话题，长期的媒体联系人继续拒绝私下对话。  所谓的禁忌话题不仅包括西藏、台湾和腐败，还包括自然灾害及“米兔”（#MeToo）运动。
在这一年中，当局囚禁了许多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工作的记者。政府还以防疫为幌子隔离了许多独立记者以使他们噤声。无国界记者组织 12 月 7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统计发现，在中国被拘押的记者（专业和非专业）至少有 127 名。  其中71 人，或者说半数以上被监禁的记者，是维吾尔人。
1月7日，反腐败网站“中国舆论监督网”发起人、调查记者李新德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天津一家法院错误地判定一名商人有罪，为此他于 2019 年被逮捕。
1月8日，前记者张贾龙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2014 年，张贾龙在腾讯担任记者期间会见过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并请求他“拆除这个封锁互联网的巨大防火墙”。
5月11日，公民记者陈玫和蔡伟被拘押一年多后在北京朝阳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开庭审判。他们二人自创了一个网站档案“端点星”（Terminus 2049）。该网站收集了受到审查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以及其他内容。8 月 13 日，陈玫和蔡伟被判处犯有“寻衅滋事罪”，但随后于 8 月 15 日因拘留时间超过刑期而被释放。
河南省的一个中共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号召与一名BBC记者斗争，这个记者当时正在河南省郑州报道洪灾。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将这一事件作为“在中国对外国媒体日益增长的敌意”的一个例子，这要归因于有时是“直接受到中国官员和官方机构鼓励“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3 月发布的媒体自由年度报告得出结论说，有关当局和中共动用“所有的国家权力武器”，包括为遏制新冠肺炎而使用的监控系统，骚扰和恐吓记者、他们的中国同事以及外国新闻机构想采访的人。这是连续第三个年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说工作条件有所改善。
这份调查报告称，有 88% 的记者的采访请求因采访对象需要事先获准或根本不被允许与外国记者交谈而被拒绝，相比2019年的76% 有所升高。近 40% 的记者表示，他们知道有消息来源人士因与外国记者接触而受到骚扰、拘留、传唤或讯问，这一比例高于 2019 年的 25%。  近半数的记者表示，对数码或现场监控的恐惧经常影响他们正常采访和与消息来源人士沟通或者进行报道的能力。近 60% 的人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受到恐吓，而 2019 年这一比例为 44%。
当局利用签证续签程序来对付记者，强迫更多外国记者离开中国。无国界记者组织 12 月 7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统计，2020 年因受到监视和签证胁迫而被迫离开中国的外国记者有18人。
今年 3 月，BBC 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在受到法律诉讼、阻挠和恐吓的威胁后离开了中国。一场针对 BBC 和沙磊的由国家主导的宣传活动被用来诋毁他们并抵制国际社会对新疆和香港等问题的批评。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称，政府针对 BBC 的行动始于 BBC 发表的一份报道，详细指控了在新疆拘禁穆斯林的拘留营中出现的系统性强奸问题。
为外国新闻媒体工作的本地员工报告称，除了当局继续严格执行对这些员工的限制措施外，骚扰和恐吓也增加了。法律禁止外国新闻机构直接聘用中国公民，他们必须使用外交部下属的外交人员服务局聘用的人员。行为守则用开除或撤销资格来威胁那些从事独立报道的中国籍雇员。该守则还指示中国员工向其雇主提供有助于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信息。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称，他们仍然无法雇到他们希望雇到的足够的本地工作人员，并称当局继续对不喜欢的媒体机构实行每位外国记者配一名当地研究人员的非官方上限。一些媒体甚至报告说，无法获得外交人员服务局的许可为每位记者聘请一名当地研究人员。新员工对承担可能被视为政治敏感的工作有顾忌，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工作范围和贡献。
在新疆，政府对外国记者的骚扰尤其胆大妄为。根据 2020 年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所有前往新疆的外国记者都被公开跟踪，不准他们进入公共场所，并被要求或强制删除设备中的照片和其他信息。记者所记录的事件有假造的交通事故、道路封锁、酒店关门以及网络攻击等情况。他们都报告说，自己在新疆工作期间受到持续不断的监视，政府人员会介入以阻止他们进入一些地区，恐吓当地居民使他们不敢与记者交谈，而且阻拦记者（有时一天多次），没收他们的相机并强迫他们删除照片。记者们指出，当地的联系人警告他们说，任何与外国人交谈的居民基本上都会被拘留、审问或送往“再教育营”。
政府官员还试图压制中国境外的媒体。尽管在前些年这种做法主要针对的是中文媒体，但在本年度中有更多的报道说，无论批评中国的媒体使用的是什么语言或位于什么地方，都可能会受到压制。
审查或内容限制：各项规定给予各级政府宽泛的权力来根据内容限制出版，包括规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报道特定事务。
据自由之家报告，2月5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文化和旅游部下属的行业协会）发布了新的限制，要求演出要宣传“党的路线”，不能“破坏民族团结”，也不能“ 危害国家安全”。违反规定的演艺人员会面临停演或者永久逐出演艺界。
供本国记者使用的官方指南通常语焉不详，宣传官员可随意修改，并可追溯执行。宣传部门强迫报社和网上媒体解聘发表内容与官方政策不一致的文章的编辑和记者，并暂停或取缔出版物。记者、作者和编辑仍然要进行广泛的自我审查，尤其是因为政府的出版后审查包含了各种责罚。
中共中央宣传部命令媒体严格按照权威部门提供的信息报道。指南警告媒体不准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官方回应和国际质询等话题，以及与党政官员的声誉、一般健康与安全以及外交事务有关的问题。
政府试图完全控制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和私人评论，从而削弱了本地和国际上报道新冠病毒传染情况的努力。从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发生时起，其相关信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就受到严密封锁。流行的网上直播和消息传递平台微信及YY都继续执行审查办法，包括对与引起新冠肺炎疫情、萨斯和潜在疾病载体的病毒有关的词语进行审查。
在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前夕，政府试图加强控制公民在受到严格审查的互联网上对历史的讨论，发布了法律修正案，规定“侮辱、诽谤或侵害”中国民族英雄烈士事迹的人会面临长达三年的牢狱之灾。
4 月，中央网信办誓言要打击“历史虚无主义者”，并开通了一条热线，让网民举报“歪曲”中共历史成就、攻击国家领导的“非法”言论。举报热线允许人们在网上举报“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和政策、诽谤民族英雄以及“否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卓越性”的同胞。
同样在 4 月，江苏省当局拘捕了一名 19 岁的男子，因为他在网上发表了关于日本 1937 年占领南京的“侮辱性”评论。
5 月初，一位监管官员报告称，当局已经处理了大量被认为在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账号，并指示网上平台清理了 200多万个被中央网信办视为非法的帖子。
一些私营公司在没有当局明确命令的情况下审查内容。3 月下旬，中国的串流媒体平台开始审查阿迪达斯等品牌的标志和符号，这些品牌是表演舞蹈、唱歌和脱口秀的参赛者使用的服饰。中国政府此前曾与一些声称避免使用新疆出产的棉花的国际公司发生矛盾。尽管政府官员可能没有命令这些节目遮盖那些品牌，但视频串流媒体网站显然感受到了压力或不得不公开与那些卷入矛盾的西方品牌保持距离。
5 月，中国视频平台审查了《老友记》重聚电视特别节目，删除了音乐明星 Lady Gaga、贾斯汀·比伯和韩国流行乐队 BTS 的出场。这些人此前曾参与过据称激怒了中国政府的活动。
政府加大力度筛查未经批准的信息，并将网上的内容与国家的设想保持一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国家认可的艺术家和作家机构、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一同发布了政策指南，敦促改进“文化和艺术评论”，其部分作法是限制算法在内容传播中的作用。  根据这个指导意见，国内所有的内容编写人员和发行者都要“坚持正确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注意文学批评的社会影响……不参与传播低级庸俗及诱导性质的内容或准娱乐内容”。
公民记者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中央网信办和其他有关当局争取加强管控包括“自媒体”账户在内的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这些账户也被称为“自媒体”（we-media），通常是在社交媒体上独立运营的博客，背后没有现存机构的官方支持。自媒体已成为最大的新兴潮流之一。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0 年网络媒体占了全国媒体市场的 80%。网络上收紧的限制进一步打击了个体记者，他们也无法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认证。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测试并颁发公民从事新闻行业所需的许可证。未经许可的记者可能面临法律麻烦，甚至刑事指控。社交媒体趋势图、推送通知和短视频平台也是清理自媒体账号行动的对象。中央网信办还在探索在所有互联网平台上控制信息传播的方法，以结束“对互联网传播秩序的破坏”。
1 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宣布，作为对记者资格年度审查的一部分，已将阻止记者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户作为优先事项。
2 月，中央网信办实施了管理公共互联网账户的新规定，这是自 2017 年以来第一次改变。该规定明确了网络平台应该禁止的内容类型，包括那些被认为捏造信息、煽动极端情绪、抄袭、网络霸凌、勒索和人为夸大点击量的内容。这表明了对“假新闻”和其他被视为有害的网上活动的新打击。“保护内容安全和维护健康的网络空间”的新规定旨在遏制对被视为非法信息的独立报道和转发，与此同时宣传政府认可的内容。
新规定还扩大了对网上有害信息的定义。除了被当局视为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或颠覆国家政权的信息外，新规定还禁止“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网络信息。与灾害、流行病、突发事件和食品药品安全有关的虚假信息也受到禁止。除了可能的刑事指控和其他处罚之外，传播此类信息的网站可能会被关闭，为此类网站工作的人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并处以巨额罚款。
7 月，政府发起了一场打击“假新闻”和清理网络内容的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布，该运动针对的是新闻机构和工作人员、互联网平台和公众账号以及未经认可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非法新闻活动”。
对涉及习近平主席公众形象的管控非常严厉，审查员大力关闭与官方媒体说法不一致的任何内容。审查员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屏蔽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图像，因为互联网用户用该形象代表习近平。社交媒体帖子不允许发表与习近平和中国主要领导人有关的评论。
国内的电影受到政府审查。中共继续呼吁电影要突出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宣传中国的成功发展。10月9日，前新闻编辑兼记者罗昌平因涉嫌“侮辱英烈”罪在海南被拘捕，他在微博上发帖批评一部描绘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电影。
在中国放映的外国电影也受到审查。原定在中国上映的《无依之地》是一部由中国出生的电影制作人赵婷执导的外国电影。由于赵在 2013 年就中国审查制度发表的言论引发了争议，该片被推迟上映；网上许多谈到《无依之地》的内容也都遭到当局的审查。
10月，中国互联网媒体平台腾讯在其平台上屏蔽了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美国国家篮球协会）的比赛，因为波士顿凯尔特人篮球队队员埃内斯·坎特（Enes Kanter）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中国在西藏的政策。
主要限于在宾馆和外国人聚居区播放的海外新闻播报也受到审查。外国报纸和期刊的偶尔也会因为含有过于敏感的文章而使相应的那些天的报纸和那些期被禁。国际期刊上有关敏感问题的文章会被拿掉。电视新闻在播放敏感话题时会出现黑屏。例如在2月，有关当局禁播了 BBC 世界新闻电视频道，显然是报复在此之前英国吊销了国有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执照。
政府规定禁止和限制公众观看外国电视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那些外国节目。而当地的电视台必须将其整体节目中的外国节目限制在30％以下。
当局继续禁止出版他们认为内容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图书。法律仅允许获得政府批准的出版社出版图书。未经中央有关当局和相关省级出版当局批准的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或电子出版物不得出版发行。未经政府批准而试图出版的人面临判刑、罚款、没收图书和其他形式的处罚。中共控制出版行业的手段还包括事先将某些话题列为国家机密。
政府规定禁止销售未获得进口许可的外国出版物。这包括禁止网上销售平台销售未经政府批准的“海外出版物”，包括图书、电影和游戏。该禁令也适用于与出版物有关的服务。
教育部的新规定于 4 月 1 日生效，禁止图书馆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收藏亲“西方”的书籍。《日经亚洲》 报道称，这个命令会影响到 2.4 亿中小学生，还要求学生开始学习“习近平思想”。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表述来自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书籍可能被禁。
书面/口头诽谤法：根据法律，诽谤罪最高可判处三年徒刑；不能以真相作为辩护。
2 月，重庆市沙坪坝区警方对一名在海外居住的19 岁中国公民发出刑事拘捕令，起因是他在新浪微博平台上发布的贴子。警方称，该博主发表了诽谤中国人民解放军烈士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官方的国家媒体报道称，至少还有6名中国国内网民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关于解放军烈士的诽谤言论而被刑事或行政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
5 月，至少有 7 名公民因“诽谤”袁隆平被拘押，袁隆平在中国被尊为“杂交水稻之父”，他于 5 月 22 日去世。媒体报道指出，当地警方已就社交媒体上有关袁隆平的侮辱性言论的投诉作出回应，并认定这些帖子对社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五名被拘押者面临刑事调查；两人被行政拘留。新浪微博于5月24日宣布，将永久关闭64名用户的账号，他们被发现散布侮辱和攻击袁隆平的信息。
10 月，一名在法庭上只显示姓氏的女子许某被判处7个月徒刑，因为她违反了将“侮辱英烈名誉”定为犯罪的新修订的刑法。许姓女子在网上嘲讽了一些想象自己是董存瑞的网民；董存瑞是1948年在中国内战中死去的战斗英雄。
国家安全：当局经常以保护国家安全作为限制表达的正当理由。政府领导人以恐怖主义威胁的借口来限制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表达自由。这些都是限制新闻传播、出版物以及其他压制表达的基本理由。
互联网自由
政府严格控制并高度审查国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在没有适当法律授权的情况下监控私人网络通信。中央网信办经营着一个名为“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网站，互联网用户可以在该网站报告信息，包括政治信息。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报道，中央网信办表示，在2020 年有近 13万个社交媒体帐户和超过1.2万个网站被中国政府关闭，两千多个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关键字触发了审查。2020 年 12 月，ProPublica和《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份报告，发现中国已经发布了3200 多项指示和 1800 份备忘录以及其他文件，旨在控制与新冠肺炎爆发有关的内容。
以网络安全保卫局为首的国内互联网有关当局将那些被指控在网上公开或私下抹黑政府的人作为目标。媒体详细报道了警方通过搜索引擎识别逮捕公民的案例。受害者往往会受到数小时的审讯，直到他们同意签署文件，承认自己有罪并保证不从事“反社会”行为。一些公民告诉记者，警察警告嫌疑人，他们的子女可能会由于父母的罪行而成为警方的目标。
政府在全国、各省和地方继续雇用成千上万的人来监视电子通讯和网络上的内容。据报政府雇用人员在各种网站和社交媒体上推广官方观点，打击网上出现的不同看法。互联网公司也自行雇用数以千计的审查员来执行中共和政府的审查指令。一旦政府官员因其内容而批评或暂时屏蔽了一个网上平台，该平台的上级公司就必须雇用更多的内部审查员，致使每个公司要为此雇用成千上万以至数万人，极大地增加了员工需求量。
1 月 12 日，詹姆斯敦基金会根据官方文件发布了一份报告，估计中国 2020 年在互联网审查上花费了 66 亿美元。报告解释说，根据中共统战部的官方文件，审查活动包括让国内外的民主活动人士、维权律师和持不同政见者噤声。中央网信办通过监控微信、微博等国内社交媒体和国外社交媒体来追踪网络舆情，并雇用被人统称为“五毛党”的网络喷子来操纵网上公共舆论。公安部派人监控互联网并控制互联网用户。
法律规定在中国国内运行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必须控制在自己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否则就会面临惩罚。据公民实验室说，中国国内的微信用户其聊天信息和图像都被自动过滤，从而限制了他们自由交流的能力。
法律允许政府“监测、防御、处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境外的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并且把利用互联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确定为刑事犯罪。法律还规定，允许安全机构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时中断某个地理区域全部的通讯网络，尽管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前当局就已经采取过这种措施。
中央网信办规定网站、移动应用、论坛、博客、即时通讯服务和搜索引擎都要确保对政治、经济、外交的新闻报道或评论都符合政府立场和优先事务。这些规定将对传统媒体早已有之的控制扩展到了包括网络及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媒体，以保证这些新闻来源也符合中共的指示。
政府继续致力于限制“未经授权”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尽管政府允许包括一些主要的国际公司在内的用户使用经授权的虚拟专用网络，许多小一些的公司、学术界以及公民都被禁止使用。中国政府经常惩罚那些被发现未经授权而使用VPN的人。但同时政府又默许一些人通过VPN到访推特、脸书、电报以及其他通常在中国无法到访的网站，目的是攻击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观点。例如，中国大使馆和国营媒体经常在推特、脸书和油管用中文和英文发帖。
中国政府屏蔽了数以千计外国网站，包括许多主要的国际新闻和信息网站，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经济学人》以及诸如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的网站。当局屏蔽了其它许多网站和应用程序，包括但不仅限于谷歌、脸书、油管、WhatsApp、推特、Clubhouse、Signal以及维基百科。尽管推特和其他外国社交媒体在中国被封锁，但据估计它们在中国拥有数百万用户，包括政府和政党官员以及著名的记者和媒体人物。当局还屏蔽了大量外国大学的网站。
政府审查员继续屏蔽讨论敏感话题的内容，无论其来源出处；敏感话题包括诸如2019-2020年香港民主示威抗议、台湾、达赖喇嘛、西藏、新疆以及1989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等。
继职业网球运动员彭帅指控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她（见第六节，妇女）后，她的名字、甚至连“网球”一词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都遭到了审查，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屏蔽了。
中国政府还显著增加了对商业和经济信息的审查。
当局继续监禁数不清的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互联网写手。5月29日，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把维权人士王爱忠从他在广州的家中带走，7月6日正式逮捕。  王爱忠以“南方街头运动”支持者知名。“南方街头运动”指的是活动人士走上街头抗议压制新闻自由并提出政治要求的行动。王爱忠在社交媒体上的贴文主要焦点是弱势群体。
活动人士李彦军发布了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标志性的“坦克人”的视频之后，受到警方传唤。在类似推特的流行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许多与天安门有关的蜡烛表情符号都被删除。
1 月 29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报道，说有 58 名中国互联网用户因在推特、脸书或油管上发帖而被判刑，最高四年徒刑。
由于政府宣布同性行为或同性关系是“非正常的性关系”，并且不准对其进行描述，所以网上禁止提到同性恋行为、同性关系和使用准确的科学术语描述生殖器。
尽管审查能够有效地使普通用户远离有敏感内容的网站，但许多用户还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绕过了审查。在中国国内能够获取境外代理服务器的信息和规避审查的软件，但很多时候会受到防火墙的限制。诸如电报和WhatsApp之类的加密通讯应用程序和虚拟专用网络服务经常被中断，尤其是在一年中的那些“敏感”时期。
3 月，中央网信办指责领英的高管没有有效控制政治内容。领英是仍然获准在中国运营的唯一的美国主要社交网络。该公司被要求进行自我评估，准备一份报告，并暂停在中国国内招揽新用户。媒体报道显示，该公司使用软件算法和人工审核员一起识别可能会冒犯政府的帖子。违反言论规则的用户会收到电子邮件，被告知在中国的领英会员无法看到他们的帖子。10月，领英宣布将终止在中国的业务。11月，雅虎中国也宣布将结束在中国的运行。
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全面配合对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案件的调查，一经发现立即停止传输此类信息并向当局举报这种犯罪行为。这个规定的定义宽泛而且没有明确的限制。此外，这些公司还必须按照当局的指令从其网站上删除此类信息，否则将会受到相关部门如公安部和执法当局的惩罚。
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政府继续限制学术自由和艺术自由，并在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限制讨论政治和社会课题。中宣部发布的限制规定和决定约束了人员和思想的交流。
海内外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都自我审查，他们知道与政治话题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会被视为内容过于敏感而不得发表。对艺术作品的审查与自我审查也很常见，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艺术作品。当局严查文化活动的内容，并施加压力敦促讨论中的自我审查。
政府和中共组织部控制着大学里大多数领导职位的任命，包括系主任。尽管是否是共产党员并不总是取得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但没有党籍的学者能够得到的晋升机会往往很少。被视为政治敏感的学术领域（例如，民权、高层裙带关系和公民社会）是禁区。一些学者要对自己发表的内容做自我审查，面临要得出预设的研究结果的压力，或者在政治敏感时期无法召开有国际人士参加的会议。外国学者声称，政府用拒发签证、阻止查阅档案、不让做实地调查或访谈等方式来迫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做自我审查。在课堂上使用外国教科书受到限制，而国内出版的教科书在中共的编辑控制之下。
所有专业的本科生都要修习有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政治意识形态课程。政府最近公布的教育计划文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10项战略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习近平思想、在包括中小学在内的教育系统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思想，以及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政治思想教育。
多家媒体报道称在大学校园了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那些表达与中共思想相悖观点的教授被解职。2月9日，耿潇男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被判“违法经营”罪名成立，处有期徒刑三年。耿潇男是原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的出版人，许章润因发表批评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而于2020年被拘押。耿潇男入狱显然是为了报复她对许章润等人的支持。
7 月 3 日，《大学世界新闻》报道称，许多数十年研究中国并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外国学者表示，他们对是否返回中国感到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政府不容忍不同意见并收紧意识形态控制。在报告中，学者们表示担心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会被拘留或自己被禁止离开中国返回自己的国家。
据报道，12月，湖南省教师李田田因支持上海教授宋庚一而被送进精神病院。宋庚一在一次讲课中质疑了1937 年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因“发表错误言论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而被开除。12月24日，当地政府称，应家人要求，李田田到医院接受精神治疗。12月26日，她出院。
媒体报道表明，中小学的思想教育正在上升。英国广播公司BBC 8月25日报道称，从秋季开始，“习近平思想”将被引入全国的课程以帮助“青少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共媒体《环球时报》报道称，“小学将注重培养对国家、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在中学，重点将是……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政治判断和观点……在大学里将会更加注重理论思维的建立。”
偏离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官方说法的学者面临越来越多的骚扰、审查，在某些情况下还要面临大学和警察的干预。
据中国媒体报道，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敦促内蒙古加快实行该省将几个核心小学和中学的教学语言从蒙古语改为普通话的新计划。这一政策变化在 2020 年 8 月引发了全区学校的抵制和抗议，有些人认为该计划是企图通过教育政策消除文化。
在这个学年中，学校面临使用国际课程的新禁令。教育部禁止在中小学使用外国教科书和教材。中共对教材的管理几乎涵盖了各级教育。
在中国建立合资学术计划的外国大学必须在内部建立中共党委，并将决策权交给中共官员。外国教师报告称，他们被命令不得在教室里讨论敏感话题。
当局偶尔会阻止一些被认为政治上敏感的人入境，有时也会拒绝给一些应邀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的中国公民发放护照，原因是认为他们“政治上不可靠”，尤其是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另有多名应邀参加外国政府资助的交流活动并且已经有护照的人，包括一些学者，在申请出国参加项目时遭遇困难。一些学者报告说，他们必须经过批准才能够出国旅行，还有一些人每年能出国的次数受到限制。
中共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超越了中国的国界。中国留学生报告称，他们之所以进行自我审查是因为知道即使在教室里也有人在监视他们并向中国汇报。  美国教授也报告了在他们的课堂上发生的疑似中国情报收集活动的情况。6 月 29 日，人权观察报道称，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支持民主的学生必须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受到同学的骚扰和被报告给中国当局的风险。人权观察核实了三起海外留学生在中国的家人被警方找上门的案例。据网络杂志《寒冬》报道，4月，政府开展了“党史学习”活动；4月9日，中央网信办发出通知，要求中国公民举报任何未经党批准的历史。8 月，有媒体报道称，新西兰几所大学修改了同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的协议，以更明确地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主权。
中国政府的一个网上门户网站允许举报人检举被视为损害中国形象的行为；自2019年10月以来，该网站的举报增加了40%。
当局在新疆继续使维吾尔族学者和知识分子失踪或者被羁押。有些知名官员和学者被控是“两面人”，这是一种隐喻的说法，指的是那些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但具有“分裂主义”或“反对官方”倾向的少数民族人士，包括不同意官方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人。那些失踪了而且据信仍被关在再教育营或其他地方的人士包括国际知名的民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新疆大学教授阿扎提·苏里坦、文学教授盖热提·奥斯曼、语言教授阿尔斯兰·阿卜杜拉、诗人阿卜杜拉迪尔·贾拉拉丁、作家亚力坤·茹孜、退休医生古丽先·阿巴斯、以及热依拉·达吾提的汉族学生冯思雨（音）。当局拘押了前新疆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吾提，将喀什大学校长艾尔肯·乌买尔和副校长姆赫提· 阿布杜吾普尔撤职，截至12月他们仍然下落不明。前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仍然因“分裂主义”罪名被拘押，有些人权组织报告称他已经被宣判死刑。经济学家伊利哈木·土赫提自2014年因与分裂主义有关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在狱中。
b. 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政府限制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和平集会的自由
尽管宪法规定和平集会自由，但政府严格限制这一权利。法律规定这种活动不得挑战“党的领导”或侵犯“国家利益”。对政治体制或国家领导人的抗议遭到禁止。对于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示威，当局不予批准，并且迅速压制。例如，惠州警方继续拘押人权活动人士肖育辉，他在2020年7月被拘留，因为他转发了一则呼吁人们拯救香港的微信帖子。
全国各地的公民继续公开集结以抗议驱赶、强迫搬迁和不当补偿，经常会导致与当局的冲突或正式起诉。媒体报道，本年度在全国各地发生了数千起请愿。尽管和平请愿是合法的，公安官员却极少发放许可。尽管有限制，仍有很多示威发生，但当局会迅速驱散那些因各种政治不满或社会不满而起的示威，有时甚至过度使用武力。
8月，经过临沂市公安局的两轮调查和21个月的关押，丁家喜和许志永被控颠覆罪而被起诉。丁家喜和许志永2019年12月初在福建厦门会面后，于当月被捕，他们组织民间组织并计划在国内开展非暴力社会运动。他们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颠覆国家政权”。后一种罪行的最低刑期为10年。当局继续拒绝其家庭及律师接触许志永和丁家喜。
超过200人参加的音乐会、体育活动、健身班或其他集会都需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本年度的大型集会活动都被取消了。
结社自由
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但政府限制这项权利。中共的政策和政府法规要求所有的专业、社会和经济团体在政府正式登记并获得批准。这些法规阻止了成立自治的政治、人权、宗教、精神、劳工和其他政府认为有可能在任何领域挑战其权威的团体。政府依旧严密控制民间组织，有时会拘押或骚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宣传针对非政府组织，诋毁他们任何与外国政府的关联。
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系统非常严格，但是具体的规定会因外国或国内的组织而不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受到《慈善法》以及其他许多相关规定的管理。  国内非政府组织可以注册为以下三个类别之一：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或者基金会。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都要在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挂靠一个得到正式认可的、作为其“专业监督单位”的机构。寻找一个挂靠单位并非易事，因为挂靠单位要为挂靠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承担民事或法律责任，而且挂靠单位要遵守繁重的报告规定。所有的团体组织都必须报告其资金来源，包括来自外国的资金。
所有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都应该建有一个党组织，但实施的情况参差不齐。当局称，这些中共党组织要对非政府组织在“为重要的项目、重要的专业活动、主要的开支和资金、接受大额捐款以及有外国人参与的活动等方面做决策时”“加强指导”。当局进行年度抽查以确保在“思想政治工作、党建、财务和人员管理、学习班、对外交流、接受外国捐助和帮助、以及按照该组织的章程运作”等方面合格。
法律规定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安部登记，而且要为其运作或为其一次性的活动找到一个被国家认可的挂靠单位。未能符合该规定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面临民事或刑事处罚。对登记被拒的非政府组织，该法律不提供申诉的程序，并且规定，被发现违反某些规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被禁止在中国运作。法律还规定，与没有登记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国内团体会受到惩罚，并可能被取缔。
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说，由于非政府组织法将中共的认知法律化，即境外非政府组织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与大学、政府机构和其他国内非政府组织等当地合作伙伴开展合作越来越困难。许多政府机构仍然没有负责境外非政府组织挂靠事宜的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定义模糊，哪些活动构成“政治”活动因而非法，这也含糊不清，使许多商业组织和校友会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处于该法律的管辖范围。政府缺乏明确的沟通，再加上安全部门的骚扰，导致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暂停或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据公安部统计，截至11月2日，大约有622个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处已根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进行了登记，其中一半以上侧重于产业或贸易促进活动。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本年底，有90万以上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公共机构和基金会。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实际数目要高得多。非政府组织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名义存在着，包括由中共创建并资助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即官办非政府组织，此类官办的组织从制度上就被禁止具有任何独立性。
如果外国非政府组织要向国内团体捐款，该组织在中国必须拥有一处代表办公室来收款，或者如果举办临时活动，可以使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银行账户。根据法律，禁止外国非政府组织用任何其他方式汇出或接收资金，而且这样的资金必须向公安部报告。这个法律还禁止外国非政府组织募捐或进行“营利活动”。
尽管所有的登记团体都在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有些非政府组织，主要是以服务为目的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在运作中能够少一些日常检查。当局支持一些针对扶贫救灾等社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团体从事政治或宗教活动，拒绝服从的团体会面临刑事处罚。
当局继续限制、取缔和调查接受外国资助的本地非政府组织以及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藏民社区提供帮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旅行限制、官方对其工作人员的恐吓以及无法与当地的合作伙伴续签项目协议，几乎所有这些团体都被迫全部削减其活动。
c. 宗教自由
请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网址： https://www.state.gov/religiousfreedomreport/。
d. 出行自由和离开国家的权利
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境内出行、出国旅行、移居国外和返国的自由，但政府不尊重这些权利。
政府经常先发制人地骚扰和恐吓个人及其家人，不准他们在国际和国内旅行，将他们软禁或在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假期让他们“强制旅游”。
境内出行：当局继续严格限制出行自由，特别是在重要周年纪念日、外国国庆日、外国政要来访或重大政治事件之前限制政治敏感人士的出行，并防范示威活动。维吾尔人在新疆和新疆之外的地区面临严厉的出行限制。尽管在前往其它地方旅行前要得到地方官员批准的“国内护照”的作法已经于2016年停止使用，当局仍然在人们进入或者离开城市时以及在公路上检查证件。在新疆，安全官员在市场和清真寺等公共区域设立检查站，管理人员的进入，这些检查站要求维吾尔人扫描其身份证，接受面部识别检查，并将包袋放入机场式的安全检查机器。在这些地区的汉人不受这些限制。
尽管许多省和地方政府放宽了限制，但政府仍然实行全国性的户籍（户口）制度，并保持对自由变更工作地或居住地的限制。虽然许多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那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是农村人均收入的三倍，但他们通常无法在国内更改其正式住所或工作地。大多数城市都对每年可签发的新的暂住证实行配额管理制度，因此，所有工人，包括大学毕业生，都必须竞争数目有限的此类暂住证。农村居民尤其难以在省会城市获得户口，但在这些城市之外，许多省份取消或降低了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的障碍。
户籍登记制度增加了农村居民在城市面临的困难，即使他们在那里安家并找到了工作也仍然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2月发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居住在其户口所在地以外的人口为2.8亿。外来劳工及其家人在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方面面临重重阻碍。由于外来劳工不是合法登记的城市居民，许多人在其工作与生活的城市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如子女的公共教育或社会保障服务。
根据适用于被行政拘留的惯犯的“留场就业”制度，当局不准某些刑期已满的人回家。一些获释或假释人员回家了，但是没有出行自由。
出国旅行：政府对移居海外和出国旅行实行控制。政府部门（尤其是军队）的雇员和退休人员的出国旅行受到限制。政府拒绝护照申请或在机场和其他边境口岸对离境旅客使用出境管制，禁止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受具有政府职位的人员出国旅行。一年来，许多律师、艺术家、作家及活动人士不时地被禁止出境。当局还阻止一些活动人士的家属旅行，包括外籍家庭成员。
边境检查人员和警方有时以威胁“国家安全”作为不准离境的理由，尽管当局经常不对这种禁止离境提供任何理由。此类人员中大部分人是在试图旅行时被当局拦截在机场。
大多数公民都能获得护照，但是那些被政府视为有潜在政治威胁的人时常报告他们被拒发护照或被禁止出国旅行，这些人包括宗教领袖、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和他们的家人，还有少数民族人士。
被取消律师资格的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和“709”律师的家人在申请护照时面临困难，或者被禁止离境。例如，被取消律师资格的人权律师王宇（也是709律师）和唐吉田仍然被禁止出境。杨茂东（网名郭飞雄）1月份被禁止登机离开上海，全年被拒绝出国旅游，12月份被当局拘留。李和平、王全璋等709律师的家属的护照申请被拒绝。
维吾尔人，尤其是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报告说，他们的护照申请很难获得批准。他们经常被拒绝出国旅行的护照。自 2016 年以来，当局下令新疆居民上交护照，或告诉居民没有新护照可发。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的外国国民家庭成员也被拒绝签证进入中国，部分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旅行限制，尽管限制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实行。当局拒绝为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人续签护照。
流亡：法律既没有规定公民返国的权利，也没有提到流放问题。政府继续拒绝许多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活动人士或“麻烦制造者”的公民重新入境。尽管前几年当局允许一些居住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回国，但被保外就医并获准离开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往往实际上被流放。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当局大大减少了可以进入中国的旅客总数，包括公民。
e. 国内流离失所人士的状况和待遇
不适用。
f. 难民保护
尽管政府限制进入边境地区，但政府定期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合作，难民公署在北京设有办事处。
庇护途径：法律没有赋予难民或寻求庇护者身份的规定。政府没有制定难民保护制度，但是通常认可被联合国难民署记录在册的在中国的难民。这些留在中国的避难申请者和难民无法获得教育和社会服务，并且随时都可能被递解出境。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报告说，中国官员继续限制该机构人员进入中国边境地区。当局有时会拘留和起诉协助朝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公民以及为非法越境提供便利的公民。
驱回：政府继续将越境的北朝鲜人视为非法“经济移民”，而不是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并将其中许多人强行遣返朝鲜，这些移民会在朝鲜面临严厉的惩罚，包括酷刑、强迫堕胎、强迫劳动、性暴力或死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边界关闭，此类移民入境的数量在本年度有所减少。截至 7 月，维权组织认为中国当局拘留了 1170 名朝鲜人，其中大多数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7 月，中国当局强行遣返了大约 50 名朝鲜难民，恢复了自 2020 年初朝鲜政府因新冠肺炎疫情关闭边界后暂停的强制遣返。
被中国当局拘留的朝鲜人将面临强制遣返，除非他们能够支付贿赂以确保其获释。希望防止朝鲜亲属被迫回国的家庭成员必须向中国当局支付费用，据称这笔钱是用来支付拘留期间的费用。尽管被拘留的朝鲜人偶尔会被释放，但他们很少获得必要的许可而安全地进入第三国。
获得基本服务：难民通常由于没有合法身份而无法享受公共卫生保健、公费教育或其他社会服务。
持久解决办法：自越战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地方安置来自越南和老挝的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员定居中国境内方面基本上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了合作。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继续就允许这些长期居民及其子女（许多人在中国出生）入籍的问题进行讨论。
g. 无国籍人士
国际媒体报道称，朝鲜妇女在中国生了多达3万个孩子，这些妇女大多是被贩运到中国并与中国配偶结婚，但由于她们没有合法身份，生的孩子无法上户口，从而使这些孩子在事实上成为无国籍人。这些孩子无法获得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尽管有法律条文称，只要有一名家长是中国公民，孩子就可以成为公民。据报道，中国父亲有时不为子女登记，以免暴露其朝鲜伴侣的非法身份。
第三节 自由参政的权利
宪法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省、地区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事实上，中共把持着人大的立法议程。  尽管法律规定对县级或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进行选举，但公民并不能自由地选择管理他们的官员。  中共控制了所有的选举，并继续掌控着政治权力职位的任命。  中共使用包括软禁在内的各种恐吓手段，阻止独立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
选举与参政
最近的选举：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的2980位代表选举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总理和副总理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由175名成员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监督这些选举并决定全国人大的议程和议事规则。全国人大代表每5年选举一次，其过程由中共控制。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仍然在中共的直接管辖之下，所有重要的立法决定需要经中共的七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同意。虽然依照国家宪法，全国人大拥有广泛的权力，但它未曾在不经中共批准的情况下独立制定政策或罢免政治领导人。
根据中国民政部于2019年的统计，在中国60多万个村庄中，几乎所有村庄都实行了对地方政府下属机构即村委会成员的直接选举。直接选举官员仍然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并被严格限制在最低的地方级别。仍然存在腐败、贿选以及乡镇官员和中共干部干涉选举的问题。法律允许每位选民最多为另外三位选民代理投票。
选举法管辖各级立法机关，然而对其遵守和执行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各不相同。  根据此法律，公民有机会每五年选举一次县级或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上级政府官员或中共干部在这些选举中控制了候选人的提名。在更高的级别，立法者在他们的同级别立法者当中选出人大代表。例如，省级人代会选出全国人大的代表。地方的中共党委书记一般同时在地方人代会的领导团队中担任职务，从而增强了中共对立法机构的控制。
政党与参政：官方说法声称，“中国采取的政党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然而，中共保持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政府禁止成立新的政党。政府正式承认1949年之前成立的九个党派，中共之外的党派在全国人大中占有百分之30的席位。这些非中共代表并不行使政治反对派的功能。他们在立法或决策中的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只能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导下运作。
关于成立政党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中国民主党仍然被取缔，政府继续监视、拘押和监禁现在的以及前民主党党员。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秦永敏和他的妻子赵素丽于2015年被拘押，秦永敏从2018年开始因“颠覆国家政权”在湖北的潜江监狱服刑。
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参与：妇女在政府或中共部门中担任了少数几个有重要影响的职位。在2018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的 2987 位代表中，有742位（25%）是妇女。在2017年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之后，25名成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有1名女性。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没有女性。
选举法对妇女和少数民族代表的配额有一般性规定，但要达到这个配额，负责选举的机构经常不得不违反选举法。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中有438名来自5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6%。  国内所有被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第十九届中共党代会上选出了15名少数民族人士进入有202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中没有少数民族委员，只有一名省级党委书记是少数民族，但是有数名少数民族人士在省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蒙古族妇女王莉霞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相当于省长。  回族妇女咸辉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白族妇女谌贻琴担任贵州省党委书记。
第四节 政府腐败及缺乏透明度
尽管官员腐败会面临刑事处罚，但政府和中共执法情况参差不齐，也不透明。  腐败行为依然很普遍。许多腐败案件都出现在受政府高度监管的领域，比如土地使用权、房地产、矿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都容易发生欺诈、贿赂和回扣。法院的判决常常无法对特权部门执行，这些部门包括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军方人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员。
“透明国际”的分析显示，在中国，腐败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本年度有大量关于政府腐败以及后续审判和判决的报告。
根据法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是一个政府和中共的机构负责根除腐败和纪律检查（执行合规）。他们的调查可以针对任何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法官和检察官。该机构可以调查和拘押与被调查公职人员有关联的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被赋予国家权力，可开展 针对 任何行使公共职责的雇员的调查，包括医生、学者和国企雇员。可信的报告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调查和通过留置进行的关押有时出于政治动机。根据 Safeguard Defenders 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分省份官方文件的分析，自 2018 年成立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这些省份中至少留置了5909人。Safeguard Defenders 估计，自2018年以来，在全国范围有5.2万人被留置。 
腐败：在许多案件中，政府检察官就腐败问题调查了公务员和国企领导，这些人通常还兼任党内高级职务。 
虽然受到严密控制的国家媒体公布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腐败案调查，但总体而言，对于党政官员因腐败接受调查的程序很少有细节披露。观察人士还表示，腐败指控往往是清除政治对手的借口。
10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拘捕了原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和孙力军。《南华早报》报道傅政华因“严重违反党纪”被逮捕。孙力军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面临审判。据官方媒体报道，孙力军收受贿赂和馈赠，滥用职权以便“实现其政治目标”。《南华早报》 8月报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在调查原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彭波收受贿赂，并将其开除党籍。对彭波的公开指控包括偏离中共在“网络宣传斗争”中的计划、“向互联网公司谋取利益”、“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要求节俭的“中央八项规定”，经常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奢华宴会的宴请”，这可能表明腐败并不是对彭波调查的主要原因。
第五节 政府对国际和非政府组织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立场
政府试图继续保持对民间社会团体的控制，遏止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并阻挠民间社会团体及人权活动团体的活动。政府经常对国内非政府组织进行骚扰，在很多情况下不允许他们公开监督或评论人权状况。政府声明表示对独立组织持怀疑态度，对在经济或其他方面与海外有关联的非政府组织严加审查。本年度里政府采取重大步骤，将国内所有非政府组织置于其法规的直接管控之下，从而缩小了独立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大多数大型非政府组织都是半官方性质，所有正式的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挂靠一个政府机构。
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 ：政府仍然不愿接受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人权状况提出的批评。政府严格限制联合国专家到访中国，而且很少就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质询提供实质性回应。联合国专家提交的十多个访问中国的请求仍未得到回应。
中国政府还利用它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来阻挠批评中国的团体取得联合国的认证，并阻挠有认证的活动人士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政府还对与联合国合作的人权团体进行报复。
第六节 歧视和社会虐待
妇女
强奸和家庭暴力：强奸妇女是非法的，可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至死刑。法律不保护同性伴侣或婚内强奸的幸存者。另一个有关性侵犯的法律包括男性受害人，但最高刑期较短，只有5年徒刑。在被报道的案件中，大多数有关强奸的指控都通过私下和解而不是起诉来结案。有些被判强奸罪的人被处决。
家庭暴力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受害者往往被鼓励通过调解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社会上的看法往往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的私事，从而造成妇女面对家庭暴力时不报告，当局不采取行动的情况。法律将家庭暴力归入民事而非刑事犯罪。网络出版物《第六声》 2019年报道说，25%的家庭中出现过家庭暴力。
政府支持为家庭暴力幸存者建立的收容所，有些法庭对幸存者提供了保护，包括通过法院保护令来禁止家庭暴力施暴者接近幸存者。但是，政府的帮助并不总是能够送达幸存者，公安部门通常对家庭暴力视而不见。为家庭暴力幸存者提供咨询和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经常受到压力，要他们中断公开活动，停止任何形式的政策呼吁，因为那些都是只有政府发起的组织才能从事的活动。
据妇女维权人士称，在起诉家暴案件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当局采证不足，包括照片、医院病历、警察笔录或孩子的证词。目击者很少在法庭上作证。
11月2日，职业网球选手彭帅在已被删除的微博帖子中指责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张高丽2018年性侵她。彭帅说她和张高丽之前有过婚外情，她“大约三年前”应张高丽的邀请去他家和他和他的妻子打网球，当时他对她进行了性侵。国际媒体称，这是对中共高级官员的首次此类公开指控。彭帅在她发出帖子之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她的社交媒体帐户也被封了。她的失踪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彭帅随后的一系列公开活动被批评为旨在化解国际批评而表演的宣传。
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识有所提高，使配偶虐待成为自卫犯罪的减轻因素。
性骚扰：法律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法律定义了骚扰定义中包括的行为，取消了未成年人基于性骚扰而提起诉讼的限制法规，并要求雇主积极努力，预防和处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受害者仍然难以提出性骚扰申诉，法官也难以对此类案件作出裁决。人权观察援引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将近40％的妇女表示她们在工作场所遭受过性骚扰。然而，据官方媒体称，许多妇女仍然不愿意投诉性骚扰事件，认为司法系统对此无能为力。有几起关于性骚扰的重大新闻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有助于增强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尤其是在工作场所。
8 月，总部在杭州的阿里巴巴的一名女员工写道，她遭到她的经理和一位客户的性侵，阿里巴巴最初并未认真处理此事。阿里巴巴随后解雇了被指控的经理，另外两名高级员工因未妥善处理指控而辞职。针对受到指控的经理的刑事案件最终被检察官撤销，他们说该男子犯下的“强迫猥亵”不是犯罪。
9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在一起备受瞩目的性骚扰案中对原告周晓璇（又名弦子）作出判决，称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她对中央电视台名主播朱军的指控，该指控称2014 年当她为朱军做实习生为他工作时，朱军摸了她，并且强吻了她。
法律允许受害人向自己的雇主和当局投诉性骚扰。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性骚扰的雇主可被罚款。
一些争取提高公众对性骚扰认识的妇女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她们曾受到公安部门的骚扰，在执行其项目时遭遇过困难。
生育权：中共和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限制父母选择子女数量的权利。法律限制大多数已婚夫妇只能生育三个孩子（从 5 月份之前的两个增加到三个），并允许夫妇在符合当地和省级规定的情况下申请生育第四个孩子的许可。8月，中国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提高许可生育孩子数目的法律，包括旨在提高出生率和“减轻养育负担”的几项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取消对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鼓励地方政府提供育儿假，以及增加妇女的就业权利。
人口控制政策的执行依赖于社会压力、教育、宣传和经济处罚，以及强制怀孕检查、避孕和不太常见的强制绝育以及在一些省强制堕胎等措施。对超生的处罚没有统一执行，各省各不相同。实施的法律规定每个未经许可怀孕的妇女堕胎或支付社会补偿费，这笔补偿费可达到一个人可支配年收入的10倍。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通常会支付这笔费用，以确保他们违反生育限制而出生的孩子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广泛的社会服务和权利。一些人通过将这些孩子藏在朋友或亲戚那里来避免这笔费用。法律只提到已婚夫妇的权利，这意味着未婚妇女无权生育孩子。因此，如果她们在 “计划外”生育，她们就会被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且她们可能会被拒发法律文件，例如出生证明和户口，尽管地方政府很少执行这些规定。
尽管当局自 2016 年以来放宽了对汉族人的人口控制措施，但针对维吾尔人的计划生育政策变得更加严格。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妇女经常遭受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措施。自 2018 年以来，政府加强了对新疆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导致出生率直线下降。大多数新疆地区报告说，绝育和植入宫内节育器（IUD）大幅增加，仅和田地区的女性绝育人数在 2017 年到 2018 年之间就增加了一倍多。有大量有关强制人口控制措施的报道，包括在该地区的拘留中心里强制堕胎、强制绝育、非自愿宫内节育器植入和怀孕检查，而且是针对少数群体，主要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判定超过政府对生育孩子人数限制（三个或更多）的父母面临被送往拘留中心的风险，除非他们支付巨额罚款。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月在推特上发帖（这条推后来被推特删除）声称，“研究表明，在消除极端主义的过程中，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促进了男女平等和生育健康，使她们不再是婴儿制造机器。她们更加自信和独立。”
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法仅提及已婚夫妇的权利，各地执行不一，未婚者需支付避孕费用。
公立医院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包括紧急避孕在内的性和生育健康服务。
歧视 ：宪法规定“妇女在生活的所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法律赋予妇女平等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受教育机会以及同工同酬权利。但是，妇女们报告说，存在歧视、不公平解雇、降级和工资差别等严重问题。
从事同样工作的妇女收入平均比男性少35%。在乡村地区这种工资差距更大。尽管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很高，但在领导岗位上任职的女性相对很少。
当局往往不执行保护妇女权利的法律。法律专家认为，由于模糊的法律定义，提出性别歧视诉讼的难度很大。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负责妇女权利保护的机构倾向于注重与产期有关的福利以及由于产假而不正当解雇问题，而不是性别歧视、对妇女的暴力侵害或者性骚扰问题。
妇女维权人士指出，在农村的离婚诉讼中，妇女的土地和财产权利往往被她们的丈夫独占。民法典包括一条规定，对无争议离婚案规定30天的“冷静期”。一些公民表示担心，这使寻求摆脱家庭暴力的人容易受到进一步虐待。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规定，在土地管理方面妇女享有同等权利，但专家认为由于法律的复杂性和执行上的难度，实际情况很少如此。
带有性别偏见的性别选择：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信息显示，男女婴出生比率从2015年的113.5比100降到2019年的110.14比100。
非医学胎儿性别诊断和基于性别选择的流产属于违法。但私立和未注册的诊所提供这些服务。省级卫生委员努力打击选择性流产。
系统性种族或民族暴力和歧视
宪法和法律包含保护少数种族或民族成员免受暴力和歧视的语言；然而，政府没有有效执行这些法律，当局对种族或民族少数群体成员实施和助长暴力和歧视。官方媒体发表了大量文章，将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的成员描述为暴力和低等。这种宣传强调宗教信仰，特别是伊斯兰教信仰与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此外，许多文章将信教者描述为文化落后、受教育程度低、需要政府矫治。
政府的“中国化”运动导致了基于种族的行动限制，包括限制自由旅行或获得旅行证件的能力；加强对少数民族社区的监视和武装警察进驻；以及对文化和宗教习俗的立法限制。
政府推动汉人向少数民族地区迁移，显著增加了新疆的汉族人口。汉族官员继续在少数民族自治区担任大部分最有权势的中共职务和许多政府职务，特别是在新疆。
2017年，新疆政府实施了《去极端化条例》，将“遏制和消除极端主义”的工作纳入法规。自 2017 年以来，政府利用极端主义的这一广义定义将100多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穆斯林关押在再教育或拘留中心，旨在灌输爱国主义，抹去他们的宗教和民族特性。这包括许多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被命令返回中国的人。国际媒体报道，这些中心的政府安全官员虐待、折磨和杀害了一些被拘留者（见第 一节a.、b.、c.、d. 和第二节d.）。
在拘留营以外，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特性的表达实施了严格限制，包括禁止政府认为有“极端主义”迹象的行为，例如蓄“不正常”的胡须、在公共场所戴面纱以及突然戒烟戒酒等行为。条例禁止在给孩子起名时使用一些伊斯兰教的名字，并对向孩子传授宗教规定了惩罚措施。当局开展了“住户调查”和“结对认亲”活动，官员或志愿者强行住进维吾尔人家中，并监测家庭是否有“极端主义”迹象。有媒体报道，作为“结对认亲”计划的一部分，男性官员将与被拘留在拘留营的男性的妻子睡在同一张床上，并在入住期间带酒和猪肉食用。当局还使用了大量专门用于针对和追踪维吾尔人的监视技术。
国家政府延续和纵容助长歧视的政策和态度；边境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机会少于汉族人，面临有利于汉族移民的工作歧视，收入远低于中国其他地区。政府的制定计划和就业条款故意破坏少数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强制迁移人员和强制安置游牧民。作为建设“和谐社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点之一，政府提倡对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和制度性歧视，贬低和否认由此产生的抱怨，打击和平表达民族文化和宗教的行为。
许多安全临检、任意拘留和司法惩罚似乎都是针对和平争取表达政治或宗教观点的团体或个人。拘留和惩罚可以基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表达，包括浏览、下载和传输违禁内容。官员们继续以暴力威胁为借口，针对当地居民、记者和来访的外国人采取极端的保安措施。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官员们利用监控和面部识别软件、生物数据收集和大数据技术创建了新疆维吾尔人数据库，以进行“社会不稳定预测、预防和遏制”。（见第一节f条） 据官方媒体报道，安全部队经常在新疆各城市举行有数千名武警参加的大规模游行。
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宗教和民族的成员继续被判处长期徒刑，在某些情况下以分裂主义和危害国家安全的不实指控未经正当程序处决。（见第一节a和b条）
法律将在互联网上讨论“分裂主义”确定为犯罪，并禁止以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方式使用互联网。法律进一步禁止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或“破坏社会稳定”。  法律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网络运营商建立监测系统，以监测、报告和删除宗教内容，加强现有系统和报告违法行为。当局在检查站和对维吾尔家庭进行随机检查时对手机进行检查。持有涉嫌恐怖主义材料（包括具有一般宗教或文化重要意义的图片）的人可能会被逮捕并被指控犯罪。国际媒体报道，警察检查站的安全官员使用监控应用程序下载和查看手机上的内容。（见第一节f条）
哈萨克人也成为整治目标。阿拉木图和努尔苏丹的哈萨克人全年都报告说，中国官员试图压制他们关于在新疆失踪家人的抗议活动。小群哈萨克人经常在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和中国驻努尔苏丹大使馆外抗议，要求就他们家人在新疆被拘留的问题作出答复。当地消息人士称，中国官员经常给他们的手机打电话施压，要求他们停止抗议。哈萨克人也被禁止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自由流动，一些人在返回中国后被关进拘留营。
政府向外国施压，要求他们强制遣返或拒绝向已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发放签证，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回国后面临被监禁和虐待的风险。一些被强制遣返的维吾尔人抵达中国后失踪。据海外媒体报道，在海外留学的维吾尔人家属也被迫说服学生回国，回国的学生被拘留或被迫参加“再教育营”。海外维吾尔人，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居住国公民，有时都被迫向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提供有关海外维吾尔人社区的信息。
新疆的集会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关于新疆侵犯宗教自由的信息，请见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网站：https://www.state.gov/religiousfreedomreport/。
关于西藏的具体信息，请见西藏附录。
儿童
出生登记：公民身份来自父母。父母必须在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内遵照全国户籍登记制度为其登记户口。在指标配额之外出生的孩子或者单身女性出生的孩子通常无法登记或得到其他法律文件，例如户口。没有户口的儿童无法获得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保、身份登记或退休福利。
教育：尽管法律规定儿童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贫穷的农村，许多儿童没有完成规定的教育年限，有些甚至从未上过学。虽然公立学校不准收学费，但由于他们收到的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经费不足，很多学校仍然收取各种杂费。这些费用以及上学需要的其他费用使贫困家庭和一些外来劳工难以送子女上学。城乡青少年接受的教育质量差别仍然巨大，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只能在未获官方许可、设备条件差的学校就读。
法律规定，“大多数学生来自少数民族的学校（班、年级）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尽可能使用他们本民族语言的教科书，并以本民族的语言为教学语言。” 据国际媒体报道，尽管有确保文化和语言权利的规定，但在新疆各地要求从学前班开始全面教授普通话，并禁止在所有教育活动和管理中使用维吾尔语。
内蒙古政府当局要求教师使用普通话教授历史和政治，而不是蒙古语和传统蒙古文字，后者被视为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新疆、西藏和其他省份实施了类似的政策，鼓励“国家通用语言”，但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侵蚀独特语言和文化的一种手段。
虐待儿童：对儿童进行身体虐待者可受到刑事起诉，法律保护儿童。对儿童尤其是乡村儿童的性虐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童婚、早婚及强迫婚姻：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就所知信息而言，童婚不是问题。
对儿童的性剥削：法律规定自愿性行为的最低年龄为14岁。强迫14岁以下少女卖淫的人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对情节特别严重者，除没收财产外，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嫖宿14岁以下被迫卖淫的少女者可被判处5年或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
包括儿童色情制品在内的任何色情制品都是非法的。《刑法》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法律，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者，“从重处罚”。
杀婴或杀害残障婴儿：法律禁止杀害婴儿，然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由于传统上对儿子的偏爱和强制性的生育限制政策，杀害女婴的行为仍在继续。残障婴儿的父母通常会将孩子留在医院，主要原因是无法支付将来的医疗费用。基于性别而进行的堕胎以及遗弃或忽视女婴的情况据信在减少，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仍然是个问题。
流浪儿童：在新疆，据估计有大约100万或更多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穆斯林人员被关押，导致很多儿童无人照看。尽管很多这样的孩子有其他亲戚愿意照看他们，政府将被拘押人士的孩子们送入孤儿院、公立寄宿学校，或“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在那里他们被强迫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学习汉语普通话和抛弃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信仰，并回答有关他们父母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的问题。
2020年10月，一个在网上发表的研究喀什地区莎车县亲子分离的报告分析了以前无法获得的政府电子表格中的数据。该研究发现，中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中小学寄宿生人数（1至9年级）从49.78万人增加到88.05万人。这些学校的孩子学习汉族文化、普通话和中共意识形态。政府政策的目标是为这些孩子提供由国家支持的保育，直到他们18岁。在和田，有些寄宿学校安装了铁丝网。
福利院收容的儿童：见上节“流浪儿童”。
跨国拐骗儿童：中国不是1980年《国际儿童拐骗事件的民事问题海牙公约》的缔约国。请参见美国国务院的《国际父母掳拐儿童年报》，网址：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national-Parental-Child-Abduction/for-providers/legal-reports-and-data/reported-cases.html。
反犹太主义
政府不承认犹太人的民族或宗教地位。世界犹太人大会估计在中国的犹太人口为2500。本年度未见有反犹太主义行为的报告。
人口贩运
请参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网址：https://www.state.gov/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
器官摘取
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责政府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和新疆被拘留的穆斯林等宗教和精神信徒的器官。6 月，几位联合国专家发表声明，对“针对被关押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器官摘取指控表示震惊。
残障人
法律保护残障人的权利，禁止歧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残障人的现实处境与法律要求相去甚远，政府也没有向残障人提供参加旨在帮助他们的项目的途径。
法律规定，残障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在家庭生活和其他方面都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禁止歧视、侮辱或侵犯残障人士。法律禁止歧视有残障的未成年人，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为青少年提供司法保护。
据教育部报告，全国有2000余所专为残障少年儿童设立的学校，但非政府组织的报告称，在2000万残障少年儿童中，只有2%的孩子能够得到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教育。
残障人士接受高等教育也面临困难。大学常常不录取各方面合格但有残障的考生。一项法规要求，必须给残障学生参加全国高考提供特别照顾。
成年残障人失业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部分原因是对残障人的歧视。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为聘用残障人的企业设立奖励机制。一些地方法规还规定，如果企业全体员工中的残障人数量没能达到法定的最低百分比，雇主要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缴款。
法律规定道路和建筑物应符合适于残障人通行的标准，但对该法律的遵守有限。
法律禁止患有某些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的人结婚。如果医生发现一对夫妻有可能将先天缺陷遗传给孩子，这对夫妻只有在同意使用避孕措施或接受绝育手术的情况下才能结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医生在产前检查中发现胎儿可能有残障，官方仍会要求夫妻终止妊娠。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来消除残障儿童的出生。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污名化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仍然是一个问题，影响到这些人的就业、教育以及住房机会，妨碍他们获得医疗保健。在有些情况下，保护艾滋病毒携带者免受歧视的法律与限制他们权利的法律相互矛盾。本年度中，官方媒体报告说，一些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因带有艾滋病毒而在住房、教育或就业等方面受到阻碍。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估计有95万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
根据法律，公司不得要求进行艾滋病毒抗体检验，也不得因雇员携带艾滋病毒而将其解雇。尽管如此，法规还规定，艾滋病毒呈阳性者不得从事被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工作。
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入罪和其他虐待行为
没有法律规定成年人私下发生自愿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酷儿和双性人等（LGBTQI+）事务工作的人士和团体继续报告说，他们受到来自当局的歧视和骚扰，就像其他接受海外资助的团体一样。
LGBTQI+人士报告了暴力事件，包括家庭暴力。但他们在寻求法律赔偿时遇到困难，因为关于家庭暴力的法规没有承认同性关系。赔偿的评估进一步受到社会歧视和传统规范的限制，这造成多数LGBTQI+人士避免公开讨论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但是，民法典中有一项条款保护没有正式定义家庭关系的已故财产所有人的指定伙伴的某些占有权利。
为 LGBTQI+ 问题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尽管由于监管慈善事业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公共维权工作愈发困难，但他们仍然通过一些具体的反歧视案件在维护LGBTQI+ 人士权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7 月，微信的母公司腾讯删除了数十个由 LGBTQI+ 团体在全国大学运营的公共微信账号，理由是涉嫌违反互联网条例，包括 14 个最知名的账号。
9月国家广电总局责令电视企业从他们的内容里排除娘炮或“娘娘腔的男人”。这是政府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用来侮辱或霸凌男同性恋者。同样在 9 月，广电总局谴责广播和电视上播放男同性恋者的爱情故事。9月晚些时候，国家支持的游戏协会发布了新的视频游戏指南，指出对同性关系、性别模糊的角色和女性化男性的描述被视为问题，并会引发警告。
11 月，专注于改变法律和政策的组织“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LGBT Rights Advocacy China）宣布将停止所有活动并关闭其社交媒体账户。
第七节 劳工权利
a. 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
法律不保护结社自由，而且工人不能自由组织工会或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是仅有的一个得到法律承认的工会。独立的工会是非法的，法律不保护罢工的权利。法律允许各类企业的员工为薪酬进行集体谈判。法律还允许有产业性或地区性集体合同，全国各地的企业集体合同通常是强制性的。有关规章要求政府控制的工会在与管理层协商之前必须征求工人的意见，并将集体合同提交工人或其代表大会审批。雇主没有法律义务进行谈判或本着诚信原则讨价还价，而且有些雇主拒绝这么做。  
法律规定了法律保护，防止对官方批准的工会进行歧视，并且规定企业管理部门不得在工会代表的任期内将其调走或终止其工作。法律规定，因从事正式工会活动被解聘的工人必须予以复职，并且规定了对企业反工会活动的其他处罚。法律不保护在官方承认的工会之外独自向雇主提出要求或进行集体谈判的工人。
所有的工会活动必须由全总批准和组织。全总是中共的一个机构，由一名政治局委员任主席。全总及其省级和地方各级分支机构继续组建新的下属工会并增加新成员，特别是在技术公司和交通与服务部门中的职工。法律授予全总对其下属所有工会的财务和行政控制权。全总的下属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企业及事业单位进行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法律没有强制要求全总在劳动争议中代表工人的利益。全总在罢工中的唯一法定职责是参与调查并协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解决纠纷。
全总和中共通过多种机制来影响工会代表的挑选。虽然法律规定各级工会领导人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但全总下属的工会任命了大部分工厂层面的工会领导人，而且常常会与雇主协调产生。官方工会的领导人通常来自管理层。工人直接选举工会领导人的情况仍然罕见，仅仅发生于企业层面，并且受到上级工会或中共的监督。在直接选举工会领导人的企业中，全总地区官员和当地中共当局控制了对候选人的挑选和批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工人和非政府组织也对选举的公信力表示关切。
执行劳工法律通常不足以震慑普遍存在的违反旨在保护劳工权利法律的行为。  劳工检查员没有足够的授权和资源强迫雇主纠正违法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解决争议的一般性程序，但这些程序冗长且会被拖延。某些地区的地方当局着力限制独立民间团体和法律工作者的活动。尽管有一些地方政府当局采取措施，增加调解或者仲裁，其他地区对调解未果而可以继续进行仲裁或者法庭审理的案件施加了非正式的限额。
虽然工会的参加率比较高，但真正的结社自由和工人代表权并不存在。附属于全总的工会在代表和保护工人权益方面通常没有效力。工人通常不把全总当作维权机构，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与工会官员的接触微乎其微。
法律没有明令禁止停工，而且也不禁止工人自发的罢工。尽管一些地方当局容忍抗议拖欠工资和少付工资的罢工，在全年继续有警察镇压罢工的报告。  媒体报道了全国各地工厂的抗议活动以及建筑、服务和零售行业的工人抗议活动。有时地方当局在对这种罢工的镇压中对罢工领袖控以模糊不清的刑事罪名，比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破坏生产”等，或索性不提出任何指控就拘留他们。
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报道了全国各地有工人举行自发性罢工、停工或其他抗议活动，并称工人们的行动表明全总无力防止违法行为和解决纠纷。  例如，劳工通讯报道称，在司机采取一系列行动抗议出租车公司的剥削行为后，全国总工会司机办公室并不知道发生了抗议活动，也没有表现出介入的意愿。劳工通讯报告说，截至 10 月，全国共有 793 起工人罢工，其中许多是由于拖欠工资造成的。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20年劳动争议案件立案超过100万件，涉及工人超过120万人，和去年同比分别增加2.3%和0.71%。
政府继续针对劳工活动人士、学生和其他维护工人权利的人。例如，四名佳士科技工厂的工人—李展、刘鹏华、米久平和余浚聪—仍然被关押，他们的状态不详。他们在2018年参加了工人的一次行动，组建工会以抗议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国际劳工组织（ILO）结社自由委员会对有关佳士案中政府骚扰、恐吓、逮捕和身体虐待的报道表示关注。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的联手行动，包括对劳工维权人士进行信息检查、监视、骚扰、拘押和限制旅行，还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瓦解劳工维权运动。
2月，当局拘留了陈国江，陈国江是一名送货员，他发布了送货工作条件的视频，并呼吁采取集体行动争取提高工资。他 于 3 月被起诉，截至 11 月他仍然在监狱中。3 月，一项通过信息应用程序微信筹款以支付他的法律费用的努力在一个小时后被微信审查员关闭。
8 月，劳工活动人士、香港大学博士生方然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广西被拘留。方然在深圳采访了患有尘肺病并正在向他们的雇主请愿的外来务工人员。截至年底，方然仍被“监视居住”，并且不准律师及其家人探视。
b. 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法律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各种情况下的处罚，包括判刑、刑事拘留、行政黑名单和罚款。处罚与绑架等类似严重罪行的刑罚相称。法律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中国在新疆境内外的拘留营、监狱和工厂中增加使用了国家主使的强迫劳动。当局已在多达 1200 个“职业培训中心”（即普遍存在强迫劳动的拘留营）拘留了超过 100 万穆斯林，包括维吾尔人、回族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2020年9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和劳动权益》白皮书，其中指出，2014年至2019年，政府平均每年为新疆129万劳动者提供“职业培训”。
也有报道说，从“职业培训中心”“毕业”的人随后被迫在中心旁边或者异地的工厂工作，生产服装、鞋类、地毯、纱线、纺织品、食品、节日装饰品、建筑材料、太阳能设备、多晶硅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组件、消费电子产品、床上用品、毛发产品和配饰、清洁用品、个人防护设备、口罩、化学品、药品和其他国内和国际分销的商品。
新疆政府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制定了一项大规模“结对帮扶”计划，至少有 19 个省市在新疆设立了工厂。这些工厂使用集中营劳工和其他剥削性劳工做法的风险很大。
尽管2013年全国人大正式废除了劳教制度（一项不经司法审查的任意行政拘留制度），但许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监狱和吸毒康复设施仍在继续强迫劳动，在那里人们仍然被拘留而不需经过司法程序。还有报道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各地管理农业监狱农场，强迫囚犯劳动。此外，据报道，兵团还强迫 50 万维吾尔成人和儿童采摘和加工棉花、西红柿、甜菜，可能还有苹果和花生。可靠的非政府组织还报告说，一些新疆居民在多晶硅开采和加工中被强迫劳动。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中心 5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了在太阳能供应链中使用强迫劳动。报告称，新疆地区的所有多晶硅制造商都参与了劳动力转移计划，或者由参与该计划的原材料制造商供货。
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强迫其他国家的工人劳动。渔民遭受了合同不实、工作时间过长、生活条件恶化、严重的语言和身体虐待、饥饿、拒绝提供医疗保健、通讯受限、文件扣押、任意扣除或者扣发工资，以及其他显示强迫劳动的经历，通常是在被迫一次在海上停留数月或数年期间。
据媒体报道，与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有联系的在海外经营的中国公司从事剥削劳工行为。工人的旅行证件被没收，工资低于原来的承诺。中国严格的新冠肺炎疫情旅行和检疫要求以及有限的国际航班数量使这些工人滞留在海外，在超出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工作。
有报道称，其他省份在生产砖、煤炭和电子产品等物品时存在强迫劳动。
据报道，政府还让藏族人从事职业培训和制造业工作，这是表面上带有明显强制性成分的“扶贫”和“劳动力转移计划”的一部分。
另见美国国务院的《人口贩运报告》，网址：https://www.state.gov/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
c. 禁止童工和最低就业年龄
法律禁止所有最恶劣形式的童工。法律禁止雇用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16至18岁的工人称为“未成年工”，禁止他们从事某些形式的危险工作，包括采矿业工作。在私营部门有童工的报告，据称政府对这种情况执行了该法律。
法律具体规定，对于非法雇用童工的企业给予行政审查、罚款和吊销经营执照的处罚。法律规定童工必须送还给他们的父母或者原居住地的其他监护人。对雇用16岁以下少年儿童从事危险劳动或过长工时的劳动的惩罚是判处徒刑，但在立法与执法之间依然存在着差距，尽管在全国每年都有地方当局开展的检查活动。处罚与绑架等类似严重罪行的刑罚相称。
在本年度中，有报告称少年儿童在工厂和学校作为运动员和模特工作，通常是无偿工作。学生工制度的滥用仍在继续。有多起关于学校和地方官员在生产电子产品和服装的工厂为学生劳工提供不当便利的报告。
另见美国劳工部的 《童工或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目录》，网址：https://www.dol.gov/agencies/ilab/reports/child-labor/list-of-goods。
d. 就业或职业歧视
法律禁止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残障、年龄和传染病或职业病的就业歧视。法律不禁止对来源国或者性取向的歧视。政府各部委已颁布法令，禁止在招聘和聘用过程中有性别歧视。执行条款包括通过法院争取民事赔偿的权利。惩罚与相关法律相称。有些法院不愿受理歧视案件，各级有关部门强调通过谈判和解解决劳动纠纷。很少有执法行动导致最终法律裁决的案例。
政府没有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包括在招募广告中基于性别、年龄、身高、出生地、婚姻状况、残障、外貌和健康状况的歧视（见第六节）。有广告招募漂亮的女性，偏爱男性或要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比从事相同工作的男性更高。
性别歧视仍然广泛存在。女性的平均收入比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少 35%。这种工资差距在农村地区更大。尽管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参与率很高，但她们在领导岗位上的代表性不足。
2月20日，江西省抚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布的招聘广告称，只限男性应聘者申请。调查结果显示，女性被邀请参加面试或被召回参加第二轮面试的可能性较小。在面试中，一些女性被问及她们是否已经有孩子或计划生育孩子，以及她们有几个孩子。河南省郑州市一名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个贴子详细描述了她的公司试图以怀孕为由强迫她辞职。这个帖子引起公众的关注，许多其他女性分享了类似的经历。同样在郑州，一名在社区卫生中心工作的妇女报告说，当她透露怀上第三个孩子时，她的雇主告诉她考虑辞职。（政府在 5 月宣布将允许夫妇最多生育三个孩子。）人权观察 6 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从独生子女政策转向允许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基于性别的歧视有所增加。
在雇用和留用人员过程中仍然存在年龄歧视。从事蓝领工作的女性的强制退休年龄为50岁，从事白领工作的女性为55岁。所有男性的退休年龄是60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6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的许多雇主，包括政府在内，经常在就业，特别是在招聘方面实行基于年龄的歧视性做法。工作中的年龄歧视早在 35 岁就开始了，这种趋势被称为“35 岁现象”。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 月份发布的另一份报告，80.1% 35 岁及以上求职者认为年龄是他们找到新工作的最大障碍，20.6% 51 至 55 岁求职者表示他们因年龄原因被解雇。
工作场所对女性和 LGBTQI+ 员工的歧视很常见。5 月发布的关于中国企业中 LGBTQI+ 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调查结果发现，反歧视计划尚未在工作场所广泛建立。这个调查包括来自 3400 多名员工和 122 家公司的回复，结果发现只有 13.9% 的受访公司制定了涵盖反歧视和平等机会的正式规则，而 4.9% 的公司表示他们仍在起草规则。
存在基于地理来源的就业歧视。例如，家政工人招聘广告明确写明河南人和东北人不要申请。4月，苏州一家电子公司发布的招聘广告说，东北三省的人不得应聘。当被问及排除这些人的情况时，该公司人力资源办公室回应说，苏州当地政府规定不聘用东北人，因为他们以前曾经在苏州“惹事”。
户口制度仍然是最普遍的就业歧视形式，它剥夺了外来劳工可在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基础上得到的全方位社会福利，包括医疗保健、养老金和残障计划。
e. 可接受的工作条件
工资和工时法：没有全国通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法律要求地方和省级政府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立的标准制定本地区正式或非正式行业最低工资。根据法律，限制雇员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超过这个标准的工作属于加班，对加班必须支付超过正常工资的加班费。8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 10 项与六天工作制文化有关的法律案件作出裁决，每个案子均作出有利于员工的裁决。
职业安全与健康：2002年安全生产法修正案于9月1日生效。修订后的法律增加了罚款和制裁，允许提起公共利益诉讼，并将网上平台的零工工人纳入其管辖范围。应急管理部负责制定并执行职业安全规章。国家卫健委负责制定并执行职业健康规章。法律要求雇主对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雇员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并将结果告知这些雇员。法律还规定，工人有权报告可能危及其健康的违法现象或离开此类工作场所，而不应当有因此被解雇的风险。根据法律，发现和确认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应由职业安全卫生专家负责，而不是工人。
法律的有效执行参差不齐。县级和县以上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劳动法的执法工作。惩罚与欺诈或过失等类似法律的刑罚相称。监察员的数量不足以执行合规。监察员有权进行暗访，并可以采取制裁措施。
违反工资、工时、职业安全与卫生法规的公司面临多种处罚，包括停止营业或吊销商业证书和营业执照，或被列入公开的、地方政府管理的“黑名单”。
根据多个省市当局发布的黑名单，拖欠工资仍然是一个普遍问题。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 5 月份将四家公司列入黑名单，原因是他们拖欠近 300 名员工超过 200 万元人民币（31.4万美元）的工资。省和地方各级政府继续努力防止拖欠工资，追缴未支付的工资和保险费。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称，从 2019 年到 2020 年 11 月，共起诉了 2万5635 起拖欠工资案件，帮助工人追回了 3.4 亿元人民币（5340 万美元）的拖欠工资。起诉导致 1375 人被捕。
政府很少执行加班法，每周工作 72 小时对广大工人来说很常见。7 月份，国家统计局报告称，7 月份全国合同工平均每周工作 47.7 小时，即每周工作 6 天。许多地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拖欠工资的情况加剧，包括加班费和五险一金。多个劳工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在疫情爆发期间，诸如延迟支付工资和未支付五险一金等问题大范围存在。
分包合同使农民工容易被拖欠或拒付工资，促使他们加入集体行动。即使有合同，外来劳工也难以获得福利，尤其是社会保险。4月11日，广西南宁建筑工人堵塞交通抗议拖欠工资。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下跌，公司在短时间内搬迁或关闭，这往往导致外来劳工无法返回原居住国，也没有足够的追索权来获得应有的赔偿。  2 月，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正在调查一家未向 262 名工人支付 300 万元人民币（47.1万美元）费用的电路板制造商。据报道，这家公司的老板已经逃离并躲藏起来。
据媒体报道，职业病普遍存在，但是报道不足。患者来自许多产业，包括煤炭、化工和建筑。
工作场所事故和伤害在煤炭产业尤为常见和致命。为应对能源短缺和燃料价格上涨，政府 10 月号召国有煤矿在年底前满负荷生产。根据煤炭产业出版物，国家发改委告诉矿工，工伤事故不会导致临时停工检查。国家矿山安全局通报，10月第一周，全国共发生矿山事故10起，造成18人死亡。据应急管理部煤矿安全管理局统计，上半年发生煤矿事故40起，造成60人死亡。1月10日，山东省发生煤矿爆炸，造成10名矿工死亡。4月9日，贵州省发生瓦斯爆炸，造成8名工人死亡。10月11日，陕西省发生煤矿塌方事故，造成4人死亡、68人受伤。一组报告称，有 600 万工人患有尘肺病，这是由于长期暴露在工作场所灰尘中所致，尤其是煤矿。
工伤事故在其他产业也很普遍。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报道将其归咎于安全检查不足、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监管无效、应急响应不足。广西自治区政府通报，上半年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1172起，造成852人死亡，802人受伤。
非正规行业：检查员不在非正规行业工作。非正规行业的工人工作时间更长，收入低于正规行业的可比工人。非正规行业的工人往往缺乏劳动合同所涵盖的法律和社会福利。非正规工作在国内的流动劳工和家政佣工中尤为普遍；估计3500万家政工人中有 90% 没有正式的工作协议和保护。
零工经济中的工人（估计有2亿人）被视为合同工。2002 年《安全生产法》的修订将网上平台的零工纳入其管辖范围。7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其他几家政府部门联合发布了针对顶级平台公司的行政指导意见，以增加工人的收入和休息时间，但由地方政府实施。有报道称送货司机在工作中受伤或死亡，并且公司已经削减快递员投递每个快件的佣金。有许多送货工人抗议繁重的工作量或低工资。
外卖送货员陈国江发布了外卖工作条件的视频并呼吁采取集体行动争取提高工资，他于 2 月被捕并面临五年徒刑（见第 七节a.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