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https://common.usembassy.gov/wp-content/uploads/sites/23/2021/09/CHINA-HRR-2020-CHI-FINAL.docx From: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2020-human-rights-report/ Retrieved: 2026-07-19 ====================================================================== 中国2020年人权报告 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集权国家，中国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政府及安全机构的所有最高层职务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最高权力掌握在由25人组成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由7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手中。习近平仍然身居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 国内主要的安全机构包括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以及人民武装警察。人民武装警察仍然受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双重管辖。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外部安全，但也承担一些国内安全责任。地方辖区往往使用平民市政安全部队，即“城市管理”人员，以推行行政措施。文职政府对安全部队保持有效的控制。安全部队的一些成员有严重和普遍的滥权行为。 在本年度中，发生了主要针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士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这些罪行仍在继续，包括对100多万平民采取任意监禁或其他严重剥夺其人身自由的行动；强迫绝育、强迫堕胎以及更加严格地施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奸；对大量被任意拘押的人们实施酷刑；强迫劳动，并对宗教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严加限制。 重大的人权问题包括：被政府任意或非法杀害；被政府强迫失踪；被政府实施酷刑；严酷并且威及生命的监狱和拘留条件；被政府任意拘押，包括在法外拘留营中关押的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它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群体，以及另外200万只在白天接受“再教育”培训的人；政治犯；出于政治原因对国外人士进行报复；缺乏司法独立以及共产党对司法和法律系统的掌控；任意干涉隐私；无处不在的公然的技术监控和监测；对言论自由、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严格限制，包括对记者、律师、作家、博客作者、异见人士、上访者、其他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暴力攻击和刑事起诉；信息审查和屏蔽网站；干扰和平集会及结社自由的权利，包括施加于外国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过度限制性的法律；对宗教自由的严厉限制和压制；对行动自由的严厉限制；遣返有充分理由担心会遭到迫害的寻求庇护的朝鲜人；公民无权选择自己的政府；限制参与政治；严重的腐败行为；强迫绝育和胁迫堕胎；强迫劳动及人口贩运；对劳工权利的严厉限制，包括禁止工人自行组织或参加自己选择的工会；以及童工。 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门经常有践踏人权的行为而不受惩罚。当局在收到警察杀人的举报案件以后往往会宣布进行调查，但并不宣布结果或发现警察渎职或进行纪律处分。 第一节 尊重人格的完整，包括不受以下行为的侵犯： a. 任意剥夺生命及其他非法的或出于政治原因的杀戮 有很多政府或其机构任意或非法杀人的报道。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案子极少或没有任何细节可循。 在新疆有与再教育营有关的在押人员死亡的报告。许多来自维吾尔族家庭成员的报告称，发现他们的家人在拘留营中死亡或在被释放后数星期内死亡。例如，政府10月正式向联合国证实了从2017年就被羁押在新疆一个拘留营的维吾尔族男子阿卜杜加富尔·哈皮兹已经死亡。政府声称哈皮兹于2018年死于“严重肺炎和肺结核”。哈皮兹的女儿说，她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消息是在2016年。消息来源称哈皮兹最晚从2017年就失踪了，被关押在拘留营中，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当局在未经过正当程序和无合理上诉渠道的情况下在定罪后处决了一些被告。官方的处决数字被归入国家机密。根据位于美国的“对话基金会”报告，随着2007年启动的死刑体制改革，被处决的人数在经过数年的下降之后已趋于稳定。对话基金会报告称，在新疆，对犯罪团伙头目和被判“恐怖主义”罪名者的处决数量有所增加，这可能抵消了其他处决人数的减少。 b. 失踪 有多起报道称当局使一些人失踪，并将他们长期关押在不明地点。 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以及其它穆斯林和少数民族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任意拘押。“中国人权捍卫者”声称，这些拘押相当于强制失踪，因为家庭成员常常得不到关于拘押时限或者地点的信息。 维吾尔族记者和企业家艾克拜尔·埃塞提（也被称为艾克拜尔·艾塞提）的确切下落仍然不明。据报道他在美国参加了一个项目之后于2016年被拘押，随后被判处最高15年徒刑。 武汉当局造成4位公民记者陈秋石、李泽华、张展和方斌失踪。这些公民记者采访了医务人员和民众，然后在新冠疫情爆发和随后的武汉封城期间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们的见闻。李泽华于4月获释，而方斌和陈秋实直至年底仍然下落不明。张展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罪”，当局于12月28日对她进行审判并定罪，判处她4年有期徒刑。她是已知第一个因报道武汉新冠疫情而受到审判和定罪的人。 人权律师高智晟被失踪多次，自2017年至今下落不明。 政府仍然未就1989年对天安门示威游行进行暴力镇压时被杀害、失踪或被拘捕的人员提供全面、可信的说法。许多参与1989年示威游行的活动人士及其家属继续遭受官方骚扰。政府未就防止、调查或惩罚这类骚扰而做出任何努力。 c. 酷刑和其他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或处罚 法律禁止从肉体上伤害或虐待囚犯，并且禁止狱警逼供、侮辱囚犯的尊严、殴打或教唆其他人殴打囚犯。法律规定，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包括逼供出的口供在内的证据不得用于某些类型刑事案件的庭审。有多个可靠的报告称，当局经常性地无视禁止实施酷刑的规定，在政治敏感案件上更是如此。 不计其数的前囚犯或被拘押者报告说，他们遭到殴打、强奸、电击、强制数小时坐板凳边、绑手腕吊起、剥夺睡眠、强制灌食、违背本人意愿强迫服药以及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尽管狱管当局也会虐待普通犯人，但据报道，他们会特别恶劣地对待政治与宗教异议人士。 2019年12月，人权律师丁家喜因涉嫌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拘押，原因是他去福建省厦门参加了一个会议，组织民间团体活动，和平抵抗中国共产党（中共）的统治。丁家喜的妻子在推特上发文说，丁家喜在北京的一个看守所遭到酷刑，包括采取剥夺睡眠的做法，比如将聚光灯24小时照在他的身上。截至2020年12月，丁家喜仍然被审前羁押在山东省临沭看守所。 张五洲于6月6日被逮捕后在清远市（广东省）清新区看守所遭到酷刑，这是张五洲的律师对自由亚洲电台讲的。张五洲说，看守所当局给她戴上手铐和沉重的脚镣，和她关在一个囚室的犯人殴打了她。张五洲在广州白云山打出纪念天安门大屠杀纪念日标语的两天后，被清远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将她拘押。 8月，被羁押的人权活动人士、律师余文生的律师报告说，余文生在被定罪前后遭到18个月与世隔绝的监禁，他于6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判4年有期徒刑。余报告说，他被反复喷洒胡椒喷雾，并被迫在金属椅子上坐很长的时间。 10月22日，因成功代理对艾滋病患者歧视案闻名的人权律师常玮平在油管上发布了一段详细讲述他1月被羁押时遭受酷刑的录像，随后他在山西省宝鸡市被“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截至12月，常玮平仍然受到这些限制，并且不准他与家人和律师接触。 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人报告称，执法人员和惩戒系统及再教育营中的官员系统地采用酷刑和其他侮辱人格的手法。幸存者说，当局对被拘留者使用电击、水刑、殴打、强奸、强迫绝育、强迫卖淫、艰难身体姿势折磨、强迫使用不明药物以及低温监号等刑罚（见第6节，少数族裔/种族/民族成员）。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存在一个非自愿或囚犯器官移植系统，但是活动人士和一些团体继续指控政府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包括被羁押的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穆斯林人士等宗教和精神信徒。一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新疆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已经收集了所有12至65岁新疆居民的生物特征数据，包括DNA、指纹、虹膜扫描和血型。该报告称这些可能是显示有非法器官贩运的证据。新疆拘留营的一些幸存者报告说，他们在进入拘留营后被强制接受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血液和DNA检测。以前被拘留的人也有报告说，当局强迫维吾尔族被拘留者接受胸部和腹部器官的医学检查。政府继续声称，已经在2015年结束了长期以来收集被处决囚犯器官以供移植的做法。 据媒体报道（见第4节），司法体系之外的“留置”制度是政府和中共用来调查腐败的法律工具，在处理和虐待被拘押者方面使用的监管手段包括诸如长期单独监禁、剥夺睡眠、殴打、强制以令人难受的姿态连续站立或者坐数小时，有时是数日等。 法律规定精神治疗与入院应当遵从“自愿原则”，但法律又允许当局和家庭成员违背当事人意愿把他们送入精神病院，而且没有为被收容入院人员提供有意义的法律保护。法律不提供聘请律师的权利，并且限制当事人与精神病院以外的人员沟通的权利。 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部直接管辖着23所用来关押精神病罪犯的精神病院。尽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中有很多人被判有谋杀和其他暴力犯罪，但也有报告说有不少活动人士、宗教和信仰信徒以及上访人员因政治原因被迫接受精神病治疗。公安人员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强迫他们接受治疗，尽管他们的“病情”与精神病无关。 有罪不罚是安全部队的一个重大问题，包括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管理监狱系统的司法部。 监狱和拘押中心的条件 关押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惩戒设施通常条件恶劣，而且威胁生命安全或有辱人格。 居住条件：当局经常将囚犯与在押人员关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中。食物往往量少质次，很多在押人员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都要依赖亲属提供额外的食品、药品和保暖衣物。经常有报告说囚犯因没有床铺或被褥而不得不睡在地上。在很多情况下，卫生、通风、取暖、照明和饮用水等条件都不合要求。 尽管官方保证囚犯有权得到及时治疗，但是，不能为囚犯提供及时、适当的医疗护理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监狱当局有时拒绝为政治犯提供治疗。多个非政府组织（NGOs）和新闻机构报道了在“再教育”中心或长期法外拘留中心的在押人员得重病或死亡的消息。 政治犯有时会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据报狱警会教唆其他犯人殴打政治犯。有些人据说被与一些死刑犯关押在一起。当局不准一些异议人士从亲属处获得补充食物、药品以及保暖的衣物。 行政拘留所的条件与监狱的条件相似。在行政拘留所发生过殴打致死的事件。被关押的人报告说曾遭到殴打、性侵、缺乏适当的食物以及只有有限的或根本没有医疗服务。 新疆当局扩大了现有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它穆斯林人士的再教育营。在有些情况下，当局用改建的学校、工厂和监狱来关押被拘押人员。根据人权观察报告，这些再教育营注重“对被收容者进行军事化纪律约束和全面的政治灌输”。被拘押人员报告称在营地中普遍受到身体虐待和酷刑，以及存在拥挤不堪和不卫生的状况。 8月，曾经在一个女子拘留营担任老师的凯尔比努尔·赛迪克报告说，有大约一万名妇女的头发被剃光，被迫生活在狭窄和不卫生的环境中，未经她们的许可给她们注射未知物质，并被要求服用计划生育部门分发的避孕药。她报告说，拘留营警卫每天都对妇女施行强奸和性虐待，并说拘留营地下室有一个刑讯室。 10月，政府以间谍罪指控鼓励中国民主改革的澳大利亚作家、博客作者杨恒均。他于2019年1月被拘留，然后于2019年8月正式被逮捕。杨恒均在9月给家人的信息中说，他被不分昼夜随时提审了300多次，每次4到5个小时。 管理：法律规定囚犯写给监狱上级机关或司法机构的信件不需受到检查，但该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执行尚不清楚。尽管当局偶尔会调查可信的非人道待遇指控，但并不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当局不准许多囚犯和在押人员得到合理的探视，也不能与家人通信联络。有些家庭成员不知道他们被监禁的亲属的下落。当局还禁止许多囚犯和被拘留人员从事宗教活动或获得宗教读物。 独立监督：有关当局将与监狱以及其他各类行政和法外拘押设施有关的信息视为国家机密，政府不允许对这些设施进行独立监督。 d. 任意逮捕或关押 任意逮捕或关押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法律赋予公安人员广泛的行政拘留权以及在没有正式逮捕或刑事起诉的情况下长期羁押的权利。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宗教领袖及其支持者、前政治犯及其家属等群体继续成为任意拘留或逮捕的对象。 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在法庭上质疑其被逮捕或羁押的合法性，但政府一般不执行这种规定。 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见第4节）的正式拘押制度被称为“留置”，被指控说对被拘押者虐待和施加酷刑。被留置人员受到与世隔绝的监禁，而且没有就其拘押进行申诉的途径。尽管法律禁止虐待在押人员，但是供在押者举报虐待行为的机制尚不清楚。 尽管留置是在司法系统之外运作，但在留置期间所做的坦白交代却在司法程序中被用作证据。根据2019年的新闻报道和非政府组织2019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留置人员遭到长期单独关押、剥夺睡眠、殴打以及被迫以不适的姿势站、坐数小时甚至数日。 全国范围内的留置系统在押人数尚无统计数字。但是有几个省于2019年公布了这些数字，包括湖北的1095人和浙江的931人。一位省级留置系统的负责人表示，嫌疑人平均被拘押42.5天后才被移交给刑事司法系统。 1月8日，广州警方拘捕了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就学的香港学生郭振峰（Kwok Chun-Fung,音译）,指控其“嫖娼”。1月15日该大学发表声明，称郭某与一名女性在旅馆房间被抓后被怀疑嫖娼，并提到对据称发生在2019年11月至12月之间的另外两项相关罪行的指控。郭是“国难忠医”（FindCMed）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在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为受伤的抗议人士提供过医疗救助。香港浸会大学的一位讲师以及郭的同学说，中共习惯以“嫖娼”来指控其反对派人士，因为警方可以不经法院审理即行政拘留嫌疑人。当地媒体和郭的同学都表示，郭被拘留是中国政府报复他在抗议活动中起到的作用。 9月，四川人权活动人士黄琦的母亲蒲文清在被诊断出肺癌晚期后，当局允许她与儿子进行了30分钟的视频通话。黄琦于2016年被捕，这是经过四年的努力之后蒲文清与儿子的第一次接触。蒲文清仍然被软禁，截至12月尚未对她提出任何指控。2018年，便衣安全人员在北京火车站将蒲文清拘捕以后，她即失踪。她于2018年初曾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希望由于健康原因和拘留所内简陋的医疗条件而释放她被羁押的儿子。 在一个与此相关的案件中，北京当局任意拘捕了张宝成。张宝成于2018年在北京为试图为在押的儿子向中央政府请愿的老人蒲文清提供协助和护送。2019年12月，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煽动恐怖主义”的罪名指控曾经是新公民运动成员的张宝成。已经不复存在的新公民运动旨在推动民主和政府的透明度。北京一家法院以张宝成在推特上的推文为证据裁定他“寻衅滋事”，于11月判处其三年半徒刑。 9月，著名的维吾尔族电影制作人吾尔桑·哈桑（Hursan Hassan）因“分裂主义”的指控被判处15年徒刑。哈桑自2018年被任意拘禁后未曾与其家人有任何联系。 8月26日内蒙古宣布一项政策，要求在内蒙古学校的一些课程用普通话取代蒙语。该政策受到当地人的反对之后，多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被拘押或被与世隔绝关押。已经因“间谍”和“分裂主义”罪名服刑15年并遭到软禁的蒙古族作家哈达（Hada）截至12月音讯皆无。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下落不明。蒙古族音乐家阿什达（Ashidaa音译）因参与抗议新语言政策的活动也遭到拘押，而且不允许其家人和律师探视。 逮捕程序和被关押者的待遇 警方拘押若超过37天就必须由检察机关正式批捕，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恐怖主义以及重大受贿”的案件，法律允许最高6个月的与世隔绝的拘押而无须正式逮捕。在正式逮捕嫌疑人之后，警方还有权在案件调查期间将嫌疑人再拘押7个月。 在调查结束后，检察院在决定是否对其作出刑事指控时可将嫌疑人再拘押45天。一旦提出刑事指控，当局可以在司法程序开始之前再将嫌疑人拘押45天。有时公安人员拘留嫌疑人的时间会超过法律允许的期限，在案件开审前嫌疑人被拘押一年甚至更久是常见的情况。 法律规定，在押人员在受到刑事起诉之前可以会见自己的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要为没有委托律师的、有盲、聋、哑或精神病等情况的、未成年的以及面临无期徒刑或死刑的被告指派一名律师。无论被告是否有经济能力，该法律都适用。法院也可以为其他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刑事被告人指派律师，但是法院往往不会这样做。一些律师报告说，他们很难会见被关押在拘留所里的委托人，尤其是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案件的委托人。 刑事被告人在等候审理期间有权申请保释（也被称为“取保候审”），但该系统运作效率不佳，当局很少让嫌疑人取保候审。 法律要求在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者的家属。然而，当局常常在将一些人关押了远超出此规定的时间后也不发出通知，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敏感案件的时候。有些案件从未送过通知。根据一项笼统的例外规定，如果通知家属会“阻碍案件调查”，则警方不需要通知。刑事诉讼法将该例外情况局限于涉及国家安全或恐怖主义的案件，但公安人员对这些条款有着广泛的解释权。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监视居住，而不是拘押在正式的设施中。假如警方怀疑有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或情节严重的受贿等罪行，而且认为在家监视居住有可能会妨碍调查，经由上一级部门批准后，警方可以对嫌疑人执行长达6个月的“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在这一类案件中，当局也可能不准辩护律师与嫌疑人见面。人权组织和被拘押过的人士报告说，这样的做法使被拘押人面临遭受酷刑的高风险，因为被关在一个既不是自己家又不是正式拘押设施的地方减少了对被拘押人士待遇以及上诉机制的监管。 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与宗教维权人士并阻止公开示威。行政拘留的方式包括强制戒毒治疗（针对吸毒者）、“拘留教养”（针对未成年罪犯），以及用于拘留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徒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法制教育”中心。在强制戒毒康复中心停留的最长时间是两年，其中有6个月通常是在戒毒中心。政府对那些被控卖淫和嫖娼的人也有类似的康复中心。 任意逮捕：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颠覆罪和其他罪名实施拘留和逮捕，以此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压制公众诉求。但这些指控，以及何谓国家机密，都定义不清，而且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追溯方式被认定为国家机密。当局还广泛使用含义不明的“寻衅滋事”罪名来对付许多维权人士。这个词的语义不清。当局还以广义且模糊不清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来拘捕有泄露刑事审判、商业活动和政府活动信息等行为的公民和外国人士。反间谍法授权当局可要求个人和团体停止任何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不遵守该要求者可能会导致财产和资产被没收。 有多起报告说，当局逮捕或长期拘押了一些律师、宗教领袖或者信徒、上访人员和其他维权人士，后来其指控却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驳回。当局将许多公民非法软禁、剥夺旅行权、或者送进包括“黑监狱”在内的各种非法拘留设施实施行政拘留。在有些案件中，公安人员会给学校施加压力，不准接收知名政治犯的孩子入学。受软禁人士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有人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在家中与外界隔绝。安全官员经常会驻守在这些人家里。在外国高层官员来访、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天安门广场屠杀纪念日以及在藏区和新疆的敏感纪念日等敏感时期，当局都会软禁许多公民。公安人员还会将一些没有被软禁的人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强制度假”。 2月，宁波一家法院以“向海外提供情报”判处瑞典公民、书商和香港居民桂敏海10年有期徒刑。法院说，桂敏海认罪了。桂敏海于2015年在泰国失踪，2017年被中国当局释放，并于2018年乘火车前往北京时再次被拘捕，最初的指控是涉嫌“非法商业活动”。宁波法院表示，据称桂敏海申请重新获得中国国籍，随后于2018年恢复中国国籍。 5月，南宁当局秘密审判了覃永沛，不允许其代理律师参加。截至12月，仍然没有这次审判结果的最新消息。覃永沛于2019年10月被拘捕，然后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他仍被关押在南宁市第一看守所。覃永沛的律师直到庭审前不久才被允许见他。他说覃永沛的拘押条件很差，没有床，吃不饱，睡不足，夏天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都极高。当局继续阻止覃永沛的妻子与覃永沛联系或去监狱探视，当地警方恐吓他们的女儿。覃永沛曾处理过数起人权案件，包括“709”律师（政府于2015年7月9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权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进行的镇压）和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为许多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了帮助，并且公布了政府和中共高层官员的不当行为。覃永沛自1990年代中期起执业，于2018年被取消律师资格。被取消资格后，覃永沛成立了中国律师俱乐部，以聘请被取消资格的律师。 审前拘押：审前拘押可能会超过一年。据称，涉及“敏感案件”的被告审前遭到拘押的时间更长。从2015年到2018年，当局在“709”大抓捕中拘捕的许多人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遭到超过一年的审前拘押，而且无法接触他们的家人或律师。具体统计数字未见公布，公众也无法获得，但在政治犯案件中，长期的审前拘押尤为常见。 截至年底，为“709”大抓捕中的人权律师进行辩护的北京律师李昱函仍然被拘押在沈阳拘留中心。她因被指控“寻衅滋事”的罪名自2017年遭到拘押。由于李昱函的健康原因，她的律师曾多次向沈阳当局提出要求让李昱函保外就医，但每次都被驳回，而且不提供任何理由，也未经过任何听证。在1月8日的会面后，李昱函的律师表示，她患有多种疾病，并申请保释，但法院拒绝了她的申请。自1月8日的会面之后，当局以对新冠疫情的担忧为由阻止李昱函的律师的探访。李昱函的审判被一再推迟。 8月14日，沈阳铁西区法院判处人权维权人士林明杰5年零6个月徒刑，以及两万元人民币（约3000美元）罚款。截至年底，他的上诉仍然没有结果。林明杰由于在北京公安部门前组织一群示威者抗议沈阳公安局长许文有滥用职权，于2016年被拘留。2018年，林明杰被判两年零6个月徒刑，包括已服刑期。据报道他于2019年4月获释。2019年9月，据报道警方将林明杰再次拘押，罪名仍是“寻衅滋事”。警方还于2016年拘押了林明杰的哥哥林明华，罪名是“寻衅滋事”。铁西区法院判决林明华3年徒刑。当局没有披露案件的细节，包括两兄弟被指控的“滋事”是什么类型。 e. 拒绝给予公正、公开的审判 尽管法律规定法院应当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干涉，但司法并不独立。法官常常就如何裁决待审案件，特别是政治敏感案件，接到来自政府和中共的政治指导。中共政法委员会有权审查和指导各级法院的审理活动。法院与检察院的所有任命都必须得到中共组织部的批准。 由于防范司法腐败的措施模糊不清且执行不力，腐败常常会影响司法裁决。地方政府负责任命地方法官并支付他们的工资，从而经常对其辖区内法官的裁决施加影响。 一个由中共控制的委员会在大多数重大案件中作出决定，而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的职责只是为该委员会的决定撰写一份法理依据。 法院无权裁决某项立法是否符合宪法。虽然法律允许团体和个人对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提出质疑，但是这些质疑只能向立法机构提出。因此，律师几乎没有机会在诉讼中就法律是否违宪进行辩护。 据媒体报道，公安部门通过电视播放律师、国外和国内博客作者、记者和企业高管认罪的镜头，从而在刑事审理开始之前将他们定罪。在有些案件中，这种认罪可能是释放的前提条件。非政府组织认为，这样的电视认罪很有可能是逼供或是使用酷刑的结果，而且一些曾经认罪的受押人在被释放之后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并确认他们的认罪是被强迫的。法律并没有允许在审判前让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视认罪的规定。 7月，英国广播监管机构在正式调查中发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在2013年和2014年播出了一名被囚禁在中国的英国私人调查员被迫给出的供词。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面临潜在的法律制裁。 据报道，“司法独立”仍然是中共命令大学教授不得讨论的课题之一（见第二节a.“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审判程序 尽管法律重申无罪推定，但刑事司法系统依然倾向于有罪推定，那些受到高度关注或政治敏感的案件更是如此。 拒绝认罪的被告往往会受到比认罪的人更为严厉的判决。上诉程序极少推翻原判，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复审途径。对侵犯被告权利的补偿不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除了涉及国家机密、隐私、未成年人或由当事人请求保护商业机密的案件之外，所有的审判都应向公众公开。当局利用涉及国家机密案件的例外规定向公众甚至有时对家属都封锁政治敏感案件的进展情况，并且剥夺被告寻求辩护律师的权利。法院条例规定，持有效证件的外籍人士同中国公民一样拥有获准旁听审判的权利，但事实上只有获得邀请的外籍人士才能旁听庭审。如同往年一样，在几次审判时，当局禁止外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和记者旁听庭审。有些案件被重新归类为“国家机密”，或者以其他理由不对公众公开。 法规规定，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和未成年嫌疑人的案件外，法院官员要在判决生效后的7天之内在网上公布判决结果。法院并没有公布所有的判决。他们有广泛的决定权，如果认为公布判决书“不适宜”就不公布。许多政治案件的判决都没有公布。 受到行政拘留的人没有寻求法律咨询的权利。刑事被告有权接受法律援助，但绝大多数刑事被告在受审时没有律师为其辩护。 律师按规定都必须是中共控制下的全国律师协会成员，而且司法部规定所有的律师在取得或年度更新其从业执照时都要宣誓效忠中共的领导。中共继续要求有3名或以上中共党员的律师事务所在所内成立党组织。 尽管政府声言尽力改进让律师会见其委托人的做法，但是2017年全国律师协会主席告诉《中国青年报》，辩护律师只参与了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刑事案件。尤其是一些人权律师报告说，当局不允许他们为某些委托人辩护，或者威胁他们，如果选择做辩护就会受到惩罚。有些律师拒绝为政治敏感的案件辩护，而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很难找到辩护律师。在有些情况下，当局不准当事人自选的律师接受委托，而是用法院指定的律师取而代之。 政府暂停或吊销一些接受敏感案件的律师的营业执照或律师执照。敏感案件的当事人包括民主异议人士、家庭教会活动人士、法轮功学员或批评政府者。当局利用全国律师协会的年度执照审查程序来拒绝或延迟给专业律师颁发执照。8月，湖南省司法厅因人权律师谢扬2017年由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定罪而吊销了他的执照。谢扬说，撤销执照并没有按适当的行政程序进行，针对他的投诉没有正当的依据。谢扬曾经在“709”期间被抓，2017年从监狱获释后不久就重新开始执业。 政府用来恐吓或对人权律师施压的其他手段包括非法拘禁、对法律办公室做不明不白的“调查”、取消律师资格、骚扰及人身恐吓，以及阻挠律师取得证据或接触委托人。 监管法律从业人员的法律将律师“侮辱、诽谤或威胁司法官员”、“不服从法庭警告”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这个法律还把向媒体披露委托人或案件信息或者以抗议、媒体报道或其他方式影响法庭裁决的行为也确定为刑事犯罪。违反者会面临罚款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规还规定，拘留中心的官员应当允许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或被告，或者要说明为什么此时不能安排会面。按照规定，这样的会面应当在48小时内即行安排。检察院和法院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在三个工作日内取得并阅读案情文件。根据该法规，辩护律师阅卷的时间和次数不应当受到限制。有些敏感案件的律师在庭审前无法见到他们的委托人，查看证据的时间有限，在庭审中被告和律师也不能相互交流。与法律相悖，在案件提交法庭之前刑事被告往往没有被指定律师。法律规定刑事诉讼使用的书面语及口语都应该是当地常用的语言，政府翻译员要为不能熟练使用当地语言的被告提供语言服务。观察人员称，大部分庭审使用的都是汉语普通话，即使是在不讲普通话的地区也是如此，不讲普通话的被告会得到翻译员。 被告与原告当庭对质的机制不足。据报道只有一小部分案件有目击证人。在是否需要甚至是否允许证人当庭作证方面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大部分刑事审判中，证词都是由检察官宣读，被告及律师没有通过交叉询问进行反驳的机会。虽然法律规定预审期间的证人陈述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但检察官高度依赖此类陈述。尽管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查看政府掌握的涉案证据，但无权强迫证人作证或要求进行证据开示。 依照法律，对于那些被判处死刑、在等候复核期间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的囚犯要指派律师。 5月，在一次秘密庭审中，劳工活动人士吴贵军、张治儒、何远程、简辉和宋佳慧被判处2至4年徒刑，缓期执行，随后被释放。他们因“扰乱社会秩序”的指控于2019年1月被拘押。据报道张治儒和吴贵军被禁止聘用律师。 9月，三名公益律师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剑雄（又被称为“长沙公益仨”）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未通知其家人或律师的情况下出庭受审。这几位律师都为长沙富能工作。这个组织为制止对残疾人和HIV病毒及乙肝携带者的歧视而提起法律诉讼。程渊还参与了反酷刑项目、为结束国家独生子女政策而提起的诉讼以及户籍法改革。截至年底，审判的细节及其结果仍不得而知。 政治犯与被拘押者 政府官员继续否认关押了任何政治犯，声称拘禁那些人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或宗教观点，而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但是，当局继续因政治和宗教原因将公民投入监狱。人权组织估计有成千上万名政治犯仍然被关押着，大多数被关在监狱，有的被关在行政拘留设施。政府不准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探望政治犯。 当局提前释放政治犯的比例比其他犯人低。有数千人因“危害国家安全”和“从事邪教活动”等政治和宗教罪服刑。政府并未复议所有在1997年前因反革命罪和流氓罪被起诉的案例，也没有释放那些因刑法己经撤销的非暴力罪名入狱的人士。 直至本年底，许多政治犯仍然在狱中服刑或在获释后仍在其他形式的拘押中，其中包括作家杨茂东（笔名：郭飞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和热依拉·达吾提、活动人士王炳章、陈建芳和黄琦、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牧师张少杰和王怡、法轮功学员卞丽潮、天主教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人权律师夏霖、高智晟、许志永和余文生、博客作者吴淦，以及上海工运活动人士蒋存德。 刑事处罚包括在获释后的一段固定时间内“剥夺政治权利”，在此期间获释者被剥夺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据前服刑人员说，其就业、出行、获得居住许可和护照、租房以及获得社会服务的能力都受到严重限制。 前政治犯及其家属常常受到当局的监视、电话窃听、搜查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或威胁。例如，公安人员跟踪去会见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的被拘留或囚禁的维权人士的家人，要他们禁言，不许谈论案情。一些维权组织的成员被禁止会见来访的外宾。 出于政治动机而对在国外的人进行报复 有多个可靠的报告称，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试图滥用国际执法工具，以报复身在国外的一些特定人士。另有一些可靠报告说，出于政治动机，政府试图向其他国家施加双边压力，以达到让其对特定人士采取有害行动的目的。 身在国外、公开讲述新疆境内正在实施的拘留和虐待政策的人，其新疆亲属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在全年中一直有所报告。有媒体报道说，在哈萨克斯坦，该国当局一度拘留了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的阿奇卡特·卡利奥拉（音译，Aqiqat Qaliolla）和真尼斯·扎尔钦（音译，Zhenis Zarqyn）。他们因与新疆“再教育营”中的家人失联而抗议。 中国官方媒体还发布了新疆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人士的视频，以反驳他们的海外亲属对外国媒体的说法。视频中的人们要求他们的海外亲属停止“散布有关新疆的谣言”。海外的亲属们说，他们在看到视频之前都与新疆的家人失去了联系。 7月，面向外国受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报纸《中国日报》对外国公民法卡特·乔达特的说法提出质疑。法卡特的母亲因身处再教育营而与他失去联系，却于2019年5月打电话给他，敦促他停止抗议活动和接受媒体访谈。文章说，法卡特的母亲“在新疆过着正常的生活，并与他保持定期联系”。7月，《中国日报》还否认了另一名维吾尔族人早木热·达吾提2019年关于她年迈的父亲死亡的说法，声称老人没有被拘留和审讯，他死在医院里，有达吾提的哥哥和其他家庭成员在身旁。达吾提的亲属在2019年11月参与制作了一个视频，敦促她停止“散布谣言”。一些海外亲属们表示，中国政府强迫他们的家人制作此类视频。 7月，一位持临时工作签证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活动人士告诉特别广播服务公司（SBS）的世界新闻说，中国政府追踪她和她的家人并进行骚扰，以图使她禁言。这位活动人士使用“Zoo”或“动物园”的网名注册一个推特账户，取笑习近平，此前还组织过纪念李文亮的集会。李文亮是第一个向世界发出新冠疫情警告的人之一，之后去世。她报告说，她在中国的父母每个星期都被带到派出所就她的活动进行谈话。一个视频显示一名警察当着“动物园”的父亲的面告诉她，“虽然你[在澳大利亚]，你仍然受中国法律的管制，你明白吗？” 9月，一名持临时签证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内蒙古人报告说，他接到中国官员的威胁电话，声称如果他公开谈论中国语言政策的改变，他将被驱逐出澳大利亚。 即使是那些不谈论新疆问题的人也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要求他们向中国官员提供个人信息或返回新疆。尤努斯·土赫提在埃及留学的时候中国警察通过社交媒体联系上他，问他什么时候回新疆，并命令他提供护照复印件等详细个人信息。尤努斯随后从埃及逃到土耳其，然后到达荷兰。新疆的警察给尤努斯在土耳其的哥哥打电话，告诉他说他们就站在其父母身旁，并说他应当返回新疆。尤努斯明白，这是在用他父母的安全相威胁。尤努斯·土赫提随后与新疆的家人失去联系，他担心他们可能已经被羁押了。 民事司法程序和赔偿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在司法独立方面面临与刑事案件相同的局限。法律规定给予权益受到政府机构或官员侵犯的原告行政与司法赔偿。法律还允许对遭受错误拘押、精神损害或者由拘留所或狱管人员造成的身体伤害的人给予赔偿。 尽管因诉讼费用高、法院信誉低下以及很少有人意识到《国家赔偿法》的存在，过去很少有公民申请国家赔偿，但仍有法院推翻错误判罪的情况。官方媒体报道称，10月，在金哲宏故意杀人案被推翻之后，他因服刑23年获得了496万元人民币（73.9万美元）的赔偿。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次上诉听证会上裁定该案最初的定罪证据不足。金哲宏在被释放以后，最初申请的赔偿总额超过2200万元人民币（300万美元）。 法律给予个人到政府部门上访以解决其不满的权利。大部分的不满都与土地、住房、权益、环境或腐败有关，大部分上访者都试图将其问题投送到当地“信访”办公室。政府报告说每年收到大约600万份上访信。但是，上访者集会和表达不满的权利继续受到限制。 尽管中央政府重申禁止阻挠或限制“正常上访”，不准非法拘押上访人员，官方对上访人员的打击报复仍在继续。一些规定鼓励所有与诉讼有关的上访都在本地通过地方或省级法院得到解决，强化了使地方官员防止访民到高层上访的鼓励机制。地方官员派人到北京将上访人员强制带回本省，以防止他们向中央政府投诉地方官员。这样的拘押都没有记录，上访者经常是被短暂关押在非法的“黑监狱”中。 9月，吉林省居民郭宏伟的家人到监狱探访了他，并报告说他受到身体虐待，吃不饱饭，而且遭到监狱当局不公正的对待。郭宏伟因与吉林一家电厂诊所的“经济纠纷”于2004年第一次被逮捕。获释后，郭宏伟向当局投诉他受到法院和其他参与其案件的人的“不公正待遇”，他要求官方撤销他的入狱记录并允许他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郭宏伟的父亲说，他获释多年来一直在就自己的案子提起上诉，但当局无视其要求，有时还会殴打他以图使他停止上诉，导致郭宏伟身体伤残，无法行走。尽管经受了吉林省安全当局的严重骚扰，郭宏伟在母亲的帮助下继续就其案件施压。据报道，2015年四平市警方逮捕了郭宏伟和他的母亲肖蕴苓，罪名是“寻衅滋事”和“对政府敲诈勒索”。郭宏伟被判处13年徒刑，肖蕴苓被判6年4个月徒刑。肖蕴苓和郭宏伟入狱后，郭宏伟的妹妹、肖蕴苓的女儿郭宏英开始就他们的案情向当局申诉。郭宏英于2018年被拘押，2019年4月因“寻衅滋事”罪被判4年徒刑以及因“妨碍公务”罪被判18个月徒刑。肖蕴苓于2019年年底获释，郭宏伟和郭宏英仍在狱中。 f.任意或非法侵犯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尽管法律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隐私受到法律保护”，但当局经常不尊重公民的隐私。5月28日，政府通过了计划于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新的民事法规，其中有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尽管法律要求官员在搜查房屋之前必须有搜查令，但有关官员经常无视这一规定。公安局和检察官被授权在没有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自行签发搜查令。继续有关于警察强行闯入的报告。 当局监控私人之间的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和其他数码通信。当局还拆开并审查国内和国际邮件。安全部门经常监视并进入民宅和办公室搜查电脑、电话和传真机。外国记者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一些私人物品被搜查过。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发现了被认为是政治敏感的材料，记者要被迫签署文件说明他们“自愿”将这些文件留在中国。 据关注中国人权的网站民生观察报道，被判犯有受贿罪的前福建省福安市长林小楠的弟弟林小华开始就此案提起上诉。6月，林小华试图将上诉信和案卷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但是邮局打开了所有信件，然后拒绝投递。7月，厦门市文化旅游局没收了信件和案卷，称其为“非法出版物”。 根据自由之家的说法，监视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公然监视应用程序）的飞速发展，加上警察越来越地获取用户数据，促进了对知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普通用户的起诉。卡内基基金会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智能监控技术（包括人脸识别系统、智慧城市/安全城市平台以及智慧警务技术）的主要供应商。 据媒体报道，公安部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万计的摄像头来监控一般民众。一些人权组织称，当局越来越依赖摄像头及其他一些手段来监视和恐吓政治异议人士、宗教领袖及其支持者、藏人以及维吾尔人。这其中包括面部特征识别和“步态识别”视频监控，使警察不但得以监控事态，而且能够快速识别人群中的个体。12月的媒体报道称，中国的科技公司开发了人工智能、监视和其他技术功能，以帮助警察识别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媒体引用了来自华为、梅格维和海康威视等公司在面向公众的网站、公司文档和编程语言中关于“维吾尔警报”开发的信息。该警报可以自动向警察报警。华为否认其产品是为识别少数民族而设计。对电话和互联网通讯的监控与干扰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尤为普遍。政府在西藏自治区和自治区以外藏区的寺院中设置了监控摄像头（见特别附件，西藏）。法律允许安全人员在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时中断通讯联络。 “人权观察”称，国家安全部与信息技术公司合作创建了一个“大规模自动化语音识别与监控系统”，这个系统与已经在新疆和安徽使用的系统相类似，用以帮助破解刑事案件。根据一个参与制造这个系统的公司所言，该系统的程序可以解读普通话以及包括藏语和维吾尔语在内的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在很多情况下其他与生物特征有关的数据，比如指纹和DNA，也都被储存起来。这个数据库中的信息不仅取自罪犯和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全部的外来民工以及所有申请护照的维吾尔人。 因城市开发而强制搬迁的事件在一些地区继续发生。对搬迁条件或补偿不满而举行抗议的现象很普遍，当局起诉了一些组织抗议的领导者。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开发项目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村民被迫搬迁。 公民与政府当局之间有关房地产的纠纷有时会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这些纠纷的原因常常是当地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对拆迁居民赔偿很少甚至不予赔偿，同时对当地官员从事房地产交易缺乏有效的政府或媒体监督，对被拆迁居民也没有提供法律救助或其他解决纠纷的机制。虽然中央政府声称已进一步加强了控制非法征地行为并制定赔偿标准，但问题仍然存在。 当有家庭成员参与被视为敏感活动的时候，政府当局还会干涉家庭的生活安排。8月，异议人士及人权活动人士刘四仿的妻子卢丽娜使用刘四仿的推特账号讲述了她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的房东按照地方警察的命令要她搬出公寓的情况。此前十天她的孩子已经被学校开除。刘四仿与其他的公民活动人士和组织者一同参加了2019年年底的“厦门聚会”。1月，警方逮捕了许多参加该聚会的人。截至年底刘四仿本人还在国外。 各级和各辖区政府继续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信用制度。第一种是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旨在追踪和防范企业的不法行为。第二种是个人社会信用系统，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其实施有所不同。尽管这两个系统通常被称为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但它们会从公司和个人那里收集大量数据，以解决“社会信任”缺失的问题，加强对金融信贷工具的使用并减少腐败。因此，社会信用体系经常收集有关学业记录、交通违规、社交媒体使用、交友、遵守计划生育规定情况、就业表现、消费习惯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 尽管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社会信用体系，但仍然存在着数十种分散的社会信用体系，分别在地方、省和中央政府各级运作，还有由技术公司运行的其它一些“私有”社会信用体系。例如有报告称，一些人由于涉嫌未购买火车票而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工商专家评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信用体系并不是用来针对公司或个人的政治或宗教信仰的，并指出，中国已经拥有社会信用体系之外的其他工具来针对公司和个人。但是，收集大量个人数据以及未来建立通用和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前景可能使当局得以进一步控制国民的行为。 人权活动人士报告说，当局对使用社交媒体的另一种监控方式是询问他们在包括微信、WhatsApp等聊天室参与与人权有关的讨论的情况。当局监视这些组群以识别活动人士，这导致微信用户增加了自我审查，并且有多个聊天群群主分别被逮捕。 政府在新疆继续施行“双联户”制度，该制度从已在西藏实行了多年的制度发展而来。这个制度将居民每10户分为一组，要求各组中的家庭互相监视并向政府报告“安全问题”和贫困问题，从而将普通公民变成了举报人。在新疆，政府还继续要求维吾尔族家庭接受来自政府的“寄宿”者，让官员或志愿者强行入住维吾尔人家，以监控这些家庭的宗教活动，从中发现“极端主义”的线索。祷告、拥有宗教书籍、或戒用烟酒等都被政府视为有“极端主义”迹象的行为，有这些行为的人都可能会被拘押到再教育营里。 政府限制生育子女的权利（见第六节，妇女）。 第二节 尊重公民自由，包括： a.言论和出版自由 宪法阐明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但当局限制而且不尊重这些权利，在行使这些权利与中共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尤为如此。当局继续越来越严密地控制所有的平面、广播、电子和社交媒体，并经常利用它们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中共意识形态。当局审查和操控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期间和公共健康等事务上尤为如此。 言论自由：公民可以在私下里小范围地讨论许多政治话题而不会受到官方惩罚。但是，当局经常对那些质疑中共合法性或批评习主席的领导的公民采取严厉行动。一些独立的智库、研究小组或研讨会报告称受到压力，被迫取消某些涉及敏感议题的讨论会。其他许多人证实，当局定期警告他们不得与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见面，也要避免参加由外国实体机构召开的外交招待会或公开活动。 在公开演讲、学术讨论和媒体评论或在网上发表政治敏感言论的人仍会遭到惩罚，他们的家人也是如此。此外，公共场所电子监控的增加，同时有许多公民的日常互动向数码空间转移，标志着政府监控日常生活的百分比正在增长。小群体或同伴间在社交平台上以及通过信息应用进行的聊天都受到当局的审查、监控并采取行动。同伴间观察并可能向当局告密的威胁越来越大，这进一步削弱了言论自由。 1月，于2003年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独立电影节突然停止举办，给出的理由是编辑独立性遭遇困难。纵观这个电影节的历史，它过去分享了涉及被当局视为政治敏感话题的纪录片，包括因大型建设项目而强制当地社区搬迁等。 4月，当局以“寻衅滋事”、勒索、敲诈和贿赂罪名判处反腐败博客作者陈杰人15年有期徒刑。陈杰人以前是国家官方媒体记者，他在个人博客中指控湖南多名中共官员腐败，之后于2018年被拘留。 9月22日，敢于直言批评中共的任志强因腐败、贿赂、挪用资金和国有企业官员滥用职权等多项罪名被北京一家法院判处18年徒刑，并处罚款400万人民币（60万美元）。2月，任志强曾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批评中共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任志强虽然没有提到习近平主席的名字，但他写道，他看到了“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3月被拘留。他的案子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并非因为腐败，而是因他对习近平的公开批评而对他实施的镇压。 当局以“散布假新闻”、“非法传播信息”或“在网上散布谣言”逮捕或拘押了无数公民。这些罪名的范围从分享政治观点或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到分享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事实报告。仅从1月1日到3月26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就记录了897起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案例，他们因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信息分享或网上评论而成为警方的目标。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的研究，在同一时期内当局对484人提出犯罪指控，原因是他们就新冠疫情危机公开发表了评论。 这种趋势在新疆尤为明显，政府在那里实行了一套多层面的现实与虚拟的控制系统，用来制止人们的自我表达或从事其宗教或传统信仰。除了在该地区建立的庞大的再教育营系统之外，政府和共产党还实施了一个限制个人言论和网上言论的系统。在新疆，警方经常拦截穆斯林和非汉族少数民族人士，要求检查他们的手机以获取被认为是不正当通讯的证据。 该年度中，政府显著扩大了这个系统的自动化程度，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摄像头和其他电子设备来监控所有的言论及行动。新疆当局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库，跟踪该地区居民的行动、移动电话应用程序甚至用电量和汽油用量。 政府还试图限制对他们的新疆政策的批评，甚至在境外也是如此，干扰世界各地的学术讨论，恐吓人权维权人士。新疆政府官员拘押了多名海外活动人士的家人。 许多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因政府官员对其家人的威胁而禁言。那些威胁有时是传送到他们在中国的家人那里，有时则由中国政府驻外官员传达。 中国政府对不受其认可的观点的限制越来越严厉，即使这种表达来自海外也是如此。在网上，中国政府扩大了控制全球信息传播的做法，同时还向外国政府输出其电子信息控制手段。该年度中，关于外国记者和海外华人因批评中国政治而受到中国政府人员骚扰的报告有所上升。这包括在推特等被中国屏蔽的平台上发布的批评言论。 政府试图限制网上游戏平台的言论自由。广受欢迎的中国产网上游戏“原神”在其游戏内聊天程序中将“台湾”和“香港”等词列为禁字。用户们提到，该程序的审查涵盖所有用户，无论其国籍或玩游戏的地域。 出版与媒体自由，包括网上媒体自由：中共和政府继续对所有的出版物、网上及广播材料保持绝对控制权。只有官方媒体机构才能得到政府批准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或其他被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尽管中共及政府没有对所有出版和广播的内容作出详尽指导，但却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来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报道某个问题，或者干脆下令禁止报道。中国官方的宣传部每天发布指南，说明应在所有媒体中宣传哪些话题，以及如何报道这些话题。为私人媒体公司工作的中国记者证实，要求遵守政府对话题的选择以及内容要求的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直接管理包括网上新闻媒体在内的互联网内容，促进中共的宣传。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负责该机构的日常运作。它在规范网上媒体做法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威，并在规范和管理网上信息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共继续监视和控制国内所有媒体中非普通话的使用。4月，中国南部的直播用户指责“抖音”（TikTok的中文版）暂停了在其直播平台上讲粤语的用户。一位经常在其直播节目中使用广东话的用户表示，他因“使用了无法识别的语言”而被停播了三次。他指出，该应用程序具有自动指南，提示用户要“尽量”讲普通话。 出版所有的图书和杂志仍旧需要国家颁发的出版号；出版号收费高昂，而且往往难以取得。与过去一样，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广播媒体和图书出版商都隶属于党政机构。有为数不多的印刷出版企业有一些私人股权，但是没有民营性质的电视台或广播电台。中共指示国内媒体不得对某些议题进行报道，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 记者在政府严格管控的环境中工作。只有获得政府官方认可的新闻记者才被许可发布平面或网上新闻。中共不断监测记者们各种形式的报道，包括平面新闻、电视报道以及包括直播在内的互联网新闻。记者和编辑们都进行自我审查以保持在中共划定的界限之内。越界会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惩罚，而这种界限可能是模糊的。尽管中国不断增加的互联网用户要求用最新技术来讲述有趣的故事，政府当局对那些技术实施管控，例如网上直播，继续对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施加压力。 由于中共不认为互联网新闻公司是“官方”媒体，这些公司都受制于会削弱其运行的法规，并且被禁止报道可能是“敏感”的消息。 公民媒体杂志《新生代》的编辑、工人权利活动家危志立和他的同事柯成兵仍在被羁押中，罪名是“寻衅滋事”。危志立于2019年3月被拘捕，截至3月19日，他仍然未被允许与他的律师见面。一个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当局在危志立的妻子郑楚然的家中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6月，在被关押两年之后，重庆企业家李怀庆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审。直到年底尚未宣布对他的判决。 暴力与骚扰：政府经常妨碍媒体工作，包括公民记者。一些记者报告说，在报道敏感话题时会受到人身攻击、骚扰、监视和恐吓。政府官员使用刑事起诉、民事诉讼和包括暴力、拘押和其他形式的骚扰在内的其他惩罚手段来恐吓作者和记者，以阻止他们就广泛的话题发布未经批准的信息。 海外记者的家人也面临骚扰，时有拘押发生，藉此来报复他们海外亲属所做的报道。位于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的记者们仍有几十名亲属在新疆失踪或被任意拘押。 中共的中央和地方宣传部门对国内外记者的限制显著增加。 记者因发表质疑政府的观点而面临降职或解雇的威胁。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政府实际存在的压力或对政府压力的恐惧，潜在的消息来源会拒绝与记者见面。在本年度中，新闻审查的范围显著扩大，几位中国记者指出出现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偏执氛围”。例如，即使是关于非敏感话题，长期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同意私下对话。有一位记者说不敢与外国记者交谈，并说记者和编辑甚至恐惧到不敢相互交谈。在这一年中，当局囚禁了许多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工作的记者。政府还以疫情为幌子隔离了许多独立记者以使他们噤声。 12月，彭博社的记者范若伊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在其公寓大楼内被捕。直到年底，有关她被捕原因的细节尚不清楚。 6月，“非新闻”博客的创始人卢昱宇于2017年因“寻衅滋事”服刑4年后获释，这个定义不明的罪名经常被用来针对媒体人。根据他提供给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证词，卢昱宇被监禁期间被严重殴打两次。卢昱宇说，在大理市看守所期间，他经常被带到一个特别审讯室，将其胳膊和腿固定在老虎凳上，然后播放其他人认罪的录像。他说，有一次他被戴上脚镣和手铐，然后在牢房中被至少两名狱警殴打。 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就新闻媒体自由发布的年度报告发现，在对其调查问卷作出回应的记者中，有82%的人表示他们在报道时遇到过干涉、骚扰或暴力行为。70%的人说采访曾经被取消或撤销，他们知道或认为这是由于当局的行动造成的。25%的人知道其消息来源人士因与外国媒体互动而遭到骚扰、拘留、电话询问或承受了其它不良后果。51%的人说他们被警察或其它官员阻挠过至少一次。 2月，当局驱逐了三位《华盛顿邮报》记者。3月，中国政府将《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之音指定为外国使团，迫使这三家媒体向中国政府提供关于其员工、财务以及在中国运行情况的详细报告。外国记者俱乐部认为，使用记者证的使用是后毛泽东时代最无耻的行径，是用以影响外国新闻机构并惩罚那些中国政府认定其工作不可接受的人士的手段。 当局利用签证续签程序来对付记者，强迫更多外国记者离开中国。5月，官方拒绝为一位《纽约时报》记者续签工作许可，迫使他离开中国。9月，《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自动离境，但当局不肯为接替她的人发放新的工作许可，致使《华盛顿邮报》在中国没有任何记者。 8月下旬，中国当局不分国籍一律停止为美国新闻机构工作的人签发记者证。外交部发放了代替记者证的信函，并警告说，随时可以撤销。 在外国新闻媒体工作的本地员工报告称，除了当局继续严格执行对这些员工的限制措施外，还有更多的骚扰和恐吓。法律禁止外国新闻机构直接聘用中国公民，并且必须使用外交部下属的外交人员服务局聘用的人员。行为守则用开除或撤销资格来威胁那些从事独立报道的中国籍雇员。该守则还指示中国员工向其雇主提供有助于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信息。此前，媒体报道称他们可以聘用当地员工，但必须得到政府官员的认可。他们说，最近，所有的招聘都必须预先获得批准，新员工对承担可能被视为政治敏感的工作有所顾虑，这限制了他们的业绩和贡献。 3月，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下令解聘了至少7名在北京的美国新闻机构工作的中国公民。 一名外国记者说，他的一位司机暂时离开了他的汽车，当局在他衣服上装了一个监听装置，命令他在前往内蒙古的途中监听该记者的谈话。在一次前往内蒙古采访的途中，另一位外国记者被拘押了4个多小时。在拘押期间，尽管她声明自己是合法的记者，一个警察仍然用双手掐住她的脖子，将她推入一个牢房。 在新疆，政府对外国记者的骚扰尤其胆大妄为。据外国记者俱乐部2019年报告，前往新疆的记者中有94%的人被阻止到达采访地点。记者记录的事故有故意假造的交通事故、道路阻塞、酒店关门以及网络攻击等情况。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在新疆工作时都报告说，自己受到持续不断的监视，政府人员会介入，阻止他们进入一些地区，恐吓当地居民，使他们不敢与记者交谈，而且每天（有时一天多次）阻拦记者，没收他们的相机并强迫他们删除照片。记者们指出，当地的联系人警告他们说，任何与外国人交谈的居民基本上都会被拘留、审问或送往“再教育营”。 政府官员还试图压制中国境外的媒体。尽管在前些年这种做法主要针对中文媒体，但在本年度中有更多的报道说，无论批评中国的媒体使用的是什么语言或位于什么地方，都可能会受到压制。 审查或内容限制：各项规定给予各级政府宽泛的权力来根据内容限制出版，包括规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报道特定事务。 供本国记者使用的官方指南通常语焉不详，宣传官员可随意修改，并可追溯执行。宣传部门强迫报社和网上媒体解聘发表内容与官方政策不一致的文章的编辑和记者，并暂停或取缔出版物。记者、作者和编辑仍然要进行广泛的自我审查，尤其是因为政府的出版后审查包含了各种责罚。 中共中央宣传部命令媒体严格按照权威部门提供的信息报道。指南警告媒体不准报道新冠疫情、官方回应和国际质询等话题，以及与党政官员的声誉、一般健康与安全以及外交事务有关的问题。 政府试图完全控制有关新冠疫情的公共和私人评论，削弱了本地和国际上报道新冠病毒传染情况的努力。从新冠疫情最初发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就受到严密封锁。从2019年12月3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020年，流行的网上直播和消息传递平台微信及网络语音聊天平台（YY）都实施了新的审查办法，包括对与引起新冠疫情、萨斯和潜在疾病载体的病毒有关的词语进行审查。1月2日，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拘押武汉的8名医生，包括李文亮医生。这些医生在12月下旬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关于出现新病毒的警告。后来死于新冠病毒的李文亮因在互联网上做“虚假陈述”而受到训诫，并被迫写下悔过书，说他的警告“造成了负面影响”。全国最大的电视新闻节目《新闻联播》报道了这次拘捕事件，而新华社则发布了武汉警方的呼吁，要“所有的网民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1月14日，便衣警察拘捕了试图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进行报道的记者，强迫他们删除视频文件并交出手机和相机接受检查。 2月2日，政府当局告诉媒体不要发布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负面文章。2月6日，政府根据习近平加强控制网络媒体的指令收紧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管控，以维持社会稳定。在同一天里，公民记者、前维权律师陈秋实在武汉发布了拥挤不堪的医院和陷入困境的家庭的手机视频，随后失踪。2月9日，公民记者、当地商人方斌从武汉发布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视频后失踪。活动人士许志永在2月4日发表文章，要求习近平因压制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下台，随后于2月15日被捕。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在发表了一篇文章指称“此番大疫暴露出的体制之弊”之后被软禁、被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并且被切断了互联网。2月26日，辞去国家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在武汉进行独立报道的公民记者李泽华被拘留。在安全人员在他家门外时，李泽华录制了一段录像，以表达言论自由、真相以及对天安门运动的纪念。 3月，《人物》杂志发表了对一名一线医生的采访，其中有指控说，疫情于12月就已爆发,但有关官员警告医生不得透露有关这种病毒信息。这个报道在上线几个小时后即被删除。 4月，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指控三名志愿为“端点星”项目工作的人士。这个项目转发社交媒体和政府可能会审查的新闻报道，包括新冠病毒爆发的一些消息。 对涉及习近平主席公众形象的管控得到加强，审查员迅速关闭与官方媒体报道不符的任何内容。审查员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屏蔽小熊维尼卡通人物图像，因为互联网用户用该符号代表习。社交媒体帖子不允许发表与习近平和中国主要领导人有关的评论。 外国记者想从西藏自治区、其他藏区或者新疆发出报道，都受到严重干扰。外国记者也被限制进入其他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地区做报道时也受到干扰。据外国记者俱乐部2019年报告，回应调查的记者报告说，在藏人居住地区（90%）、新疆（94%）、朝鲜边境地区（45%）和内蒙古（67%）都遭遇到政府的干扰。 国内的电影受到政府审查。中共发布了一系列内部通知，呼吁电影要突出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宣传中国的成功发展。8月发行的广受欢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片《八佰》原定于2019年7月发行，但是审查人员发现电影中的英雄们集结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下，于是电影突然被撤档。那面国旗符合历史事实，现在仍然是台湾的国旗。在8月发行前电影被重新剪辑（更换了旗帜）。 在中国放映的外国电影也受到审查。12月，当局命令电影院停止放映刚上映一天的奇幻动作片《怪物猎人》，因为在一个短镜头中几名士兵在开玩笑时使用了“膝盖”（knees）和“中国人”（Chinese）的英文词。即使德国制作人道歉并剪掉了该镜头，电影仍然被禁映。9月，在新电影《木兰》在中国上映之前，中国的媒体机构都被要求不要报道这个电影。 主要限于在宾馆和外国人聚居区播放的海外新闻播报也受到审查。一些外国报纸和期刊的个别期偶尔也会因为含有过于敏感的文章而被禁。国际期刊上有关敏感问题的文章会被拿掉。电视新闻在播放敏感主题的时候会遭到屏蔽，包括例如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讨论中国问题的部分。 政府规定禁止和限制公众观看外国电视节目，那些外国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而当地的电视台必须将其节目库存中的外国部分限制在30％以下。 当局继续禁止出版他们认为内容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图书。法律仅允许获得政府批准的出版社出版图书。未经中央当局和相关省级出版当局批准的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或电子出版物不得出版发行。未经政府批准试图出版的个人面临监禁、罚款、没收图书和其他形式的处罚。中共控制出版行业的手段还包括事先将某些议题列为国家机密。 媒体于5月报道说，重庆宣布，举报非法进口海外出版物的人员最高可获得60万人民币（9万美元）的奖励。 媒体于6月报道说，许多农村县（例如贵州省荔波县）当局在打击“政治上有害的出版物”。 新冠疫情爆发过后学校重新开学，至少30个省市清理了学校图书馆中的许多图书。依照2019年的一个指示，政府官员命令学校官员清理图书，要求从学校图书馆中清除那些质疑“国家统一、主权或领土；搅乱社会秩序和破坏社会稳定；违反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抹黑或污蔑党、国家领导人和英雄人物”的书籍。 政府规定禁止销售未获得进口许可的外国出版物。这也包括禁止网上销售平台销售未经政府批准的“海外出版物”，包括图书、电影和游戏。该禁令也适用于与出版物有关的服务。 当局经常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说明限制言论的正当性。尤其是政府领导人以恐怖主义威胁的借口来限制穆斯林人士和其他宗教少数民族的言论自由。这些都是限制新闻传播、出版物以及其他言论压制的基本理由。 互联网自由 政府严格控制并高度审查国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大部分互联网用户通过移动设备上网。据报道，有将近7亿人，或者说是超过四分之三的移动互联网用户通过国内的社交和网上媒体获取新闻。 尽管互联网非常普及，其内容却受到当局严格的审查。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的初期，政府检查员压制了对新冠病毒的网上讨论。根据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在1月至5月之间，当局在信息平台微信（在中国估计有10亿用户）上封禁了与疫情有关的2000多个关键词。 在1月和2月里，当局审查或试图管控在网上提及李文亮。李文亮是当地的一个医生，他最先向同事们表达对疫情的担忧。李文亮于2月7日去世，在全国的社交媒体上激起了广泛的回应，大家称他为“吹哨人”、“英雄”和“烈士”，因为他在武汉治疗病患时试图提醒他的同事们有关“SARS类病毒”的情况。李文亮去世以后，国家当局派出反腐败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人员前去调查“与李文亮医生有关的问题”。官方媒体于3月19日公布了调查结果，承认警方因李文亮在“微信群里提到与SARS相关的信息”而向他出具了“训诫书”。3月19日的报告称出具训诫书的做法“不当”，但还说“一些企图攻击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敌对势力”给李文亮带上了“不符合事实”的标签。 微信也同样阻止私下讨论。那些讨论暗示，有报道称政府官员先向外国政府通报了疫情，然后才告诉自己的公民。到3月，微信开始审查和控制网民提及包括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医疗组织。同时，互联网公司“欢聚集团”的视频分流应用YY屏蔽了包括对习近平主席或对中国疫情反应在内的所有批评。 2月3日，习近平告诉地方当局，作为防疫工作的一部分，要确保互联网“始终充满正能量”。地方当局还发布了补充指示，警告公民不要在包括私人信息群在内的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与中共信息相悖的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 3月23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表了一份报告，估计自1月23日以来已经有40多则中国主流媒体发表的可靠的疫情报道已经消失。 由网络安全保护局领导的国内互联网主管部门将那些被指控在网上公开或私下抹黑政府的个人作为目标。媒体详细报道了警方逮捕通过搜索引擎识别的公民的案例。受害者往往会受到数小时的审讯，直到他们同意签署文件，承认自己有罪并承诺避免从事“反社会”的行为。一些公民告诉记者，警察警告嫌疑人，其子女可能因父母犯罪而成为警方的目标。 政府在全国、各省和地方继续雇用成千上万的人来监视电子通讯和网络上的内容。据报政府雇用人员在各种网站和社交媒体上推广官方观点、反击网上出现的不同看法。互联网公司也自行雇用数以千计的审查员来执行中共和政府的禁令。一旦政府官员因其内容而批评或暂时屏蔽了一个网上平台，该平台的上级公司就必须雇用更多的内部审查员，致使每个公司要为此雇用成千上万以至数万人，极大地增加了员工需求量。 法律规定在中国国内运行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必须控制在自己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否则就会面临惩罚。据公民实验室说，在中国国内的微信用户其聊天信息和图像都自动被过滤，这限制了他们自由交流的能力。 《网络安全法》允许政府“监测、防御、处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而利用互联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则属于犯罪。该法律还规定，允许安全机构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时中断某个地理区域全部的通讯网络，尽管在该法通过之前当局就已经采取过这种措施。 国家网信办规定网站、移动应用、论坛、博客、即时通讯服务和搜索引擎都要确保对政治、经济、外交的新闻报道或评论都符合政府立场和优先事务。这些规定将对传统媒体早已有之的控制扩展到了包括网络及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媒体，以保证这些新闻来源也符合中共的指示。 政府继续致力于限制使用“未经授权”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尽管政府允许包括一些主要的国际公司在内的用户使用经授权的虚拟专用网络，许多小一些的公司、学术界以及公民都被禁止使用VPN。中国政府定期惩罚那些被发现使用未经授权的VPN的人。而同时政府又默许一些人使用VPN到访推特、脸书、电报以及其他通常在中国无法到访的网站，目的是攻击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观点。例如，中国驻外大使馆和官媒分支机构经常在推特、脸书和油管用中文和英文发帖。 中国政府扩充了在国内屏蔽的外国网站的名单，包括数千个网站和公司。许多主要的国际新闻和信息网站都遭到屏蔽，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经济学人》以及诸如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的网站。 当局屏蔽了其它许多网站和应用程序，包括但不仅仅限于谷歌、脸书、油管、WhatsApp、推特以及维基百科。当局还屏蔽了大量外国大学的网站。 中国政府审查员继续屏蔽讨论敏感话题的内容，无论其来源出处，敏感话题包括诸如2019-2020年香港民主示威抗议、台湾、达赖喇嘛、西藏、新疆以及1989天安门大屠杀等。 中国政府还显著增加了对商业和经济信息的审查。 尽管推特在中国被封锁，但据估计推特在中国拥有数百万用户，其中包括政府和政党官员以及著名的记者和媒体人物。在这一年中有人报告说，当局强迫他们让安全人员进入他们的推特帐户，然后当局就进去删除他们的推文。 当局继续监禁许多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互联网作者。4月22日，著名博客作者刘艳丽因“寻衅滋事”的罪名在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法院被判4年徒刑。在庭审中法院引用了刘艳丽写的28条社交媒体帖文和文章，内容是批评中国过去和现在的领导人，谴责普遍的腐败和不透明现象，要求保护退伍军人，并呼吁民主改革。 2017年政府宣布同性行为或关系是“非正常的性关系”并禁止描述这些行为，现在在网上仍禁止提到有关同性恋行为、同性关系和使用准确的科学术语描述生殖器。 尽管这种审查能够有效地使普通用户远离有敏感内容的网站，但许多用户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绕过了审查。在中国国内能够获取境外代理服务器的信息和规避审查的软件，但很多时候会受到防火墙的限制。诸如电报和WhatsApp之类的加密通讯应用程序和虚拟专用网络服务经常被中断，尤其是在一年中的那些“敏感”时期。 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全面配合对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案件的调查，一经发现立即停止传输此类信息并向当局举报此类犯罪行为。此规定定义宽泛而且没有明确的限制。此外，这些公司还必须按照当局的指令从其网站上删除此类信息，否则将会受到公安部和执法部门的惩罚。 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政府继续限制学术自由和艺术自由，并在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限制讨论政治和社会课题。中宣部发布的限制规定和决定约束了人员和思想的交流。 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都做自我审查，他们知道与政治话题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会被认为内容过于敏感而不得发行。对艺术作品的审查与自我审查也很常见，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艺术作品。当局严查文化活动的内容，并施加压力鼓励讨论中的自我审查。 政府和中共组织部继续控制着大学里大多数领导职位的任命，包括系主任。尽管是否共产党员并不总是取得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但没有党籍的学者能够得到的晋升机会往往很少。被认为是政治敏感的学术领域（例如，民权、高层裙带关系和公民社会）仍被禁止。一些学者要对自己发表的内容做自我审查，面临要得出预设的研究结果的压力，或者在政治敏感时期无法召开有国际人士参加的会议。外国学者声称，政府用拒签签证，阻止查阅档案，不让做实地调查或访谈等方式来迫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做自我审查。在课堂上使用外国教科书仍然受到限制，而国内出版的教科书的编辑继续受到中共的控制。 所有专业的本科生都要修习有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政治意识形态课程。政府最近公布的教育计划文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10项战略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以及在包括中小学在内的教育系统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思想，并且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政治思想教育。 10月，教育部命令37所国家顶级大学开设习近平政治理论的课程，并规定所有学生修这些课程。 多家媒体报道称在大学校园了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表达与中共思想相悖观点的教授被解职。7月，北京警方拘留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6天，调查据称他于2019年12月在成都嫖娼的案件。当局还拘留了许章润的出版商耿潇男和她的丈夫秦真，但没有释放他们。警察因“非法商业运营”而对耿潇男进行调查，表面上是关于她的私营出版业务。观察者和与许章润教授关系密切的人士认为，嫖娼指控是捏造的，警察可以此来惩罚他，因为他表达批评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这些观察人士还认为，耿潇男受到惩罚是因为她在许章润被拘留后公开对他表示支持。 11月，媒体报道说，越来越多的教授被课堂上的告密者举报，受到惩罚，他们被举报发表或分享了被视为对中共官方说法具有挑战性的见解。例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一次关于苏联兴衰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现场直播的演讲，据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北京大学称，演讲进行一个小时后，由于此类举报，直播突然被切断了。 与官方关于新冠疫情的说法不一致的学者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骚扰和审查，在某些情况下还遭到大学和警察的干预。4月，湖北大学调查了一位教授，她对一位小说家表示支持。这个小说家记载了政府对疫情最早爆发的武汉市的封城。高危学者（Scholar at Risk）组织于11月发布的《自由思想2020》报告还提到了其他例子，例如4月退休的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兆志被捕。陈兆志教授在一次网上辩论中评论说，新冠病毒应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病毒”，而不是中国病毒。据媒体报道，3月，贵州省贵阳市的一名小学教师因对武汉的新冠疫情发表“错误”评论而被禁止教学和降职。 媒体报道表明，中小学的思想教育正在上升。5月，山东省教育局发布一份文件，要求中小学举行“儿童节”活动，以灌输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树立“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6月1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少年儿童“六一”国际儿童节寄语的通知》，敦促学校加深学生对“习近平的讲话的重大意义”的理解。据报道，山东省教育厅在6月要求学校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以确保教师不批评政府或其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在课堂上提及宗教信仰进行监视。 8月，内蒙古教育厅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将几个小学和中学核心课程的教学语言从蒙古语改为汉语普通话。这个政策变化引发了全地区学校的抵制，那些认为该计划是企图通过教育政策消除文化的人士对此进行了抗议。到9月17日，在地方当局向父母施加压力后，约有90％参加抵制学生回到了学校。据媒体报道，在这种压力下，有9名蒙古族人（主要是师生）自杀。8月，中共加大力度在内蒙古的学校里消除蒙古语，命令蒙古语小学从三年级起改用汉语教学。 在这个学年中，学校面临使用国际课程的新禁令。1月，教育部宣布禁止在中小学使用外国教科书和教材。中共对教材的管理几乎涵盖了各级教育。 在中国建立合资学术计划的外国大学必须在内部建立中共党委，并讲决策权交给中共官员。据报告，外国教师被命令不得在教室里讨论敏感话题。 当局阻止了被认为政治敏感的一些人入境，有时会拒绝给一些应邀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的中国公民发放护照，原因是认为他们“政治上不可靠”，尤其是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另有多名应邀参加外国政府资助的交流活动并且已经有护照的人——包括一些学者——在申请出国参加项目时遭遇困难。一些学者报告说，他们必须经过批准才能够出国旅行，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每年能出国的次数受到限制。 中共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超越了中国的国界。例如，针对7月份通过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允许中国当局起诉任何地方发生的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美国教授和大学提议允许受潜在影响的学生选择退出那些可能被中国视为有问题的课堂讨论，并在课堂材料中对类似的敏感信息加上警告标签。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之所以进行自我审查，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在教室里也有人在监视他们并向中国汇报，而美国教授也报告了在他们的课堂上发生的疑似中国情报收集活动的案件。中国政府的一个网上门户网站允许举报人报告被认为是损害中国形象的行为，自2019年10月以来，该网站的举报增加了40%。 当局在新疆继续造成维吾尔族学者和知识分子失踪或被羁押。有些知名官员和学者被控是“两面人”，这是一种隐喻的说法，指的是那些在国家和党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但具有“分裂主义”或“反对官方”倾向的少数民族人士，包括不同意官方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那些失踪了而且据信是被关在再教育营的人士或者关押在其他地方的人士包括国际知名的民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文学教授阿卜杜克里木·热合曼、新疆大学教授阿扎提·苏里坦、文学教授盖热提·奥斯曼、语言教授阿尔斯兰·阿卜杜拉、诗人阿卜杜拉迪尔·贾拉拉丁，以及作家亚力坤·茹孜以及退休医生古丽先·阿巴斯。热依拉·达吾提的汉族学生冯思雨（音）也被羁押。当局拘押了前新疆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吾提，将喀什大学校长艾尔肯·乌买尔和副校长姆赫提· 阿布杜吾普尔撤职，他们至12月仍然失踪。前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仍然因“分裂主义”罪名被拘押，有些人权组织报告称他已经被判死刑。经济学家伊利哈木·土赫提自2014年因与分裂主义有关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至今仍在狱中。自1950年代以来，一位非维吾尔族人首次被任命领导新疆大学，该校是自治区的顶尖大学。一些观察家预计，这种发展可能会进一步侵蚀维吾尔族自治，并限制维吾尔族的学术前景。 b.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政府限制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和平集会的自由 尽管宪法规定和平集会自由，但政府严格限制这一权利。法律规定这种活动不得挑战“党的领导”或侵犯“国家利益”。对政治体制或国家领导人的抗议遭到禁止。对于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示威，当局不予批准，并且迅速压制。例如，惠州警方拘押了人权活动人士肖育辉，他曾经转发过一则呼吁人们拯救香港的微信帖子。 全国各地的公民继续公开集结以抗议驱赶、强迫搬迁和不当补偿，经常会导致与当局的冲突或正式起诉。媒体报道，本年度在全国各地发生了数千起请愿。尽管和平请愿是合法的，公安官员却极少发放许可。尽管有限制，仍有很多示威发生，但当局会迅速驱散那些因各种政治不满或社会不满而起的示威，有时甚至过度使用武力。 警察继续拘留许志永和丁家喜。他们于2019年12月初在福建厦门会面后，于当月被捕，他们组织民间组织并计划在国内开展非暴力社会运动。他们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颠覆国家政权”。后一种罪行的最低刑期为十年。当局继续拒绝其家庭及律师接触许志永和丁家喜。与其有间接联系的其他人也被拘留，但最终在这一年里被释放，例如被取消律师资格的人权律师文东海和活动人士张忠顺、李英俊和戴振亚。那些逃出国的人没有返回。 所有超过200人参加的音乐会、体育活动、健身班或其他集会都需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由于新冠肺炎控制，本年度的许多类似活动都被取消了。 结社自由 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但政府限制这项权利。中共的政策和政府法规要求所有的专业、社会和经济团体在政府正式登记并获得批准。这些法规阻止了成立自治的政治、人权、宗教、精神、劳工和其他政府认为有可能在任何领域挑战其权威的团体。政府依旧严密控制民间组织，有时会拘押或骚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 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系统非常严格，但是具体的规定会因外国或国内的组织而不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受到《慈善法》以及其他许多相关规定的管理。国内非政府组织可以注册为以下三个类别之一：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或者基金会。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都要在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挂靠一个得到正式认可的、作为其“专业监督单位”的机构。寻找一个挂靠单位并非易事，因为挂靠单位要为挂靠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承担民事或法律责任，而且挂靠单位要遵守繁重的报告规定。所有的团体组织都必须报告其资金来源，包括来自外国的资金。 根据2016年中共中央的一项指示，所有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在这一年之前都应该建有一个党组织，但实施的情况参差不齐。当局称，这些中共党组织要对非政府组织在“为重要的项目、重要的专业活动、主要的开支和资金、接受大额捐款以及有外国人参与的活动等方面做决策时”“加强指导”。当局还进行年度抽查以确保在“思想政治工作、党建、财务和人员管理、学习班、对外交流、接受外国捐助和帮助、以及按照该组织的章程运作”等方面合格。” 法律规定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安部注册，而且要为其运作或为其一次性的活动找到一个被国家认可的挂靠单位。未能符合该规定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面临民事或刑事处罚。对注册被拒的非政府组织，该法不提供申诉的程序，并且规定，被发现违反某些规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被禁止在中国运作。法律还规定，与没有注册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国内团体会受到惩罚，并可能被取缔。2019年11月，外交部首次公开证实，公安部门已经因开展未被授权的活动对一个外国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调查并处以罚款，该组织是总部位于纽约的亚洲促进会。亚洲促进会在本年度没有开展任何以中国为中心的活动。 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说，由于非政府组织法反映了中共的认知，即境外非政府组织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与大学，政府机构和其他国内非政府组织等当地合作伙伴开展合作越来越困难。许多政府机构仍然没有负责境外非政府组织挂靠事宜的部门。专业监督部门报告说，他们对如何执行这个法律以及当局对他们的期待知之甚少。如何定义非政府组织，以及哪些活动构成“政治”活动因而非法，这些都含糊不清，使许多商业组织和校友会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处于该法律的管辖范围。政府缺乏明确的沟通，再加上安全部门的骚扰，导致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暂停或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截至11月2日，大约有550个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处（代表454个不同的组织）已根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进行了登记，其中近一半是侧重于产业或贸易促进活动。 据民政部统计，截止于2019年底，有超过86万个合法注册的社会团体、公共机构和基金会。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实际数目要高得多。非政府组织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名义存在着，包括由中共创建并资助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即官办非政府组织，此类官办的组织从制度上就被禁止行使任何独立性。 如果外国非政府组织要向国内团体捐款，该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必须保有一处代表办公室来收款，或者如果举办临时活动，可以使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银行账户。根据法律，禁止外国非政府组织用任何其他方式来汇出或接收资金，而且这样的资金必须向公安部报告。这个法律还禁止外国非政府组织募捐或进行“营利活动”。 尽管所有的登记团体都在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有些非政府组织，主要是以服务为目的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在运作中能够少一些例行检查。当局支持一些针对扶贫救灾等社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团体从事政治或宗教活动，拒绝服从的团体会面临刑事处罚。 当局继续限制、取缔和调查接受外国资助的本地非政府组织以及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藏民社区提供帮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旅行限制、官方对其工作人员的恐吓以及无法与当地的合作伙伴续签项目协议，几乎所有这些团体都被迫全部削减其活动。 c.宗教自由 请参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https://www.state.gov/religiousfreedomreport/。 d.出行自由 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境内出行、出国旅行、移居国外和返国的自由，但政府有时不尊重这些权利。 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不给予国际和国内出行许可或非正式软禁的形式来禁止活动人士发声。 境内出行：当局继续严格限制出行自由，特别是在重要纪念日、外国政要来访或重大政治事件之前限制政治敏感人士的出行，并防范游行示威。维吾尔人在新疆和新疆之外的地区也面临新的出行限制。尽管在前往其它地方旅行前要得到地方官员批准的“国内护照”已经于2016年停止使用，当局仍然在人们进入或者离开城市时以及在公路上检查证件。在新疆，安全官员在诸如市场和清真寺等公共区域设立检查站管理人员的进入，这些检查站要求维吾尔人扫描其身份证，接受面部识别检查，并将所有的包袋放入机场式的安全检查机器。当地的汉人不受这些限制。 尽管许多省和地方政府放宽了限制，但政府仍然实行全国性的户籍（户口）制度，并保持对自由变更工作地或居住地的限制。虽然许多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那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是农村人均收入的三倍，但他们通常无法在国内更改其正式住所或工作地。大多数城市都对每年可签发的新的暂住证实行配额管理制度，因此，所有工人，包括大学毕业生，都必须竞争数目有限的此类暂住证。农村居民尤其难以在省会城市获得户口，但在这些城市之外，许多省份取消或降低了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的障碍。 户籍登记制度增加了农村居民在城市面临的困难，即使他们在那里安家并找到了工作也仍然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2月发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居住在其户口所在地以外的人口为2.80亿。农民工及其家人在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方面面临重重阻碍。由于农民工不是合法登记的城市居民，许多人在其工作与生活的城市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如子女的公共教育或社会保障服务。 根据适用于被行政拘留的惯犯的“留场就业”制度，当局不准某些服满刑期者回乡。一些获释或假释人员回家了，但是没有出行的自由。 出国旅行：政府准许大多数公民移居海外和出国旅行。政府部门——尤其是军队——的雇员和退休人员的出国旅行继续受到限制。政府在机场及其他边境口岸利用对离境乘客实施的出境管制，禁止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在政府任职的人出国旅行。一年来，许多律师、艺术家、作家及其他活动人士不时地被禁止出境。当局还阻止一些维权人士的家属旅行，其中包括外籍家庭成员。 边境检查人员和警方有时以威胁“国家安全”作为不准离境的理由，尽管当局经常不对这种禁止离境提供理由。此类人员中大部分人都是在试图旅行时被当局拦截在机场的。 大多数公民都能获得护照，但是那些被政府视为有潜在政治威胁的人时常报告他们被拒发护照或被禁止出国旅行，这些人包括宗教领袖、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和他们的家人，还有少数民族人士。 据报，维吾尔人的护照申请，尤其是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人的护照申请，很难获得批准。他们经常被拒发护照，无法去海外旅行，尤其是无法去沙特阿拉伯朝觐或去其他穆斯林国家，也无法因学术目的前往西方国家。2016年以来，当局命令新疆的居民上交护照，或者告诉居民没有新的护照。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的外籍家人也被拒发进入中国的签证，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虽然这些限制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实行。由于新冠疫情，政府放松了迫使维吾尔族海外留学生返回中国的力度。当局拒绝给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延期护照。 流亡：法律没有规定公民的归国权，也没有涉及流亡问题。政府继续拒绝众多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活动人士或“捣乱分子”的公民重新入境。尽管当局前些年允许一些移居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回国，但因保外就医而获准出国的异议人士往往相当于被流放。由于新冠疫情，当局大规模减少了可以入境的旅行者总数，其中包括中国公民。 被取消资格的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和“709”律师的家人在申请护照时面临困难，或者被禁止离境。例如，被取消资格的人权律师王宇（也是一位709律师）和唐吉田仍然被禁止出境。一些709律师的家人，如李和平和王全章的家人，护照申请被拒绝。 e.国内流离失所人士的状况和待遇 不适用。 f.难民保护 尽管限制进入边境地区，但政府定期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合作，后者在北京设有办事处。 驱回：政府继续将朝鲜人视为非法的“经济移民”，而不是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并将其中许多人驱逐回朝鲜而不加以适当的甄别。在朝鲜，此类移民会面临严厉的惩罚，包括酷刑、强迫堕胎、强迫劳动、性暴力或死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边界的关闭，此类移民的数量在本年度大大减少。截止到10月，中国当局扣留了200多名叛逃者，因为朝鲜政府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关闭了边界，因而拒绝接收他们。 被中国当局拘留的朝鲜人将面临遣返，除非他们能够支付贿赂以确保其获释。希望防止朝鲜亲属被迫回国的家庭成员必须向中国当局支付费用，据称这笔钱是用来支付拘留期间的费用。尽管被拘留的朝鲜人偶尔会被释放，但他们很少获得必要的许可而安全地进入第三国。 庇护途径：法律没有授予难民或寻求庇护者身份的规定。政府没有制定难民保护制度，但是通常认可被联合国难民署记录在册的在中国的难民。这些留在中国的避难申请者和难民无法获得教育和社会服务，并且随时都可能被递解出境。 朝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尤其是年轻妇女，由于他们的地位不被承认，很容易遭受人口贩运和强迫婚姻的伤害。当局继续强行遣返朝鲜难民，包括人口贩运受害者，视他们为非法经济移民。政府拘押他们，并设法将他们遣返回朝鲜，在朝鲜他们面临严厉的惩罚或死刑，包括被关入劳改营。政府没有为朝鲜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遣返之外的其他合法选择。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报告说，中国官员限制该机构人员进入中国边境地区。当局有时会拘留和起诉协助朝鲜难民的公民以及为非法越境提供便利的公民。 获得基本服务：难民通常由于没有合法身份而无法享受公共卫生保健、公费教育或其他社会服务。 持久解决办法：自越战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重新安置来自越南和老挝的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员定居中国境内方面基本上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了合作。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继续就允许这些长期居民及其子女（许多人在中国出生）入籍的问题进行讨论。 g.无国籍人士 国际媒体报道称，朝鲜妇女在中国生了多达3万个孩子，这些妇女大多是被贩运到中国并与中国配偶结婚，但由于她们没有合法身份，生的孩子无法登记户口，从而在事实上成为无国籍人。这些孩子无法获得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尽管有法律条文称，只要有一名家长是中国公民，孩子就可以成为公民。据报道，中国父亲有时不为子女登记，以免暴露其朝鲜伴侣的非法身份。 第三节 自由参政的权利 宪法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省、地区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中共决定人大的立法议程。尽管法律规定对县级或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进行选举，但公民并不能自由地选择统治他们的官员。中共控制了所有的选举，并继续掌控着政府官员的任命权。中共使用包括软禁在内的各种恐吓手段阻止独立候选人进入地方选举名单。 在2018年，全国人大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为习近平在两届后继续留任扫清了障碍。 选举与参政 近期的选举：在2018年，全国人大的2980位代表选出了主席和副主席、总理和副总理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由175名成员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监督这些选举并决定全国人大的议程和议事规则。全国人大代表每5年选举一次，其过程由中共控制。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仍然在中共的直接管辖之下，所有重要的立法决定需要经中共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会同意。虽然依照国家宪法，全国人大拥有广泛的权力，但它未曾在不经中共批准的情况下独立制定政策或罢免政治领导人。 根据民政部于2019年所做的统计，在中国60多万个村庄中，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实行了对地方政府下属机构即村委会成员的直接选举。直接选举官员仍然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并被严格限制在最低的地方级别。仍然存在腐败、贿选以及乡镇官员和中共干部干涉选举的问题。法律允许每位选民最多为其他三位选民代理投票。 选举法管辖各级立法机关，然而对其遵守和执行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各不相同。根据此法律，公民有机会每五年选举一次县级或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上级政府官员或中共干部在这些选举中控制了候选人的提名。在更高的级别，立法者在他们的同级别官员中选出人大代表。例如，省级人代会选出全国人大的代表。地方的中共书记一般同时在地方人代会的领导团队中担任职务，从而增强了中共对立法机构的控制。 政党与参政：官方声称中国采取的政党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然而，中共保持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政府禁止成立新的政党。政府正式承认1949年之前成立的九个党派，中共之外的党派在全国人大中占有百分之30的席位。这些非中共代表并不行使政治反对派的功能。他们在立法或决策中的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只能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导下运作。 关于成立政党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中国民主党仍然被取缔，政府继续监视、拘押和监禁现在以及前民主党党员。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秦永敏和他的妻子赵素丽于2015年被拘押，秦永敏从2018年开始因“颠覆国家政权”在湖北的潜江监狱服刑。 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参与：妇女在政府或中共部门中担任了少数几个有重要影响的职位。在2018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的 2987 位代表中有742位（25%）是妇女。在2017年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之后，25名成员的中共政治局中有1名女性。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女性。 选举法对妇女和少数民族代表的配额有一般性规定，但要达到这个配额，负责选举的机构经常不得不违反选举法。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中有438名来自5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6%。国内所有被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第十九届中共党代会上选出了15名少数民族人士进入有202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中没有少数民族委员，只有一名省级党委书记是少数民族，但是有数名少数民族人士在省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蒙古族妇女布小林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相当于省长职务。回族妇女咸辉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白族妇女谌贻琴担任贵州省长。 第四节 政府腐败及缺乏透明度 尽管官员腐败会面临刑事处罚，但政府和中共执法情况参差不齐，也不透明。腐败行为依然很普遍，许多腐败案件都出现在受政府高度监管的领域，比如土地使用权、房地产、矿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都容易发生欺诈、贿赂和回扣。法院的判决常常无法对特权部门执行，这些部门包括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军方人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员。 “透明国际”的分析显示，在中国，腐败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本年度有大量的关于政府腐败以及后续审判和判决的报告。 根据法律，合署办公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根除腐败，他们的调查可以针对任何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法官和检察官。也可以调查和拘押与被调查公职人员有关联的人。中央纪委是在司法系统之外的中共内部的纪律检查机构，但它实质上被赋予了国家权力，可对非党员进行调查。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调查、运作和拘押的管理规则仍然不清。 截止到本年底，辽宁省康平县律师陈洪伟的上诉仍悬而未决。陈洪伟于2018年5月致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称当地官员卷入腐败以及违反法规的行为。寄信后，陈洪伟立即报告称，他和他的家人的手机受到了监控，其银行记录被康平当局进行审查。据报道，陈洪伟被沈阳监查委员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当地分支机构）拘留了约101天。2019年12月，陈洪伟因贪污、贿赂和欺诈行为而被辽中地方法院罚款80万元人民币（合12万美元），并被判处15年徒刑。陈洪伟的律师张金武称，这些对陈洪伟的指控“毫无根据”。 腐败：在许多案件中，政府的检察官就腐败问题调查了公务员和国企领导，这些人通常还兼任党内高级职务。 虽然受到严密控制的国家媒体公布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腐败案调查，但总体而言，对于党政官员因腐败接受调查的程序很少有细节披露。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出版了一本内部发行的书，详细记载了孟宏伟的“堕落”和“腐化”生活方式。孟宏伟之前在法国里昂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并保留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职务。在1月份，孟宏伟被判犯有受贿罪，被判处13年零6个月徒刑。他于2018年抵达北京后失踪，因涉嫌贪腐被“纪检部门”拘留。 财产公开：有规定要求县级或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中的官员申报个人财产，包括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名下的财产及其家庭的金融资产投资和企业投资。规定未要求公开申报。申报须呈交上级行政机构和人事部门。对拒绝申报者有不同的处罚，包括接受法规培训、警示谈话、调动工作直至免职。规定还要求官员申报他们的所有收入，包括各类津贴、补助、奖金以及其他工作收入。官员和配偶及与其共同居住的子女还要申报房产和金融投资状况，但这些申报不对外公开。还规定他们报告他们的子女是否在国外居住以及子女和第三代的工作状况和职务（包括在国外居住者）。规定官员每年报告一次，个人身份发生改变后必须在30天以内报告。 第五节 政府对国际和非政府组织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态度 政府试图继续保持对民间社会团体的控制，遏止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并阻挠民间社会团体及人权活动团体的活动。政府经常对国内非政府组织进行骚扰，在很多情况下不允许他们公开监督或评论人权状况。政府声明表示对独立组织持怀疑态度，对在经济或其他方面与海外有关联的非政府组织严加审查。本年度里政府采取明显的步骤，将国内所有的非政府组织置于其法规的直接管控之下，从而缩小了独立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大多数大型非政府组织都是半官方性质，所有正式的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挂靠一个政府机构。 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 ：政府仍然不愿接受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人权状况提出的批评。政府严格限制联合国专家到访中国，而且很少就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质询提供实质性回应。联合国专家提交的十多个访问中国的请求仍未得到回应。 中国政府还利用它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来阻挠批评中国的团体取得联合国的认证，并阻挠有认证的活动人士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政府还对与联合国合作的人权团体进行报复。 第六节 歧视、社会虐待和人口贩卖 妇女 强奸和家庭暴力： 强奸妇女是非法的，可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至死刑。法律不保护同性伴侣或婚内强奸受害人。另一个有关性侵犯的法律包括男性受害人，但最高刑期较短，只有5年徒刑。在被报道的案件中，大多数有关强奸的指控都通过私下和解而不是起诉来结案。有些被判强奸罪的人被处决。 家庭暴力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些学者说，受害者往往被鼓励通过调解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社会上的看法往往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的私事，从而造成妇女面对家庭暴力时不报告，当局不采取行动的情况。法律将家庭暴力归入民事而非刑事犯罪。网络出版物《第六声》2019年报告称，25%的家庭中出现过家庭暴力。7月，浙江省义乌市启动了一项查询服务，订婚的夫妇可以查询他们未来的伴侣是否有过暴力史，“无论是在家庭成员之间还是在同居期间”。但是，截至8月底，没有使用该数据库的请求。 9月，网红拉姆（Lhamo）在其前夫的直播中被烧死，后者殴打了她，并用汽油点燃了她。警方拘留了姓唐的前夫，但在年底之前，尚无进一步调查此案的信息。观察人士说，她的死表明家庭暴力仍然是国内一个严重而普遍的问题。 政府支持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建立的收容所，有些法庭对受害者提供了保护，包括通过法院保护令来禁止家庭暴力施暴者接近受害者。但是，政府的帮助并不总是能够送达受害者，公安部门通常对家庭暴力视而不见。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咨询和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经常受到压力，要他们中断公开活动，停止任何形式的政策呼吁，因为那些都是只有政府发起的组织才能从事的活动。 据妇女维权人士称，在起诉家暴案件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当局采证不足，包括照片、医院病历、警察笔录或孩子的证词。目击者很少在法庭上作证。 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识有所改善，使配偶虐待成为出于自卫而犯罪的辩护中的一个减罪因素。 性骚扰 ：法律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5月，《民法典》扩大并澄清了哪些行为可以被视为性骚扰。该法律扩大了骚扰定义中包括的行为，消除了未成年人基于性骚扰而提起诉讼的限制法规，并要求雇主积极努力，预防和解决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受害者仍然难以提出性骚扰申诉，法官也难以对此类案件作出裁决。受害人仍然难以就性骚扰提出控告，法官对此类案件也难以作出判决。官方媒体称，很多妇女仍然不愿意投诉性骚扰事件，认为司法系统对此无能为力。有几起关于性骚扰的重大新闻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有助于增强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尤其是在工作场所。 7月，一位原告赢得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起性骚扰诉讼。该诉讼始于2018年，当时位于成都的一家非政府组织“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名社会工作者起诉了她的著名前任老板刘猛，因为刘猛对她发出不当的性索取。但是，法院既未判给原告任何损害赔偿，也未追究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责任。著名的公共慈善组织银杏基金会（Ginkgo Foundation）撤销了2011年授予刘猛的“银杏会员”奖，以示对“原告的勇气和毅力”的尊重。 4月15日，在四川的一名医院科室主任因其“不当行为”被停职，一名护士声称该主任对她进行了性骚扰。4月，德国超市Aldi的驻上海一名员工起诉其外籍上司反复对她进行性骚扰。 人权观察援引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将近40％的妇女表示她们在工作场所遭受过性骚扰。然而，许多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事件未被报告。 法律允许受害人向自己的雇主和当局投诉性骚扰问题。如果雇主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性骚扰，可以被罚款。 一些寻求提高公众对性骚扰认识的妇女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她们曾受到公安部门的骚扰，在执行其项目时遭遇困难。 强迫计划生育：在两胎政策下，政府实行分娩限制，并经常强迫超过生育配额妇女和女童进行流产和绝育。政府没有发布有关本年度被强迫堕胎百分比的统计数据。 中共限制了父母选择所生子女数量的权利，并利用省级到乡村一级的计划生育单位来实施人口限制和分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允许已婚夫妇有两个孩子，并允许夫妇在符合地方和省法规规定的条件下申请生育第三个孩子。未婚妇女无权生育孩子。如果生了孩子，就要承担巨额的社会抚养费。 根据6月8日政府在新疆新闻网站上的报道，中国每年约有800万例“额外妊娠”被堕胎，但该网站并未指出这些堕胎是否是自愿的。公民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巨额罚款，而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妇获得证书，使他们有权收取每月的奖励金和其他津贴，具体津贴因省而异--从每月大约6至12元人民币（一到两美元），直到贫困地区农牧民的每月最高3000元人民币（合450美元）。在某些省份，夫妇必须在怀孕之前申请批准并登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拒绝了有关取消计划生育法律规定的呼吁，理由是国家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从2016年开始，中国开始放宽对主要民族汉族的节育措施。随着中国政府开始鼓励汉族更多的生育，绝育程序在全国范围内直线下降。然而，与此同时，针对维吾尔族的节育政策变得更加严格。少数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族裔妇女常常受到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措施。根据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报告和其他分析中国政府统计数据的消息来源，维吾尔族地区的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一些地区的出生率下降了80％以上。在新疆，降低出生率的目标很普遍。据报道，一个地区将出生率目标定为接近零，有意通过“计划生育工作”实现这一目标。违反者可能会被关押在拘留营中而受到惩罚。政府还资助了针对维吾尔族妇女的绝育运动。据报道，这些是通过每季度的“ 避孕器检查”和每两个月一次的怀孕测试来实施的。有迹象表明，关在拘留营中的维吾尔族妇女被注射了导致其月经周期和生育力暂时或永久终止的药物。 在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操作中，超出生育限制或违反规定的生育会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实施的法律要求每个未经批准的孕妇做人工流产或者交付最高可达个人年度可支配收入10倍的社会抚养费。具体的罚金数额因省而异，差别很大。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往往会交付罚款，这样他们违规出生的孩子便可以得到广泛的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和权利。有些家长为逃避罚款将违规出生的孩子藏在朋友或亲戚家中。一些省份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更多孩子。 法律仍然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计划生育的义务”，还说“育龄夫妇自愿选择计划生育和避孕方法以避免和减少意外怀孕”。 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法只提到了已婚夫妇的权利，地方上对法规的实施参差不齐，规定未婚人员避孕要缴费。尽管《民事法》和《婚姻法》都规定，单身妇女的孩子与已婚夫妇的孩子们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事实上单身母亲和未婚同居者生的孩子被看作是“政策之外”的产物，需缴付社会抚养费，而且无法获得出生证和“户口”等法律文件。在孩子出生60天之内结婚的单身妇女可以避免这些惩罚。 与往年一样，人口控制政策仍然依靠社会压力、教育、宣传和经济惩罚，也依靠诸如强制性孕检，以及较不常发生的强迫堕胎和强迫结扎等手段。根据是否能够达到其行政区域规定的人口目标，各级官员会获得奖励或受到惩处。随着生育上限的提高，加上许多人不希望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要达到人口目标相对容易了，因而地方官员的压力也比以前大大减轻了。被发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超生或帮助他人逃避国家控制的人会受到处罚，例如高额罚款或失去工作。 要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孕的妇女终止妊娠的规定在一些省份仍然存在并且在执行中，包括湖北、湖南和辽宁。其他的省份，例如贵州和云南，保留了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官方对于堕胎的委婉说法）的文字，以应对违规妊娠。 尽管很多地方政府鼓励夫妇生育二胎，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仍然需要交付“社会抚养费”。在前些年，拒绝交付社会抚养费的人会被列入“个人信用黑名单”上。这个黑名单会影响一个人申请贷款，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购物，孩子的教育以及参加旅游团的能力。估计这笔补偿费占了一些地方政府可支出预算的15%到30%。 法律要求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孕检，并向他们提供有关计划生育的基本知识和孕期服务。有些省份对没有定期按照国家规定做孕检的妇女罚款。 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如果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被发现侵犯了公民的人权或财产权、滥用权利、接受贿赂、挪用或侵占计划生育经费或者虚报计划生育统计数字，就会面临刑事指控或行政处分。强制堕胎并没有被专门列为被禁止的活动。根据法律，公民可以正式投诉越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官员，其投诉会受到调查并得到及时的处理。 歧视 ：宪法规定“妇女在所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法律赋予妇女平等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受教育机会以及同工同酬权利。但是，妇女们报告说，存在歧视、不公平解雇、降职和工资差别等严重问题。 从事同样工作的妇女收入平均比男性少35%。在乡村地区这种工资差距更大。尽管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很高，但在领导岗位上任职的女性相对很少。 当局通常不能切实执行保护妇女权利的法律。法律专家认为，由于模糊的法律定义，提出性别歧视诉讼的难度很大。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负责妇女权利保护的机构倾向于注重与产期有关的福利以及由于产假而不正当解雇问题，而不是性别歧视、对妇女的暴力侵害或者性骚扰问题。 妇女维权人士指出，在农村的离婚诉讼中，妇女的土地和财产权利往往被她们的丈夫独占。5月28日通过的民法典包括一条规定，对无争议离婚案规定30天的“冷静期”。一些公民表示担心，这可能会使寻求摆脱家庭暴力的人容易受到进一步虐待。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规定，在土地管理方面妇女享有同等权利，但专家认为由于法律的复杂性和执行上的难度，实际情况很少如此。 带有性别歧视的性别选择：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信息显示，男女婴出生比率从2015年的113.5比100降到2019年的110.14比100。 非医学胎儿性别诊断和基于性别选择的流产属于违法。但私立和未注册的诊所提供这些服务。省级卫生委员会努力打击选择性流产。9月，青岛市崂山区向一家医疗机构开具了三万元人民币（4480美元）的罚款，该机构购买和使用了B超诊断设备。 儿童 出生登记：公民身份来自父母。父母必须在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内遵照全国户籍登记制度为其登记户口。在二胎政策配额之外出生的孩子通常无法登记。没有户口的儿童无法获得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保、身份登记或退休福利。 教育：尽管法律规定儿童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贫穷的农村，许多儿童没有完成规定的教育年限，有些甚至从未上过学。虽然公立学校不准收学费，但由于地方与中央政府提供的经费不足，很多学校仍然收取各种杂费。这些费用以及上学需要的其他费用使贫困家庭和一些流动工人难以送子女上学。城乡青少年接受的教育质量差别仍然巨大，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只能在未获官方许可、设备条件差的学校就读。 虐待儿童：对儿童进行身体虐待者可受到刑事起诉，法律保护儿童。对儿童尤其是乡村儿童的性虐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童婚、早婚及强迫婚姻：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就所知信息而言，童婚不是一个问题。 对儿童的性剥削：法律规定自愿性行为的最低年龄为14岁。强迫14岁以下幼女卖淫的人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对情节特别严重者，除没收财产外，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嫖宿14岁以下被迫卖淫的幼女者可被判处5年或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 包括儿童色情制品在内的所有色情制品都是非法的。《刑法》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一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法律，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 杀婴或杀害残疾婴儿：法律禁止杀害婴儿，然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由于传统上对儿子的偏爱和强制性的生育限制政策，杀害女婴的行为仍在继续。残疾婴儿的父母通常会将孩子留在医院，主要原因是无法支付将来的医疗费用。基于性别而进行的堕胎以及遗弃或忽视女婴的情况据信在减少，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仍然是个问题。 流浪儿童：在新疆，有大约100万或更多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穆斯林人员被关押，导致很多儿童无人照看。尽管很多这样的孩子有其他亲戚愿意照看他们，政府开始将被拘押人士的孩子们送入孤儿院、公立寄宿学校，或“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在那里他们被强迫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学习汉语普通话和抛弃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信仰，并回答有关他们父母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的问题。不清楚这样的儿童总共有多少，特别是因为很多这样的设施都接收孤儿和普通学生。一家媒体报道，根据一份政府计划文件，至少有50万儿童被与他们的家庭分开，送入这些“养育”中心。政府政策的目标是为这些孩子提供由国家支持的保育，直到他们18岁。在和田，有些寄宿学校安装了铁丝网。 福利院收容的儿童：见上节“流浪儿童”。 跨国拐骗儿童：中国不是1980年《国际儿童拐骗事件的民事问题海牙公约》的缔约国。请参见美国国务院的《国际父母掳拐儿童年报》，网址为：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national-Parental-Child-Abduction/for-providers/legal-reports-and-data/reported-cases.html. 反犹太主义 政府不承认犹太人的民族或宗教地位。世界犹太人大会估计在中国的犹太人口为2500。本年度未见有反犹太主义行为的报告。 人口贩运 请参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https://www.state.gov/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 残疾人 法律保护残疾人的权利，禁止歧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残疾人的现实处境与法律要求相去甚远，政府也没有向残疾人提供获取旨在帮助他们的项目的途径。 法律规定，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在家庭生活和其他方面都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禁止歧视、侮辱或侵犯残疾人士。法律禁止歧视有残疾的未成年人，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为青少年提供司法保护。 据教育部报告，全国有2000余所专为残疾儿童设立的学校，但非政府组织的报告称，在2000万残疾儿童中，只有2%的孩子能够得到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教育。 残疾人士接受高等教育也面临困难。大学常常不录取各方面合格但有残疾的考生。一项法规要求，必须给残疾学生参加全国高考提供特别照顾。 成年残疾人失业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部分原因是对残疾人的歧视。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为聘用残疾人的企业设立奖励机制。一些地方法规还规定，如果企业全体员工中的残疾人数量没能达到法定的最低百分比，雇主要向全国残疾人基金缴款。 《残疾人保障法》规定道路和建筑物应符合适于残疾人通行的标准，并要求“逐步”落实这些标准。但对该法律的遵从非常有限。 法律禁止患有某些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的人结婚。如果医生发现一对夫妻有可能将先天缺陷遗传给孩子，这对夫妻只有在同意使用避孕措施或接受绝育手术的情况下才能结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医生在产前检查中发现胎儿可能有残疾，官方仍会要求夫妻终止妊娠。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来消除残疾儿童的出生。 民族/种族/少数民族成员 政府政策要求对获得承认的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大学录取、申请贷款和就业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然而少数民族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及其实施仍然不足，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政府的“汉化”运动造成了基于种族的活动限制，包括削弱自由旅行或取得旅行文件的能力。加强监控以及布署武装警察；以及限制文化及宗教活动的法规。 尽管有法律规定学校应使用当地语言，但内蒙古政府当局于8月26日宣布对学校教学进行更改，要求教师使用普通话来教授语文、历史和政治，以代替蒙古语和传统的蒙古文字。据报道，蒙古语和文字仅在内蒙古使用，被视为蒙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新疆和西藏实施了类似的政策，以鼓励“民族通用语言”，但观察家认为这是侵蚀独特语言和文化的一种手段。宣布之后，在内蒙古几个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还有父母不让孩子上学。国际媒体消息人士估计，有大约8000至1万人由于抗议活动而被拘留。 最近的政府人口普查（2015年）显示，在新疆的正式居民中有950万（40%）是汉族人。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民总共为1410万，占新疆总人口的60%。官方的统计数字少报了汉族人口，因为居住在准军事地区（兵团）的270多万汉族人和作为长期 “临时工”的汉族人都未被计算在内。按照新疆政府2015年的报告，这类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1.2%。 政府鼓励汉人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显著增加了新疆的汉族人口。汉族官员继续担任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大部分权力最大的中共职务和许多政府职务，在新疆尤其如此。近几十年来在新疆急剧增长的汉族人口，再加上政府在就业方面的歧视、文化上的边缘化和宗教上的打压，使维吾尔人心生怨恨。 在2017年新疆政府实施了新的《去极端化条例》，将“遏制和消除极端化”的做法法律化。自2017年以来，政府利用对极端化的宽泛定义将100多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穆斯林人士羁押在教育改造中心（或称“再教育营”）中。这种再教育营的目的是对被羁押人灌输爱国主义，消除他们的宗教和民族认同。被羁押人包括许多被命令回国的海外留学生或工人。国际媒体报道说，再教育营里的安全官员虐待、拷打并杀害了一些被羁押人。（见第1.a、1.b、1.c、1.d和2.d节。) 在再教育营以外，政府还严格限制表达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身份的行为，包括法规禁止被政府认定为“极端主义”标志的行为，比如“不正常”的蓄须、在公共场所戴面纱以及突然戒除烟酒等其他一些行为。法规禁止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使用一些伊斯兰名字，并规定惩罚向儿童传授宗教的行为。当局实行“住户调查”和“入住”等措施，官员或志愿者强行入住维吾尔家庭并监视这些家庭中可能的“极端主义”迹象。有媒体报道称，作为“结对认亲”计划的一部分，男性公务员会与被关押在拘留营里的男人的妻子睡在一张床上，他们还把酒和猪肉带进这些家庭享用。当局还使用了专门设计来针对和跟踪维吾尔人的各种各样的监视技术。 新疆政府的“去极端化”条例称，县级政府“可以建立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中心以及其他类似的教育和改造机构以及管理系统，以便对受到激进主义影响的人进行教育和改造”。有些观察人员指出，尽管有这个地区法律，“再教育中心”违反了宪法。 居住在边境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机会比汉族人少，在就业方面与汉族移民相比也受到歧视，收入大大低于其他地区的水平。政府的发展项目和工作条款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有时还包括强制性搬迁和强迫游牧民族定居。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从政府项目和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程度明显超过了少数民族。为了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稳定，政府对种族歧视及针对少数民族的体制性歧视等问题轻描淡写，并打击了关于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和平表达。此类政策仍然是新疆、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内严重不满情绪的根源。 法律规定，“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和年级)和其他教育机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尽管有保证这些文化和语言权利的条款，据国际媒体报道，在新疆普遍实行了从幼儿园起要求全部使用普通话授课的措施，并禁止在所有的教育活动和管理中使用维吾尔语。 许多警方突击临检、任意拘押和司法惩罚显然针对的是一些寻求和平表达其政治或宗教观点的团体或个人。拘押和惩罚扩展到了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表达意见，包括浏览、下载和传输被禁止的内容。官员继续以存在暴力威胁为借口对本地人、记者和来访的外国人采取极端的安全手段。据新华社报道，官员使用监视和面部识别软件、生物数据收集以及大数据等技术来建立一个新疆维吾尔人口数据库，目的是“预测、防范和制止社会动荡”。据官方媒体报道，安全部队经常在新疆各地举行有数千名武装警察参加的大规模阅兵。 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少数民族继续遭受长期监禁，有些人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处决，罪名是莫须有的分裂主义以及危害国家安全。 法律将在互联网上讨论分裂主义定性为刑事犯罪，并且禁止以任何方式利用互联网破坏国家统一。法律还禁止煽动民族分裂或“危害社会稳定”，要求互联网服务商和网络运营商建立监控系统来发现、报告并删除宗教内容，或强化现有系统，报告违法行为。当局在检查站以及在随机抽查维吾尔人住宅时查看手机内容，那些拥有所谓恐怖主义材料（包括具有一般宗教或文化意义的图像）的人会被逮捕并被控犯罪。国际媒体报道称，在警方设置的安全检查站，安全官员使用监控应用软件来下载和观看手机里的内容。 哈萨克族人也成为目标。6月，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大使馆外，哈萨克族和前新疆居民阿基卡特·卡利奥拉（Akikat Kalliola，又拼写为Aqiqat Qaliolla）抗议强行拘留、“再教育”他在新疆的家人，即他的父母和两个兄弟，禁止他们与国外联络。当局没收了他在新疆的家庭成员的护照，阻止他们前往哈萨克斯坦与卡利奥拉相见。12月，卡利奥拉报告说，他的父亲已在监狱中去世，但到年底，有关当局尚未签发死亡证明或允许家人收尸。哈萨克人还被阻止在中国与邻国哈萨克斯坦之间自由迁徙，其中一些人返回中国后被拘留在拘留营中。 中国政府向外国施加压力，要求遣返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或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而被遣返的维吾尔人回国后面临被监禁或虐待的危险。有些维吾尔人被强迫遣返回中国后失踪。据国外媒体报道，在海外学习的维吾尔人的家人也受到压力，要他们说服学生回到中国，而回国的学生都遭到羁押或被迫参加“再教育营”。在海外的维吾尔族人，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其他国家的居民，有时会受到压力，让他们向中国政府的特工提供关于维吾尔移民社区的信息。 集会自由在新疆遭到严格限制。有关在新疆践踏宗教自由的信息，见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网址是： https://www.state.gov/religiousfreedomreport/. 关于西藏的具体信息，请见西藏附录。 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入罪和其他虐待行为 没有法律规定成年人私下发生自愿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与其他接受海外资助的团体一样，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LGBTI）事务工作的活动人士和团体继续报告说，他们受到来自当局的歧视和骚扰。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LGBTI）人士报告了暴力事件，包括家庭暴力。但他们在寻求法律赔偿时遇到困难，因为关于家庭暴力的法规没有承认同性关系。赔偿的评估进一步受到社会歧视和传统规范的限制，这造成多数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LGBTI）人士避免公开讨论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但是，5月28日通过的民法典中有一项条款保护了没有正式定义家庭关系的已故财产所有人的指定伙伴的某些租户权利。 有关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LGBTI）的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尽管由于监管慈善事业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公共维权工作愈发困难，但他们仍然通过一些具体的反歧视案件在争取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LGBTI）权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污名化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仍然是一个问题，影响到这些人的就业、教育以及住房机会，妨碍了他们获得医疗保健。在有些情况下，保护艾滋病毒携带者免受歧视的法律与限制他们权利的法律相互矛盾。本年度中，官方媒体报告说，一些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因带有艾滋病毒而在住房、教育或就业等方面受到阻碍。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估计有95万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 根据法律，公司不得要求进行艾滋病毒抗体检验，也不得因雇员携带艾滋病毒而将其解雇。尽管如此，法规还规定，艾滋病毒呈阳性者不得从事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工作。 2019年10月，一名32岁的临时工刘某在化验呈阳性后被解雇，刘某曾在贵州茅台酒业工作了两年。茅台公司职工医院在例行体检过程中没有告知他艾滋病毒检测结果。 今年年初，西安的一名退休工人王明（音译）被当地一家公立医院的院长“劝说”回家，理由是他的咳嗽是一种慢性病。王明表示，他相信公立医院是在发现他是艾滋病毒阳性后不再雇用他了。他早些时候在一家私人诊所进行牙科手术时被感染。 3月，一个通过母亲染上艾滋病毒的名叫莎莎（化名）的11岁女孩，由于在湖南省赤塅完全小学受到广泛歧视而被迫辍学。 宣扬歧视行为 为了证明在新疆和其他地方拘留少数民族的合理性，官方媒体刊登了许多文章，把少数族裔或宗教团体的成员描述为暴力和低素质。这种宣传强调了宗教信仰，特别是对伊斯兰的信仰与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此外，许多文章将宗教信徒描述为文化落后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需要政府纠正。 第七节 劳工权利 a.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 法律不保护结社自由，而且工人不能自由组织工会或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是仅有的一个得到法律承认的工会。独立的工会是非法的，法律不保护罢工的权利。法律允许各类企业的员工为薪酬进行集体谈判。法律还允许有行业性或地区性集体合同，全国各地的企业集体合同通常是强制性的。有关规章要求政府控制的工会在与管理层协商之前必须征求工人的意见，并将集体合同提交工人或其代表大会审批。雇主没有法律义务进行谈判或本着诚信原则讨价还价，有些雇主拒绝这么做。 法律规定了法律保护，防止对官方批准的工会进行歧视，并且规定企业管理部门不得在工会代表的任期内将其调走或终止其工作。法律规定，因从事正式工会活动被解聘的工人必须予以复职，并且规定了对企业反工会活动的其他处罚。法律不保护在官方承认的工会之外独自向雇主提出要求或进行集体谈判的工人。 所有的工会活动必须由全总批准和组织。全总是中共的一个机构，由一名政治局委员任主席。全总及其省级和地方各级分支机构继续组建新的下属工会并增加新成员，特别是在技术公司和交通与服务部门中的职工。法律授予全总对其下属所有工会的财务和行政控制权。全总的下属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企业及事业单位进行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法律没有强制要求全总在劳动争议中代表工人的利益。 全总和中共通过多种机制来影响工会代表的挑选。虽然法律规定各级工会领导人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但全总下属的工会任命了大部分工厂层面的工会领导人，而且常常会与雇主协调产生。官方工会的领导人通常来自管理层。工人直接选举工会领导人的情况仍然罕见，仅仅发生于企业层面，并且受到上级工会或中共的监督。在直接选举工会领导人的企业中，全总地区官员和当地中共当局控制了对候选人的挑选和批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工人和非政府组织也对选举的公信力表示关切。 法律没有明令禁止停工，而且也不禁止工人自发的罢工。尽管一些地方当局容忍抗议拖欠工资和少付工资的罢工，在全年继续有警察镇压罢工的报告。例如，3月7日，江苏省无锡市的警察殴打并逮捕了一群罢工工人，他们要求支付未支付的年终奖金。总部设在香港的劳工权利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跟踪的一年中，因拖欠工资和福利而引起的争议是造成800起罢工和集体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 有时地方当局在对这种罢工的镇压中对罢工领袖控以模糊不清的刑事罪名，比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破坏生产”等，或索性不提出任何指控即拘留他们。例如，广东劳工活动人士凌浩波于2019年6月在广东省河源市被捕，并于9月因“寻衅滋事”而被判刑和收监。在罢工问题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唯一法定角色是参加调查和协助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部解决纠纷。 执行劳工法律通常不足以震慑普遍存在的违反旨在保护劳工权利法律的行为。劳工检查员没有足够的授权和资源强迫雇主纠正违法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解决争议的一般性程序，但这些程序冗长且会被拖延。某些地区的地方当局着力限制独立民间团体和法律工作者的活动。尽管有一些地方政府当局采取措施，增加调解或者仲裁，其他地区对调解未果而可以继续进行仲裁或者法庭审理的案件保留了非正式的限额。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9年地方劳资纠纷仲裁委员会处理了89万4053起案件，其中19万5063起与解除劳动合同有关。 虽然工会的参加率比较高，但真正的结社自由和工人代表权并不存在。附属于全总的工会在代表和保护工人权益方面的效率通常很低。工人通常不把全总当作维护自己权利的代言人，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与工会官员的接触微乎其微。 《中国劳工通讯》报道了全国各地有工人举行自发性罢工、停工或其他抗议活动，并称工人们的行动表明全总无力防止违法行为和解决纠纷。媒体报道了一批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以及服务和零售业发生的工人抗议活动。 政府在本年度逐渐加大了针对劳工活动人士、学生和其他维护工人权利的人士的行动。例如，四名佳士科技工厂的工人—李展、刘鹏华、米久平和余浚聪—至年底仍然被关押。他们在2018年参加了工人的一个大型活动，组建工会以抗议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支持组织工作的其他工人、劳工组织者和学生也面临威胁、指控和逮捕。国际劳工组织（ILO）结社自由委员会对有关佳士案中政府骚扰、恐吓、逮捕和身体虐待的报道表示关注。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的联手行动，包括信息检查、监视、骚扰、拘押和监禁劳工维权人士并限制其旅行，还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瓦解劳工维权运动。例如，3月26日，劳工活动人士在一个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了数百名河南环卫工人抗议欠薪的照片，但地方当局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在不到24小时后删除这些内容。2月16日，一名劳工活动人士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为北京的环卫工人提供了免费口罩，他被拘留了123天。这位活动人士此前曾为捍卫2017年被迫离开北京居住地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而努力。 b.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法律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该法律根据情况规定了一系列处罚，包括监禁、刑事拘留、行政黑名单和罚款。处罚与绑架等类似严重罪行的刑罚相称。法律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中国在新疆境内外的拘留营、监狱和工厂中使用了国家主使的强迫劳动。 有证据表明，对在新疆的拘留营、大型工业园区和住宅区工作的工人，通过使用武力、威胁拘留或其他虐待行为实施强迫劳动。也有报告称，人们从“职业培训中心毕业”，然后被迫在附近的工厂工作或被送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工厂工作。 中国国务院于2020年9月17日发布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和劳动权利的白皮书，其中承认中国政府自2014年到2019以来每年平均为新疆的129万工人提供“职业培训”。 新疆政府文件显示，存在着一项大规模的中国政府计划，即“互助配对”计划，该计划由19个城市和省份（主要在华东地区）在新疆建立了工厂。这些工厂极有可能使用了拘留营劳工和其他剥削性劳工的做法。 被拘留在新疆拘留营的人（见第六节）被强迫劳动。被拘留者在生产服装、发饰、电子产品的工厂和农业生产中工作，特别是棉花和西红柿的采摘和加工。3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从新疆转移到了全国的技术、服装和汽车工厂。许多被转移工人的状况显示极有可能是强迫劳动。《纽约时报》 4月15日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中国公司利用强迫劳动生产个人防护设备。全球政策中心在12月的一份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强制性劳动力培训和转移计划，这些计划导致了在新疆棉花收获季中有近50万人被强迫劳动。 詹姆斯敦（Jamestown）于2020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使用了来自中国政府公开和非公开以及学术界消息来源的证据，表明向其他地区和其他省份的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是国家实施的计划的一部分，强制将他们迁离故土，同化并减少他们的人口。报告使用中国政府文件估计，由于政府的政策旨在“置换”被政府视为“有问题”的人口，高达160万被转移的劳工有遭受强迫劳动的风险。 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使其他国家的工人遭受强迫劳动。8月26日，印尼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视频，其中有3名印尼渔民从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上求救。这些渔民声称他们遭受了身体暴力，被迫每天工作20小时，而且他们的工作没有获得报酬。 尽管2013年全国人大正式废除了劳教制度（一项不经司法审查的任意行政拘留制度），但许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监狱和毒品康复设施仍在继续强迫劳动，在那里人们仍然被拘留而不需经过司法程序。《大纪元时报》8月的一篇文章说，辽宁省沈阳的服装、人造花和化妆品生产中都使用了监狱劳役。 在其他省份，有报告称在砖、煤和电子产品等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强迫劳动。 另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https://www.state.gov/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 c.禁止童工和最低就业年龄 法律禁止所有最恶劣形式的童工。法律禁止雇用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16至18岁的工人称为“未成年工”，禁止他们从事某些形式的危险工作，包括采矿业工作。在私营部门有童工的报告，据称政府对这种情况执行了该法律。 法律具体规定，对于非法雇用童工的企业给予行政审查、罚款和吊销经营执照的处罚，并且规定一旦发现童工必须遣返，交给父母或者原居住地的其他监护人。对雇用16岁以下儿童从事危险劳动或过长工时的劳动的惩罚是判处徒刑，但在立法与执法之间依然存在着差距，尽管在全国每年都有地方当局开展的检查活动。尚不清楚惩罚是否足以威慑犯罪。旨在制止贩运儿童的法律可能不适用于14-17岁的男孩。处罚与绑架等类似严重罪行的刑罚相称。 在本年度中，有报告称儿童在工厂和学校作为运动员和模特儿工作，通常是无偿工作。学生工制度继续被滥用。有许多报道称，学校和地方官员在生产电子产品和服装的工厂中不当地协助了使用学生劳工的做法。 另见美国劳工部的《童工或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目录》： https://www.dol.gov/agencies/ilab/reports/child-labor/list-of-goods. d.就业或职业歧视 法律为禁止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残疾、年龄和传染病或职业病的就业歧视提供了法律保护的基础。不同的政府部委也发布政令，禁止招聘和雇用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执行条款包括通过法院寻求民事赔偿的权利。惩罚与相关法律相称。有些法院不愿受理歧视案件，各级有关部门强调通过协调解决劳动纠纷。很少有执法行动导致最终法律裁决的案例。 政府没有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包括在招募广告中基于性别、年龄、身高、出生地、婚姻状况、残疾、外貌和健康状况的歧视（见第六节）。 年龄歧视仍然在雇用和保留人员过程中存在。从事蓝领工作的女性的强制退休年龄为50岁，从事白领工作的女性为55岁，而所有男性的退休年龄是60岁。 8月，当地媒体报道，技术集团腾讯“说服”35岁以上的员工辞职，以减少人员，削减成本。腾讯把拒绝辞职的开放合同员工降级或调任。在本年度中，华为的裁员对象同样是针对34岁以上的员工。 工作场所对妇女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LGBTI）雇员的歧视很普遍。在一项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LGBTI）工作场所经验的调查中，有20％的受访者证实他们有过因性取向而遭受歧视的经验，约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雇主在其多元化政策中将性少数群体列为受保护的群体。 在本年度，几名跨性别工人在被雇主解雇后提起诉讼。1月，北京一家法院命令电子商务公司当当网重新雇用一名变性妇女，该公司在这名妇女请假进行变性手术时将其解雇。 4月，人权观察发现，11％的政府公务员招聘广告中都标明了对男性的偏爱或要求。在2018年和2019年的广告中，有19％标明了这种偏好或要求。歧视的其他例子包括在招聘广告中寻求漂亮的女性，偏爱男性或要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比从事相同工作的男性更高。调查结果显示，女性被邀请参加面试或被召回参加第二轮面试的可能性较小。在面试中，一些妇女被问及她们是否已经有孩子或计划生育孩子，以及她们有几个孩子。 8月12日，杭州的一名女职工在试用期被解雇，原因是她没有在求职面试中告知雇主她怀孕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该职工进行了人工流产，这引发了社交媒体上对与怀孕相关的就业歧视的辩论。 存在基于地域来源的就业歧视。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道说，一些雇主歧视来自武汉市和湖北省的求职者，湖北是首次发现新冠疫情的省份。也有许多媒体报道，企业开除了感染新冠病毒的工人，或没有续签他们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指示下级法院不得支持雇主因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原因而解雇工人的理由，包括疾病检测结果为阳性，被隔离或被困在新冠疫情“热点”中的人。 户口制度仍然是最普遍的就业歧视形式。它使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全面社会福利，包括医疗保健、养老金和残疾福利等。 e.可接受的工作条件 没有全国通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法律要求地方和省级政府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立的标准制定本地区正式或非正式行业最低工资。根据法律，限制雇员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超过这个标准的工作属于加班，对加班必须支付超过正常工资的加班费。 应急管理部负责制定并执行职业安全规章。国家卫健委负责制定并执行职业健康规章。法律要求雇主对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雇员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并将结果告知他们。法律还规定，工人有权报告可能危及其健康的违法现象或离开此类工作场所，而不应当有因此被解雇的风险。根据法律，发现和确认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应由职业安全卫生专家负责，而不是工人。 县级和县以上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劳动法的执法工作。违反工资、工时、职业安全与卫生法规的公司面临多种处罚，包括停止营业或吊销商业证书和营业执照，或被列入公开的、地方政府制定和管理的多次欠新公司“黑名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多次未支付欠薪企业的“黑名单”。6月28日的清单记录了中山一家公司欠了124名员工近100万元人民币（合14.7万美元）的工资。 政府没有有效地执行该法律。惩罚与欺诈或过失等类似法律的刑罚相称。监察员的数量不足以执行合规。监察员的工作范围不涉及非官方部门。监察员有权进行暗访，并可以采取制裁措施。 政府很少执行加班法律，而且每周工作72小时对于许多工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各级政府继续努力防止拖欠薪金，并追回未付的工资和保险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称，本年度共起诉了2万5635起欠薪的案件，帮助工人追回了3.4亿元人民币（5190万美元）的未付工资。起诉导致1375人被捕。 新冠疫情的爆发在许多地区加剧了欠薪，包括未支付加班费和奖金。据报道，2月7日，一位南京医生在连续工作18天后死于过度疲劳。多个劳工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在疫情爆发期间，普遍存在诸如延误支付工资和未付社会保障福利等问题。一家劳工非政府组织对工人的采访显示，在武汉，环卫工人面临高额罚款的威胁—若误工会被处以相当于两倍日薪的罚款。当地媒体报道，2月17日，在10天内建成了火神山新冠肺炎医院的武汉建筑工人举行了抗议。工人们说他们没有得到报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每天只得到一个防护口罩和一瓶水，并且接触了新冠病毒。抗议后，一名建筑工人被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 数十年以来，由于普遍雇用外包低薪的国内外来劳工，拖欠工资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外包雇用使农民工容易被拖欠工资，促使他们参加集体讨薪行动。即使签订了合同，特别是农民工也很少获得福利，尤其是社会保险。 9月11日，广西桂林的承包建筑工人扬言，如果得不到工作报酬，他们就要从一座楼上跳下去。 由于新冠疫情引发全球经济下滑，公司搬迁或关闭，通知的时间很短，常常使员工没有适当的追索途径以获得应有的补偿。 3月，广东省政府下令突然关闭的东莞市出口制造商泛达玩具公司（Fantasy Toy）支付工人的欠薪。 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工作时间更长，收入低于正规部门的同类工人。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常常缺乏劳动合同所涵盖的法律和社会福利。非正式工作在国内流动工人和家政工人中尤为普遍。在大约3500万家政工人中，有90％缺少正式的工作协议和保护。 非正式的“员工共享”是指公司临时借用另一位雇主的工人，这种情况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增加了，并引发了劳工纠纷。 据媒体报道，职业病普遍存在且报道不足。患者来自许多行业，包括煤炭、化学工程和建筑。截至2018年底，报告说有超过87万例尘肺病病例。 在煤炭行业，工作场所的事故和工伤尤为普遍且，很多人死亡。根据应急管理部煤矿安全管理局的统计，从1月到6月，共发生了48起煤矿事故，造成74人死亡。2月24日，山东发生的一次煤尘爆炸炸死了3名矿工。2月29日，云南罗平一处煤矿塌陷，造成5人死亡。8月20日，山东省一家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7人死亡。 在其他行业中，工伤事故也很普遍。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将其归咎于安全检查不足、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监督不力以及应急响应不足。5月16日，江苏省一家胶水厂发生爆炸，炸死两名工人，炸伤8人。5月20日，广西的一家木厂倒塌，造成两人死亡，27人受伤。6月14日，一辆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卡车在浙江省温岭市爆炸，总共造成19人死亡。 打散工的工人被视为合同工，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有报告称，快递外卖司机在工作中受伤或丧生。9月9日，《人物》杂志揭露了网上平台算法如何给快递司机造成危险的条件，包括缩短送货时间和对延误进行罚款。这个报告促使两家主要的快递公司延长了交付时间，并减少了延迟交付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