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是一个集权国家，中国共产党（CCP）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政府及安全机构的所有最高层职务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最高权力掌握在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由7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手中。习近平仍然身居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即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
国内主要的安全机构包括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以及人民武装警察。人民武装警察仍然受到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双重管辖。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外部安全，但也承担一些国内安全责任。地方辖区往往使用平民市政安全部队，即“城市管理”人员，以推行行政措施。文职政府对安全部队保持有效的控制。
在这一年中，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继续对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员展开大规模的拘押。据报当局将100多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穆斯林人士任意拘押在司法程序以外的集中营中，意图消除其宗教和民族身份特征。中国政府官员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借口来说明那些集中营正当性。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和曾被拘留的人员报告说，安全官员在这些集中营中虐待、折磨和杀害被拘押者。被国际媒体发布出来的政府文件证实了该行动的强制性及其对新疆和国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造成的影响。
重大的人权问题包括：被政府任意或非法杀害；被政府强迫失踪；被政府实施酷刑；被政府任意拘押；严酷并且威及生命的监狱和拘留条件；政治犯；任意干涉隐私；司法独立方面的重大问题；对记者、律师、作家、博客作者、异见人士、上访者、其他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暴力攻击和刑事起诉；信息审查和屏蔽网站；干扰和平集会及结社自由的权利，包括施加于外国和国内非政府组织（NGO）的过度限制性的法律；对宗教自由的严厉限制；对行动自由的严厉限制（在国内和出国旅行）；遣返有充分理由担心会遭到迫害的寻求庇护的朝鲜人；公民无权选择自己的政府；腐败；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强迫绝育或堕胎在内的强制生育限制政策；人口贩运；对劳工权利的严厉限制，包括禁止工人自行组织或选择参加的工会；以及童工。
官方对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区域以及新疆主要是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言论、宗教、迁徙、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压制比对国内其他地区更为严厉。但是这种镇压在全国都在发生，对秋雨圣约教会领袖王怡牧师的镇压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一次未经宣布、没有律师到场的不公开审判中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被定罪。当局判他9年徒刑。
共产党继续主宰司法，控制着对所有法官的任命权，并对某些案件的判决直接作出指示。当局骚扰、关押并逮捕独立倡导打击滥用职权的公民。
在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很难确定国内安全机构逍遥法外的程度。当局往往在收到警方杀人案件的报告之后宣布展开调查。但是，尚不清楚这些调查是否得出了警方渎职的结论或给予了纪律处分。
第一节 尊重人格的完整，包括不受以下行为的侵犯：
有很多政府或其机构任意或非法杀人的报道。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案子极少或没有任何细节可循。
在新疆有与再教育营有关的在押人员死亡的报道。10月，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说在6个月期间“至少有150人”在押期间死于位于阿克苏市库车县的四个再教育营中。
2018年6月，阿依吐尔逊·艾力的母亲在同年发布的给官方的新疆妇女联合会的录音访谈中说，阿依吐尔逊·艾力在被官方收押讯问期间在新疆喀什死亡。据报道，当局在华安旅游公司这位维吾尔族导游从迪拜出差返回之后，便将其定为目标。官方随后声称，她死于某种“医疗状况“，并且阻止家人检视遗体。
尽管近年来的法律改革减少了对死刑的使用并改善了复议程序，当局仍然在未经过正当程序和无合理上诉渠道的情况下在定罪后处决了一些被告。官方的处决数字被归入国家机密。根据位于美国的“对话基金会”报告，随着2007年启动的死刑体制改革，被处决的人数在经过数年的下降之后已趋于稳定。对话基金会报告称，在新疆，对犯罪团伙头目和被判“恐怖主义”罪名者的处决数量有所增加，这可能抵消了其他处决人数的减少。
有多起报道称当局拘押了一些人并将他们长期关押在不明地点。
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以及其它穆斯林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任意拘押。“中国人权捍卫者”报告说，这些拘押相当于强制失踪，因为家庭成员常常得不到关于拘押时限或者地点的信息。
据卢广的妻子称，获奖纪实摄影师卢广于2018年11月到新疆主持摄影讲座后失踪，似乎是在9月之前的“几个月”前被释放回他在浙江的家乡。尽管卢是美国的合法居民，据信他受到“监视居住”并被禁止离开中国。
维吾尔人权项目于1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报告了338名维吾尔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强迫失踪、监禁和拘留。他们中有许多是著名的维吾尔学者和文化偶像。据报道，歌手塞努拜尔·吐尔逊已失踪。推动维吾尔族文化和历史工作的杂志编辑库尔班·马木提在再教育营中消失。报告中提到有5名知识分子在被拘留期间或被释放不久便死亡。其中包括40岁的穆塔力浦·努尔买买提（Mutellip Nurmehmet），他在从再教育营中释放后9天死亡。媒体还报道说，著名维吾尔作家努尔穆罕默德·托合提在再教育营中被拘留70天期间心脏病发作，获释后不久即去世。据报道，再教育营的医生无视他的健康状况，当局6月3日将他的遗体送回家时，他的双腿仍然被铐着。
据2019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新疆伊斯兰研究所的中国历史教授、依明出版社创始人依明江·赛都力于2017年5月失踪，2019年5月在不公开审判中受审。一名家庭成员说，她数月之后于9月才得知该审判。
维吾尔族记者和企业家艾克拜尔·埃塞提的确切下落仍然不明。据报道他在美国参加了一个项目之后于2016年被拘押，随后被判处最高15年徒刑。
律师王全璋于2018年12月的不公开审判中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定罪，随后在1月的不公开宣判之后，于4月从天津的拘留中心被转送到山东临沂的一个监狱。王从2015年起就被与外界隔离羁押，他在“709”全国大围捕中与另外300多名人权律师和法律助理一起被拘捕。在受到将近四年的拘押之后，他第一次得到许可于6月28日见到妻子和儿子。他的妻子告诉媒体说，王看上去“精神不振”，身心健康均差。她继续每月探望一次，这是监狱当局的最高许可。
2月，被拘押的劳工活动人士、“打工者之家”的职员付常国的亲属报告说，他们已无法确认付的下落。以前被认为付在押的深圳第二看守所于2月初告诉其家人，付并不在他们被拘留人员的名单上。早前，在2018年12月，坪山区派出所驳回了付的家人的保释申请，声称付可能会“销毁或捏造证据，干扰或密谋伪造证人证词。”付是2018年7月至1月期间因被指控参与或协助抗议佳士科技公司的劳工行动而被拘押、失踪或软禁在家的50多人中的一个。佳士科技公司是生产工业用焊接设备的公司（见第7节）。
政府仍然未就1989年对天安门示威游行进行暴力镇压时被杀害、失踪或被拘捕的人员提供全面、可信的说法。许多参与1989年示威游行的活动人士及其家属继续遭受官方骚扰。政府未就防止、调查或惩罚这类骚扰而做出任何努力。
法律禁止从肉体上伤害或虐待囚犯，并且禁止狱警逼供、侮辱囚犯的尊严、殴打或教唆其他人殴打囚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包括逼供出的口供在内的证据不得用于某些类型刑事案件的庭审。这些法律保护措施的执行仍然松弛。
不计其数的前囚犯或被拘押者报告说，他们遭到殴打、强奸、电击、强制数小时坐板凳边、绑手腕吊起、剥夺睡眠、强制灌食、违背本人意愿强迫服药以及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尽管狱管当局也会虐待普通犯人，但据报道，他们会特别恶劣地对待政治与宗教异议人士。
陈云飞于3月从四川监狱获释；他报告说，自己由于为1989年天安门游行的受难者扫墓而被监禁4年，期间狱警迫使他长时间保持艰难的身体姿势，并数月将他单独囚禁在黑暗的房间里。据报告，狱警还殴打他，并要求其他囚犯殴打他。在一次这样殴打之后，陈住了40多天的医院。在监禁期间不准他与家人或朋友联系。
据中国人权捍卫者报道，福建维权律师纪斯尊在4月26日获释之后，于7月10日在漳州市芗城医院重症监护室（ICU）去世；在监狱里他被剥夺了适当的医疗照护。在被监禁期间他有过中风和其他各种疾病，以致瘫痪。当局于5月6日第一次允许家人在重症监护室探望他。纪的营养不良，插管，不通过管道无法进食，只能认出三个姐妹中的两个。重症监护室中布置了四名保安，每次只允许一名探视者探视15分钟。了解此案的人士说，当局对纪的家人施压，要他们签署授权书，允许当局在纪去世后立即将遗体火化。
中国博客作者兼人权活动家吴淦于2017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在遭到预防性拘留952天之后被天津一个法院判处8年徒刑。3月4日，吴的父亲到福建省的清流监狱去探望他。据吴的父亲称，在天津和北京被警方拘押期间，吴受到多重伤害，从而导致了一次心脏病突发、长期疼痛和一只手的瘫痪。
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人报告称，执法人员和惩戒系统及再教育营中的官员系统地采用酷刑和其他侮辱人格的手法。幸存者说，当局对被拘留者使用电击、水刑、殴打、强奸、艰难身体姿势折磨、注射不明物质以及低温监号等刑罚（见第6节，少数族裔/种族/民族）。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有非自愿或囚犯器官移植系统存在。但是，一些活动人士和团体继续指控政府强行摘取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成员的器官。中国政府否认有这种情况，声称已经从2015年开始正式停止长期实行的强制摘取死刑犯器官用于移植的做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对中国器官捐赠的官方统计进行的一项研究说，根据统计取证，“有很有力的证据”表明该数据是“伪造的”。此外，该研究论文还指出，政府的器官移植计划涉及“非自愿捐助者的捐赠，这些非自愿捐助者被标记为‘公民捐助人’”。6月，非政府组织“强迫摘取中国良心犯器官独立法庭”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有强迫摘取器官的直接和间接证据”，理由是“等候时间非常短”，“大规模的医疗设施建设和培养器官移植手术人员。” 一些新疆再教育营的幸存者报告说，健康的年轻人会免于遭受其他被拘留者受到的身体虐待，接受包括DNA样本在内的健康检查，随后失踪，这使这些幸存者担心再教育营中在采集被拘留人员的器官。
据媒体报道（见第4节），司法体系之外的“留置”制度是政府用来调查腐败的法律工具，在处理和虐待被拘押者方面使用的监管手段包括诸如长期单独监禁、剥夺睡眠、殴打、强制以令人难受的姿态连续站立或者坐数小时，有时是数日等。
法律规定精神治疗与入院应当遵从“自愿原则”，但法律又允许当局和家庭成员违背当事人意愿把他们送入精神病院，而且没有为被收容入院人员提供有意义的法律保护。法律不提供聘请律师的权利，并且限制当事人与精神病院以外的人员沟通的权利。
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部直接管辖着23所用来关押精神病罪犯的保安严密的精神病院。尽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中有很多人被判有谋杀和其他暴力犯罪，但也有报告说有不少活动人士、宗教和信仰信徒以及上访人员因政治原因被迫接受精神病治疗。公安人员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强迫他们接受治疗，尽管他们的“病情”与精神病无关。
监狱和拘押中心的条件
关押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惩戒设施通常条件恶劣，而且威胁生命安全或有辱人格。
居住条件：当局经常将囚犯与在押人员关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中。食物往往量少质次，很多在押人员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都要依赖亲属提供额外的食品、药品和保暖衣物。经常有报告说囚犯因没有床铺或被褥而不得不睡在地上。在很多情况下，卫生、通风、取暖、照明和饮用水等条件都不合要求。
尽管官方保证囚犯有权得到及时治疗，但是，不能为囚犯提供及时、适当的医疗护理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监狱当局有时拒绝为政治犯提供治疗。
政治犯有时会与普通犯人关在一起，据报狱警会教唆其他犯人殴打政治犯。有些人据说被与一些死刑犯关押在一起。当局不准一些异议人士从亲属处获得补充食物、药品以及保暖的衣物。
行政拘留所的条件与监狱的条件相似。在行政拘留所发生过殴打致死的事件。被关押的人报告说曾遭到殴打、性侵、缺乏适当的食物以及只有有限的或根本没有医疗服务。
新疆当局扩大了现有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它穆斯林人士的再教育营。在有些情况下，当局用改建的学校、工厂和监狱来关押被拘押人员。根据人权观察报告，这些再教育营注重“对被收容者进行军事化纪律约束和全面的政治灌输”。
管理：法律规定囚犯写给监狱上级机关或司法机构的信件不需受到检查，但该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执行尚不清楚。尽管当局偶尔会调查可信的非人道待遇指控，但并不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当局不准许多囚犯和在押人员得到合理的探视，也不能与家人通信联络。有些家庭成员不知道他们被监禁的亲属的下落。当局还禁止许多囚犯和被拘留人员从事宗教活动或获得宗教读物。
独立监督：有关当局将与监狱以及其他各类行政和法外拘押设施有关的信息视为国家机密，政府一般不允许对这些设施进行独立监督。
任意逮捕或关押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法律赋予公安人员广泛的行政拘留权以及在没有正式逮捕或刑事起诉的情况下长期拘留的权利。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宗教领袖及其支持者、前政治犯及其家属等群体继续成为任意拘留或逮捕的对象。
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在法庭上质疑其被捕或羁押的合法性，但政府一般不履行这种规定。
四月初，四川省成都市的几个法院审判了四名活动人士：陈兵、符海陆、张隽勇和罗富誉；自2016年以来这四个人一直被拘押，未得到审判。他们在制作了贴有纪念1989年天安门示威标签的酒之后被控“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到3年半徒刑。其中三人在审判过程中被迫使用法院指定的律师而不是他们自己聘请的律师。
四川的活动人士黄琦的母亲蒲文清于2018年12月失踪，之前便衣公安人员在北京的一个火车站拘捕了她。她曾于2018年10月到中央有关部门上访，以健康原因和拘留所中的不良医疗条件为由要求释放被拘押的儿子。截至年底，她仍然在软禁中，没有受到正式的起诉。另一个案件与此相关，7月，北京当局也拘捕了张宝成，他曾在2018年在北京陪同年迈的蒲文清因儿子被拘押而向中央有关部门上访。2018年12月30日，北京警方指控张宝成“寻衅滋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等罪名；张是曾倡导民主和政府透明度的已不复存在的“新公民运动”成员。至年底张仍然在候审。
警方拘押若超过37天就必须由检察机关正式批捕，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恐怖主义以及重大受贿”的案件，法律允许最高6个月的与外界隔绝的拘押而无须正式逮捕。在正式逮捕嫌疑人之后，警方还有权在案件调查期间将嫌疑人再拘押7个月。
在调查结束后，检察院在决定是否对其作出刑事指控时可将嫌疑人再拘押45天。一旦提出刑事指控，当局可以在司法程序开始之前再将嫌疑人拘押45天。有时公安人员拘留嫌疑人的时间会超过法律允许的期限，在案件开审前嫌疑人被拘押一年甚至更久是常见的情况。
法律规定，在押人员在受到刑事起诉之前可以会见自己的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要为没有委托律师的、有盲、聋、哑或精神病等情况的、未成年的以及面临无期徒刑或死刑的被告指派一名律师。无论被告是否有经济能力，该法律都适用。法院也可以为其他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刑事被告人指派律师，但是法院往往不会这样做。一些律师报告说，他们很难会见被关押在拘留所里的委托人，尤其是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案件的委托人。
刑事被告人在等候审理期间有权申请保释（也被称为“取保候审”），但该系统运作效率似乎不佳，当局很少让嫌疑人取保候审。
法律要求在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者的家属；然而，当局常常在将一些人关押了远超出此规定的时间后也不发出通知，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敏感案件的时候。有些案件从没有送过通知。根据一项笼统的例外规定，如果通知家属会“阻碍案件调查”，则警方不需要通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该例外情况局限于涉及国家安全或恐怖主义的案件，但公安人员对这些条款有着广泛的解释权。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监视居住，而不是拘押在正式的设施中。假如警方怀疑有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或情节严重的受贿等罪行，而且认为在家监视居住有可能会妨碍调查，经由上一级部门批准后，警方可以对嫌疑人执行长达6个月的“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在这一类案件中，当局也可能不准辩护律师与嫌疑人见面。人权组织和被拘押过的人士报告说，这样的做法使被拘押人面临遭受酷刑的高风险，因为被关在一个既不是自己家又不是正式拘押设施的地方减少了对被拘押人士待遇以及上诉机制的监管。
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与宗教维权人士并阻止公开示威。行政拘留的方式包括强制戒毒治疗（针对吸毒者）、“拘留教养”（针对未成年罪犯），以及用于拘留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徒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法制教育”中心。在强制戒毒康复中心停留的最长时间是两年，其中有6个月通常是在解毒中心。政府对那些被控卖淫和拉皮条的人也有类似的康复中心。
任意逮捕: 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颠覆罪和其他罪名实施拘留和逮捕，以此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压制公众诉求。但这些指控，包括何谓国家机密，都定义不清，而且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追溯方式被认定为国家机密。当局还广泛使用语意不清的“寻衅滋事”罪名来对付许多维权人士。这个词至今语义不清。当局还以广义且模糊不清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来拘留有泄露刑事审判、商业活动和政府活动信息等行为的公民和外国人士。反间谍法授权当局可要求个人和团体停止任何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不遵守该要求可能会导致财产和资产被没收。
有多起报告说，当局逮捕或长期拘押了一些律师、宗教领袖或者信徒、上访人员和其他维权人士以后，其指控却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驳回。当局将许多公民非法软禁、剥夺旅行权、或者送进包括“黑监狱”在内的各种非法拘留设施实施行政拘留。在有些案件中，公安人员会给学校施加压力，不准接收知名政治犯的孩子入学。受软禁人士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有人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在家中与外界隔绝。安全官员经常会驻守在这些人家里。在外国高层官员来访、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天安门广场屠杀纪念日，以及在藏区和新疆的敏感纪念日等敏感时期，当局都会软禁许多公民。公安人员还会将一些没有被软禁的人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强制度假”。
1月，政府拘押了倡导中国民主改革的澳大利亚作家和博客作者杨恒均。政府将杨与世隔绝关押了数月，然后于8月以间谍罪正式逮捕了他。12月2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公开批评羁押杨的情况，指出他被“愈发与外界隔绝，禁止与家人和朋友联系，恢复了包括带着镣铐的日常审讯。”
2015年在泰国失踪的瑞典籍书商、香港居民桂敏海于2017年被中国当局释放，又于2018年1月乘火车去北京时被中国当局再次拘押；媒体报道说桂仍在被拘押中，但他的下落不明。中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大使馆2月发表声明，否认曾主动与桂的女儿安吉拉联系。这个声明是针对安吉拉网上发布的说法的回应，即瑞典驻中国大使在斯德哥尔摩为她和一名声称能够帮助他父亲案件的商人安排了一系列的会面。截至年底，瑞典政府还在调查此事。
媒体报道说，上海警方于3月20日拘捕了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陈建芳。7月，代表陈的一名律师说，上海当局向他告知，称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但当局并没有公开宣布逮捕陈，也不准她见自己的律师。当局没有回应国际维权组织就陈的状况和下落提出的要求。
1月，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起诉环保组织“绿叶行动”的领导人薛仁义。在薛号召为要求改善重庆的环境条件而示威之后，警方于2018年5月拘押了他。警方以在社交媒体上贴出的薛在公园里举着三片叶子——他们团体的象征——的图像为理由逮捕了他。至年底薛的下落与审判时间仍未知。1月，重庆当局还拘捕了“绿叶行动”成员潘斌。及至年底他的地点和状况尚未知。
4月27日，广州市越秀区的警方搜查了赖日福的家，然后将其带走。赖长期以来是呼吁结束一党专制的“南街运动”成员。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在越秀区拘留所对赖实施了10天的行政拘留，原因是他穿了一件写着“公民抗命”的文化衫。他于5月8日获释。9月16日，当他在自己的微信和脸书账号上上传了“愿荣光归香港”的视频以后，警方再次以“寻衅滋事”为由拘押了他；“愿荣光归香港”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非正式代表歌曲。刘被拘押了一个多月之后，于10月被释放。
2018年12月，《寒冬》杂志报告称，自2018年8月以来，警方至少拘捕了45名给该杂志投稿的人。在新疆被拘押的22人中，有4人于2月获释。另外23人被关押在河南、福建、浙江和山西省。有数人在经过洗脑教育之后获释。警方2018年10月逮捕了福建的一位作者并禁止他的家人探访。网上媒体有报道说他遭到了警方酷刑折磨。
10月，广西秘密警察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押了覃永沛，随后于12月正式逮捕了他。至年底覃仍被拘押在南宁第一拘留所，无法接触自己的律师。覃曾经参与了包括“709”律师和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多个维权案件，帮助过许多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人，并公布了政府和共产党高层官员的不当行为。他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法律工作，之后于2018年5月被吊销执照。执照被吊销之后，覃成立了“中国律师后俱乐部”以聘用被吊销执照的律师们。覃被捕的原因不明。
审前拘押：审前拘押可能会超过一年。据称，涉及“敏感案件”的被告在案件开审之前被拘押的时间更长。在2015到2018年期间，许多在“709”大抓捕中被当局拘留的人士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遭到超过一年时间的审前拘押，无法接触他们的家人或律师。具体统计数字未见公布，公众也无法获得，但在政治犯的案件中，长期的审前拘押尤为常见。
地方当局2017年在沈阳拘留所拘押了在“709”镇压期间为人权律师辩护的北京律师李昱函，随后对李提出“寻衅滋事”的指控。由于李的健康原因，她的律师曾多次向沈阳当局提出要求让李保外就医，但每次都被驳回，不提供任何原因，也未经过听证。原定李将于4月9日出庭受审，但沈阳中级人民法院推迟了审判，并在具体日期不详的一天审理了此案。由于担心为自己辩护的律师受到压力，李于6月解聘了她的律师。至年底李仍然在拘留所中等候判决。
2016年，沈阳铁西区法院拘押了倡导人权的人士林明杰，其罪名是在北京公安部门前组织一群示威者抗议沈阳公安局长许文有滥用职权。在经过两年的审前拘押后，2018年6月林被判两年零6个月徒刑，刑期包括他已被拘押的时间。据报道林已于4月23日获释。但是，尽管林已经获释，他的律师仍然无法和他联系，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尽管法律规定法院应当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干涉，但司法并不独立。法官常常就如何裁决待审案件，特别是政治敏感案件，接到来自政府和中共的政治指导。中共政法委员会有权审查和指导各级法院的审理活动。法院与检察院的所有任命都必须得到中共组织部的批准。
由于防范司法腐败的措施模糊不清且执行不力，腐败常常会影响司法裁决。地方政府负责任命地方法官并支付他们的工资，从而经常对其辖区内法官的裁决施加影响。
一个由中共控制的委员会在大多数重大案件中作出决定，而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的任务只是为该委员会的决定撰写一份法理依据。
法院无权裁决某项立法是否符合宪法。虽然法律允许团体和个人对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提出质疑，但是这些质疑只能向立法机构提出。因此，律师几乎没有机会在诉讼中就法律是否违宪进行辩护。2018年3月，律师及其他人得到中央政府的指示，要避免讨论宪法修正案中有关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是否符合宪法。
据媒体报道，公安部门通过电视播放律师、国外和国内博客作者、记者和企业高管认罪的镜头，以便在刑事审理开始之前将他们定罪。在有些案件中，这种认罪可能是释放的前提条件。非政府组织认为，这样的电视认罪很有可能是逼供或是使用酷刑的结果，而且一些曾经认罪的受押人在被释放之后撤回了自己的供词，并确认他们的认罪是被强迫的。法律并没有允许在审判前让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视认罪的规定。
5月，英国广播监管机构启动正式调查，就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国际新闻频道中国全球电视网播出的强迫一名被囚禁在中国的英国私人调查员认罪的指控进行了正式调查。
江天勇律师在服满两年刑期之后于2月获释；2017年他在湖南长沙被判犯有煽动颠覆国家罪。在审判中当局不准江自行选择辩护律师；多个分析家认为该次审判既不公正，也不公平。尽管江已获释，他立即被软禁在其父母位于河南的家中。截至年底他仍然受到地方当局严格的行动控制，罔顾他在狱中愈发严重的多种疾病。警方在其父母家门外建了监视站，那里是他主要的居住地，但他有时也可以去探望他的妹妹。当地警方禁止他乘坐公共交通出城。
据报道，“司法独立”仍然是中共命令大学教授回避的课题之一（见第二节a.“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尽管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无罪推定，但刑事司法系统依然倾向于有罪推定，那些受到高度关注或政治敏感的案件更是如此。
拒绝认罪的被告往往会受到比认罪的人更为严厉的判决。上诉程序极少推翻原判，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复审途径；对侵犯被告权利的补偿不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除了涉及国家机密、隐私、未成年人或由当事人请求保护商业机密的案件之外，所有的审判都应向公众公开。当局利用涉及国家机密案件的例外规定向公众甚至有时对家属都封锁政治敏感案件的进展情况，并且剥夺被告寻求辩护律师的权利。法院条例规定，持有有效证件的外籍人士同中国公民一样拥有获准旁听审判的权利，但事实上只有获得邀请的外籍人士才能旁听庭审。如同往年一样，在几次审判时，当局禁止驻中国的外交官和记者旁听庭审。有些案件被重新归类为“国家机密”，或者以其他理由不对公众公开。
由政府经营的庭审公开网在互联网上播放庭审；其中大部分都是民事审判。
法规要求，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和未成年嫌疑人的案件外，法院官员要在判决生效后的7天之内公布判决结果。法院并没有公布所有的判决。他们有广泛的决定权，如果认为公布判决书“不适宜”就不公布。许多政治案件的判决都没有公布。
受到行政拘留的人没有寻求法律咨询的权利。刑事被告有权接受法律援助，但绝大多数刑事被告在受审时没有律师为其辩护。
律师按规定都必须是中共控制下的全国律师协会成员，而且司法部要求所有的律师在取得或每年更新其从业执照时都要宣誓效忠中共的领导。中共继续要求有3名或以上中共党员的律师事务所在所内成立党的组织。
尽管政府声言尽力改进让律师会见其委托人的做法，但是2017年全国律师协会的主席告诉《中国青年报》，辩护律师只参与了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刑事案件。尤其是一些人权律师报告说，当局不允许他们为某些委托人辩护，或者威胁他们如果选择做辩护就会受到惩罚。有些律师拒绝为政治敏感的案件辩护，而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很难找到辩护律师。在有些情况下，当局不准当事人自选的律师接受委托，却用法院指定的律师取而代之。
政府暂停或吊销一些接受敏感案件的律师的营业执照或律师执照；敏感案件的当事人包括民主异议人士、家庭教会活动人士、法轮功学员或批评政府者。当局利用全国律师协会的年度执照审查程序来拒绝或延迟给专业律师颁发执照。1月，广东省司法厅吊销了广东律师刘正清的执照；刘因为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辩护而知名。司法厅指控他在法庭为其委托人辩护时“危害国家安全”。
政府用来恐吓或对人权律师施压的其他手段包括非法拘押、对法律办公室做不明不白的“调查”、取消律师资格、骚扰以及人身恐吓，还有阻挠律师取得证据或接触委托人。2月，几个律师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政府对接受人权案件律师的骚扰。
2015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修订了关于法律从业人员的立法。修订过的法律将律师“侮辱、诽谤或威胁司法官员”、“不服从法庭警告”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确定为违法。该修订法案还把向媒体披露委托人或案件信息或者以抗议、媒体报道或其他方式影响法庭裁决的行为也确定为违法。违反者会面临罚款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5年制定的法规还规定，拘留中心的官员应当允许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或被告，或者要说明为什么此时不能安排会面。按照规定，这样的会面应当在48小时内即行安排。检察院和法院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在三个工作日内取得并阅读案情文件。根据该法规，辩护律师阅卷的时间和次数不应当受到限制。有些敏感案件的律师在庭审前无法见到他们的委托人，查看证据的时间有限，在审判中被告和律师也不能相互交流。与这个法律相悖，在案件提交法庭之前刑事被告往往没有被指定律师。法律规定刑事诉讼使用的书面语及口语都应该是当地常用的语言，政府翻译员要为不熟悉当地语言的被告提供语言服务。消息来源称大部分审判都使用汉语普通话，即使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在被告不会讲普通话时提供翻译员。
被告与原告当庭对质的机制不足。据报道只有一小部分案件有目击证人。在是否需要甚至是否允许证人当庭作证方面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大部分刑事审判中，证词都是由检察官宣读，被告及律师没有通过交叉询问进行反驳的机会。虽然法律规定预审期间的证人陈述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但检察官高度依赖此类陈述。尽管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查看政府掌握的涉案证据，但无权强迫证人作证或要求进行证据开示。
依照法律，对于那些被判处死刑、在等候复核期间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的囚犯要指派律师。
《中国劳工通讯》报道，深圳警方于1月20日拘押了活动人士吴贵军、张治儒、何远程、简辉和宋佳慧，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据报道他们于2月下旬受到正式起诉。他们中有些人的家人从未收到过羁押通知，也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哪里。据媒体报道，当局禁止张和吴聘请律师，并警告他们的家人不许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中国劳工观察的负责人称，他们的被羁押与任何具体的活动没有关联，当局的目的就是要在劳工抗议活动增加和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以此作为对其他劳工活动人士的警告。
7月22日，三名公益律师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剑雄（又被称为“长沙公益仨”）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拘捕。这些律师是长沙富能的工作人员，该组织对与歧视残疾人士、艾滋病毒携带者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有关的案件提起诉讼。程渊还致力于与结束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并改革户口法相关的诉讼。尽管程渊的家人为他聘请了两名律师，但直到年底他们都无法会见程。当局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就其丈夫的工作审问了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包括7月22日强行进入她在深圳的家并没收了她的身份证、护照、手机、电脑和银行卡。
政治犯与被拘押者
政府官员继续否认关押了任何政治犯，声称拘押那些人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或宗教观点，而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但是，当局继续因政治和宗教原因将公民投入监狱。人权组织估计有成千上万名政治犯仍然被关押，大多数被关在监狱，有的被关在行政拘留设施。政府不准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探望政治犯。
政治犯获得提前释放的比例比其他犯人低。有数千人因“危害国家安全”和“从事邪教活动”等政治和宗教罪服刑。政府并未复议所有在1997年前因反革命罪和流氓罪被起诉的案例，也没有释放那些因刑法己经撤销的非暴力罪名入狱的人士。
直至本年底，许多政治犯仍然在狱中服刑或在获释后仍在其他形式的拘押中，其中包括作家杨茂东（笔名：郭飞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和热依拉·达吾提、活动人士王炳章、活动人士刘贤斌、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牧师张少杰、法轮功学员卞丽潮和马振宇、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人权律师王全璋、夏霖、高智晟、余文生和江天勇、博客作者吴淦，以及上海工运活动人士蒋存德。
刑事处罚包括在获释后的一段固定时间内“剥夺政治权利”，在此期间获释者被剥夺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据前服刑人员说，其就业、出行、获得居住许可和护照、租房以及获得社会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前政治犯及其家属常常受到当局的监视、电话窃听、搜查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或威胁。例如，公安人员跟踪去会见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的被拘留或囚禁的维权人士的家人，要他们禁言，不许谈论案情。某些维权组织的成员被禁止会见来访的外宾。
有多个可靠的报告称，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国际执法工具，以报复身在国外的一些特定人士。另有可靠报告说，出于政治动机，政府试图向其他国家施加双边压力，以达到让其对特定人士采取有害行动的目的。
中国官员向康科迪亚大学附属蒙特利尔人权研究所施加压力，要求取消一个维吾尔著名流亡领袖参加的会议。康科迪亚大学蒙特利尔种族灭绝和人权研究所的执行董事凯尔·马修斯（Kyle Matthews）说，他于3月25日收到了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的电子邮件，要紧急约见他，讨论计划中的关于中国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会议。马修斯说，他选择不理会这个要求并按计划举行会议，同时发现总领事还向蒙特利尔的其他人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康科迪亚大学的这个活动。
身在国外、公开讲述新疆境内正在实施的拘留和虐待政策的人士，其新疆亲属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在全年中一直有所报告。塔希尔·依明（Tahir Imin）是一位居住在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他说中国当局监禁了他的哥哥阿迪力（Adil）以报复塔希尔在境外的活动。中国官方媒体还发布了新疆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人士的视频，以反驳他们海外的亲戚对外国媒体的说法。视频中的人们要求他们的海外家人停止“散布有关新疆的谣言”。海外的亲属们说，他们在看到视频之前都与新疆的亲属失去了联系。美国公民法卡特·乔达特（Ferkat Jawdat）的母亲因为身处再教育营而与他失去联系已有一年之久，却在5月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停止活动和接受媒体采访。美国居民早木热·达吾提(Zumrat Dawut)向媒体讲述过她在新疆再教育营被关押的经历，其亲属于11月也出现在一个视频里，要求她停止“散布谣言”。海外的亲属们都说是中国政府强迫他们的家人制作这样的视频。
11月25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泰国当局应江苏省公安官员的要求拘押了被联合国难民署认可的中国难民邢鉴（Xing Jian），据称是因为他“在网上散布谣言”。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在司法独立方面面临与刑事案件相同的限制。《国家赔偿法》规定，给予权益受到政府机构或官员侵犯的原告行政与司法赔偿。该法律还允许对遭受错误拘押、精神损害或者由拘留所或狱管人员造成的身体伤害的人给予赔偿。
尽管因诉讼费用高、法院信誉低下以及很少有人意识到《国家赔偿法》的存在，过去很少有公民申请国家赔偿，但仍有法院推翻错误判罪的情况。官方媒体报道称，6月，在金哲宏故意杀人案被推翻之后，他就其服刑23年申请2130万元人民币（300万美元）的国家赔偿。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次上诉听证会上裁定该案最初的定罪证据不足。
法律给予个人到政府部门上访以解决其不满的权利。大部分的不满都与土地、住房、权益、环境或腐败有关，大部分上访者都试图将其问题投送到当地“信访”办公室。政府报告说每年收到大约600万份上访信；但是，上访者的集会和表达不满的权利继续受到限制。
虽然有改善上访制度的努力，进展仍然不稳定。尽管中央政府重申禁止阻挠或限制“正常上访”，不准非法拘押上访人员，官方对上访人员的打击报复仍在继续。一些规定鼓励所有与诉讼有关的上访都在本地通过地方或省级法院得到解决，使地方官员防止访民到高层上访的鼓励机制得到强化。地方官员派人到北京将上访人员强制带回本省，以防止他们向中央政府投诉地方官员。这样的拘押都没有记录，上访者经常是被短暂关押在非法的“黑监狱”中。
上访人员陈春章的妻子叶木兰说，她的丈夫于11月6日在警方羁押期间的死亡很可疑，她呼吁省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据叶说，陈于8月在北京被来自福建省青口县截访人员拘押，随后被当地警方监禁。（“截访人员”是地方政府派出的执行人员，在上访者赴省会或北京就地方政府的问题上访的途中拘押他们。）。陈告诉过他的律师，他当时已经被警方做过4次笔录，但他拒绝就被控的罪名认罪。10月26日，地方警察叫叶到一个地方医院急救室去看陈；当时他还活着，但已处于昏迷状态。尽管家人曾向当局要求查验他是否有任何外伤，警方不准他们仔细验看。陈于11月6日做脑部紧急手术之后死亡。
5月15日，在天安门抗议30周年纪念日和6月9日香港示威前后，贵州警方拘押了黄燕明25天。国家安全部官员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将他关押在贵阳的一个旅馆中。没有宣布任何指控。
6月，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于2017年涉嫌非法拘押和殴打一名来自江西的上访者的12个人进行刑事审判。来自上犹的上访者陈裕咸在北京被嫌疑人带走8小时之后死亡。据报道，这12名嫌疑人来自一个非法犯罪集团，他们以一个汽车租赁公司为幌子，与当地官员有密切联系，被其要求拦截这个访民。至年底北京法院尚未做出判决。
尽管法律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隐私受到法律保护”，但当局经常不尊重公民的隐私。法律要求执法人员在搜查房屋之前要获得搜查令，但执法人员往往对这一条款置若罔闻。公安局和检察官有权不经司法审查自行颁发搜查令。仍然不断有关于警察强行闯入的报道。
当局监控私人之间的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和其他数码通信。当局还拆开并审查国内和国际邮件。安全部门经常监视并进入民宅和办公室搜查电脑、电话和传真机。外国记者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一些个人物品被搜查。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发现了被认为是政治敏感的材料，记者要被迫签署文件说明他们是“自愿”将这些文件留在中国的。
据媒体报道，公安部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万计的摄像头来监控一般民众。一些人权组织称，当局越来越依赖摄像头及其他一些手段来监视和恐吓政治异议人士、宗教领袖及其支持者、藏人以及维吾尔人。这其中包括面部特征识别和“步态识别”视频监控，使警察不但得以监控事态而且能够快速识别人群中的个体。对电话和互联网通讯的监控与干扰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尤为普遍。政府在西藏自治区和自治区以外的藏区的寺庙中设置了监控摄像头（见“西藏”特别部分）。法律允许安全人员在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时中断通讯联络。
“人权观察”称，国家安全部与信息技术公司合作创建一个“大规模自动化语音识别与监控系统”，这个系统与已经在新疆和安徽使用的系统相类似，用以帮助破解刑事案件。根据一个参与制造这个系统的公司所言，该系统的程序可以解读普通话以及包括藏语和维吾尔语在内的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在很多情况下其他与生物特征有关的数据，比如指纹和DNA，也都被储存起来。这个数据库中的信息不仅取自罪犯和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全部的移民工以及所有申请护照的维吾尔人。
因城市开发而强制搬迁的事件在一些地区继续发生。对搬迁条件或补偿不满而举行抗议的现象很普遍，当局起诉了一些组织抗议的领导者。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开发项目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村民被迫搬迁。
公民与政府当局之间有关房地产的纠纷有时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这些纠纷的原因常常是当地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对拆迁居民赔偿很少甚至不予赔偿，而且对当地官员从事房地产交易又缺乏有效的政府或媒体监督，对被拆迁居民也没有提供法律救助或其他解决纠纷的机制。虽然中央政府声称已进一步加强了控制非法征地行为并制定赔偿标准，但问题仍然存在。
各级和各地政府继续试行“社会信用系统”，该系统收集大量信息用来为个体和公司评分，以解决“社会信任”缺失的问题，强化金融信贷工具的使用以及减少公共腐败。社会信用系统还收集学业记录、交通违规、社交媒体使用、交友、遵守计划生育规定程度、工作表现、购物习惯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容。这些系统意在促进社会管控及自我审查，因为公民要为自己的言论、人际关系、甚至在关系密切的社交圈中别人与自己分享的信息承担责任。
通过监视公民的网上活动和人际关系，个人的“社会信用分”是可以用来量化其对政府忠诚度的标准之一。有迹象表明，这些系统通过个人到访网站的“忠诚度”和与其互动网民的“忠诚度”来加减分数。这些系统还建立了让公民互相监督的奖励机制。例如，在各种应用程序上创立聊天群的人要负责监督和报告任何违规内容，他们要对违规行为承担责任。
尽管政府意在创建一个统一的社会信用系统，有数个中国国内技术公司创建了几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而且这些系统的具体应用在不同省或城市各不相同。在杭州，评分系统应用于18岁以上的居民，包括了个人的教育、就业、遵纪守法（比如纳税）、缴纳医疗费用、偿还贷款、信守合同、参加义务活动以及自愿献血等信息。
个人的信用分数对其活动造成了具体的限制的案例有数起。社会信用分数低的用户面临不断增加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失去在国内社交平台交流的能力、旅行以及购置房产。
据人权活动人士报告说，另外一种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审查的情况是，当局就有关他们参与和人权有关的聊天群的事宜进行问询，其中包括了微信和WhatsApp。当局通过监视这些聊天群来识别活动人士，致使微信用户越来越多进行自我审查，甚至导致多起聊天群主被逮捕的事件。
5月，一个安全漏洞暴露了从监视北京居民小区的人脸识别系统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暴露出来的信息足以查明人们什么时候、多长时间到什么地方去过，让包括警察在内的任何能够访问这种数据的人能够形成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画面。
政府在新疆继续施行“双联户”制度，该制度从已在西藏实行了多年的制度发展而来。这个制度将居民每10户分为一组，互相监视并向政府报告“安全问题”和贫困问题，从而将普通公民变成了举报人。在新疆，政府还继续要求维吾尔族家庭接受来自政府的“寄宿”者，由官员或志愿者强行入住维吾尔人家，以监控这些家庭，发现“极端主义”的线索。祷告、拥有宗教书籍、或戒用烟酒等，都被政府视为有“极端主义”迹象的行为，有这些行为的人都可能会被拘押在再教育营里。
政府限制夫妇生育子女（见第六节，妇女）。
广东省茂名当地的警方发起了一场羞辱运动，要求当地参与了电话欺诈的嫌疑人在春节期间自首。公安部将茂名列入国内电话欺诈的主要来源。据报道，对于那些仍然在逃的嫌疑人，警方在他们的房屋外面喷上“在逃犯之家”的字迹，切断他们的水电供应，并冻结嫌疑人直系亲属的银行账号和身份证。
4月，媒体的报道显示，政府把针对新疆和其它地区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成员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扩大到其它地区，包括福建省。据称视频监视系统能够就在某个时期某社区中维吾尔人人数上升的情况提醒执法人员。
“自由之家”报告称，包括人工智能（AI）、面部识别和侵入性监视应用程序在内的监视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渐增多的警方对用户数据的介入，已经使中国成为“技术的反乌托邦”国度，助长了对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普通用户的迫害。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监控技术的主要供货商，包括面部识别系统、智能城市/安全城市平台，以及智能警务技术。
第二节 尊重公民自由，包括：
宪法阐明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但当局限制而且不尊重这些权利，当行使这些权利与中共利益相冲突时尤为如此。当局继续越来越严密地控制所有的平面、广播、电子和社交媒体，并经常利用它们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中共意识形态。当局审查和操控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期间和议题上尤为如此。
言论和表达自由：公民可以在私下小范围地讨论许多政治话题而不会受到官方惩罚。但是，当局经常对那些质疑中共合法性的公民采取严厉的行动。一些独立的智库、研究小组或研讨会报告称受到压力，被迫取消某些涉及敏感议题的会议。在公开演讲、学术讨论和媒体评论或在网上发表政治敏感言论的人仍会遭到惩罚。此外，公共场所电子监控的增加，同时有许多公民的日常互动向数码空间转移，标志着政府监控日常生活的百分比正在增长。小组或同伴间在社交平台上和通过信息应用进行的聊天都受到当局的审查、监控并采取行动。
在政府多年来愈发增强的压力下，著名的经济智囊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于8月关闭了大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93年，10年前在中国还是一个备受尊重的机构，有传播理念和促进与政府领导人对话的空间。在过去几年里，其网站和公共办公室被关闭，至8月该机构已结算清盘。
4月19日，子肃被成都一家法院判处4年徒刑，罪名是颠覆罪。子肃是云南党校的退休教授，因写公开信质疑习近平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中共领导人而于2017年被拘押。在他2018年年12月被审判之前，政府提出如果他解聘自选律师，改用政府指定的律师，就会缩减他的刑期。子肃同意了，他的刑期也从10年被减少到4年。
9月，四川省一家法院以“寻衅滋事”为由判处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30个月有期徒刑。黄曾呼吁直接选举产生党内领导人。他被拘留了几个月，然后才被允许聘请律师。随后他被告知，如果解聘他的律师并接受法院指定的律师，能够换取更宽大的判决，他照做了。
9月19日，成都市古城乡的当地警方以陈云飞因发表评论支持香港反送中条例运动而被拘留。陈对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公开表示支持，并呼吁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与抗议者进行对话，以寻求解决方案。
无数公民因“传播虚假新闻”、“非法信息传播”或“在网上传播谣言”而被捕和拘押，其范围从分享政治观点或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到分享与敏感议题有关的事实报道。 例如，在河南南乐，一名网民因在微信上传播有关化工厂爆炸的“假新闻”而被捕。在连云港，警方因“互联网谣言”逮捕了22人；在湖州，一名网友因“散布谣言”而被捕，他声称他只是在分享政治观点。
这种趋势在新疆尤为明显，政府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多层面的现实与虚拟的控制系统，用来制止人们的自我表达或从事其宗教或传统信仰。除了在该地区建立的庞大的再教育营系统之外，政府和共产党还实施了一个限制个人言论和网上言论的系统。在新疆，警方经常拦截某些民族和信仰的人，要求检查他们的手机以获取被认为是不恰当对话的证据。该年度中，政府显著扩大了这个系统的自动化程度，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摄像头和其他电子设备来监控所有的言论及行动。新疆当局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库，跟踪该地区居民的行动、移动电话应用程序甚至用电量和汽油用量。
政府还试图限制对他们的新疆政策的批评，甚至在境外也是如此，干扰世界各地的学术讨论，恐吓人权维权人士。新疆政府官员拘押了多名海外活动人士的家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要求一所比利时大学从其网页上移除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批评信息；2月，该条批评信息的比利时作者报告说，中国政府官员扰乱了在法国史特拉斯堡举行的以新疆为主题的一次学术会议。由于政府官员对其仍居住在中国的家人施加威胁，许多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因恐惧而禁言；那些威胁有时是传送到中国的家人那里，有时则由中国政府驻外官员传达。
中国政府对不受其认可的观点的限制越来越严厉，即使这种表达来自海外也是如此。在网上，中国政府扩大了控制全球信息传播的做法，同时还向外国政府输出其电子信息控制手段。该年度中，关于外国记者和海外华人因批评中国政策而受到中国政府人员骚扰的报告有所上升。这包括了发布在推特等被中国屏蔽的平台上的批评言论。
10月，中国当局公开谴责了职业篮球队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对香港抗议者表示支持的推文，同时国有的中央电视台取消播放美国职业篮球队访问中国的比赛。外交部派他们驻休斯顿领事馆的一名官员亲自向休斯顿火箭队宣布这个声明。同样，12月中国国家电视台取消了一场英超足球比赛的转播，原因是该队的球员梅苏特·厄齐尔（Mesut Ozil）在推特和Instagram上发布消息，谴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采取的政策；推特和Instagram在中国都是被屏蔽的。
7月，大连警方拘捕了仅被称为“卢某”的一名男子，原因是他在网上发布亲日反华内容的漫画。共产党控制的《环球时报》指控卢是“精日”分子，鼓吹日本右翼政治和军国主义。据报道，2018年3月，外交部长王毅批评这种画亲日漫画的人是“中国的人渣”。
5月，安徽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逮捕了创作将中国人描绘成猪的漫画书的漫画家张东宁。警方声称，这些图像“歪曲了历史事实，践踏了民族尊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至年底张仍然在羁押中。
中国政府利用大陆的经济杠杆来压制香港的言论自由。为了回应8月份在香港举行的抗议活动，大陆政府告诉香港国泰航空，禁止任何参与“非法示威、暴力或有过于激进的行为”的员工在进入中国领空的航班上工作。
出版与新闻媒体，包括网上媒体：中共和政府继续对所有的出版物、网上及广播材料保持绝对控制权。只有官方媒体机构才能得到政府批准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或其他被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尽管中共及政府没有对所有出版和广播的内容作出详尽指导，但却保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来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报道某个问题，或者干脆下令禁止报道。
在本年度中，官方媒体报道报道说，高层当局发布了共产党内部规定，详细列出对没有坚守意识形态规定的人的惩罚，命令进一步打击非法的互联网账号和平台，并指示媒体进一步推进政府的利益。
继2018年重组监管制度之后，政府继续收紧对媒体和公共话语空间的管控。中宣部在监管和指导中国的媒体做法和政策方面拥有最终话语权。重组后形成了三个由中宣部控制的独立的行政实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国家电影局。虽然从表面上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仍然在国务院的领导之下，但其党委书记还兼任着中宣部副部长。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直接管理包括网上新闻媒体在内互联网内容，同时也促进中共的宣传。国家网信办成为代表新近成立的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办公室，该委员会名义上是由习近平主席主持的。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负责该机构的日常运作。它在规范网上媒体做法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威，并在规范和管理网上信息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网信办于2018年11月宣布的“清理”互联网工作一直持续到2019年。作为网信办2018年提出要求的一部分，那些可能被用于“社会动员”或导致“公众舆论重大变化”的互联网平台必须提交有关其活动的报告。1月23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一个声明，确认其打击互联网内容的又一个步骤。4月6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宣布为期8个月的打击网上“低俗内容”的措施。根据这个说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责成地方当局对包括社交媒体、直播、视频和网上游戏在内的网上平台进行检查。7月，国家网信办命令26个博客和音乐应用程序关闭、暂停服务或接受监管人员的约谈。根据网信办的一个通知，这些应用程序都受到了调查，并被认定它们传播了“历史虚无主义”。
2018年，政府指示将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合并成一个被称为“中国之声”的新的超级媒体集团，以“加强党对重要舆论立场的集中建设与管理”。
出版所有的图书和杂志仍旧需要国家颁发的出版号；出版号收费高昂，而且往往难以获得。与过去一样，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广播媒体和图书出版商都隶属于党政机构。有为数不多的印刷出版企业有一些私人股权，但是没有民营性质的电视台或广播电台。中共指示国内媒体不要对某些议题进行报道，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
在国有的《北京日报》指出一些电视剧“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后，2018年流行的多部国产电视剧被停播。其中一部电视剧是有关乾隆皇帝和他的嫔妃们的。尽管2018年播出的那些剧集在网上仍然存在，许多电视台都从其2019年的节目计划中取消了类似时代的剧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随后于3月末也对历史剧发出临时禁令。中共还检查图像的政治正确性，以确保漫画以及纪录片都支持中共。其中一个例子是，在发现国产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Go, Go, Squid）中使用的地图没有展现台湾和海南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后，该剧受到了调查。
记者在政府严格管控的环境中工作。只有获得政府官方认可的新闻记者才被许可发布平面或网上新闻。中共不断监测记者们各种形式的报道，包括平面新闻、电视报道以及包括直播在内的互联网新闻。记者和编辑们都进行自我审查以保持在中共划定的界限之内；越界会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惩罚，而这种界限可能是模糊的。尽管中国不断增加的互联网用户要求用最新技术来讲述有趣的故事，政府当局对那些新技术（例如网上直播）实施管控，压制新的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
由于中共不认为互联网新闻公司是“官方”媒体，这些公司都受制于会削弱其运行的法规，并且被禁止报道潜在的“敏感”消息。据全国记者协会2017年在国家新闻媒体上的最新报道，中国有23万1564名具有正式资格的记者。只有1406名记者从事网络新闻工作，其中大部分都就职于诸如新华网或中国日报网等国有媒体。其他网络媒体也报道重要消息，但是他们必须限制自己的方式和话题，因为他们未获得官方批准。
1月，政府官员拘押了网上劳工新闻媒体“微工汇”的主编杨郑君，该媒体报道了中国劳工的有害工作环境。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3月20日，警方在其广州的家里拘捕了劳工维权人士、公民媒体杂志《新生代》的编辑危志立。有19天的时间他被禁止与律师见面，期间警方在深圳第二拘留所5次审讯危。美国之音报道称，当局禁止危的妻子郑楚然对外国媒体讲述她丈夫被拘留的情况。3月20日警方在广州还拘押了危的同事柯成兵，但直到年底也没有关于其状况的信息。8月，当局正式逮捕了杨、危和柯，并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起诉他们。
6月，重庆当局宣布，他们将刘鹏飞定罪并判处他两年徒刑，罪名不详。刘是一个转发外国媒体中文文章的微信群主，于2017年被拘押。在公布判决结果之前，刘的情况和拘押地点一直不明。
8月1日，重庆警方逮捕了以前是记者的张家龙。尽管据说警方是因张在2017年及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而逮捕他，却没有正式公布罪名。张是著名的记者和反新闻审查活动人士，曾任腾讯的编辑，因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见面而被解雇以后，于2014年停止公开发表文章。至年底张的下落仍然不明。
暴力与骚扰：政府经常妨碍媒体工作，包括阻挠公民记者。一些记者报告说，在报道敏感话题时会受到人身攻击、骚扰、监视和恐吓。政府官员使用刑事起诉、民事诉讼和包括暴力、拘押和其他形式的骚扰在内的其他惩罚手段来恐吓作者和记者，以阻止他们就广泛的话题发布未经批准的信息。
海外记者的家人也面临骚扰，时有拘押发生，藉此来报复他们海外亲属所做的报道。截至年底，位于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的记者们仍有几十名亲属在新疆失踪或被任意拘押。
记者如果发表质疑政府的观点就可能要面临降职或失业。在很多情况下可能的信息源会因为实际存在的政府压力或对政府压力的恐惧而拒绝与记者会面。据多名记者报告称，在本年度中，审查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被认为是敏感的”。比如，尽管在过去几年中商业新闻报道相对不受控制，但即使是这类话题，许多记者的联系人也都不愿再公开谈论。本年度中当局关押了许多从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工作的记者。
6月10日，中共北京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严重违纪违法”的罪名指控备受欢迎的《新京报》前出版商和联合创始人戴子庚。
中国记者黄雪琴因报道中国的“#我也是”（#MeToo）运动而著名；她在发表了与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有关的文章之后于10月在广州被捕。官方指控她“寻衅滋事”。直至年底她仍在被拘押中。
中央和地方的中共宣传部门仍然严格限制外国记者，尤其是在敏感时期和各种纪念日。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FCCC）于1月发布了一个报告，详细描述了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情况。在对外国记者俱乐部问卷作出回应的记者中，有超出半数（55%）的人说在过去的12个月中报道环境进一步恶化。他们报告说，政府一直监视外国记者，手段包括使用人员和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手段。在回答问卷的人中，有91%的记者对自己电话的安全性表示担心，66%的人担心在自己家里和办公室里受到的监控。有半数的记者说，这种监控削弱了他们在中国进行报道的能力。
8月，一名为外国媒体工作的加拿大记者在广东作报道时被拘押。当地警察在一个农村地区拘押了该记者和一名中国新闻助理，然后用车将他们带到一个较大城市的派出所，扣押了7个小时，没收了他们的电子设备，复制了两人手机里的所有信息，并且在将他们送上火车离开前试图迫使中国同事签署认罪书。官员跟随他们上了火车，将二人分开，并继续恐吓他们。
在香港抗议期间，大陆政府当局加剧骚扰外国记者，在香港附近的过境点、北京机场和其他地方阻拦了许多记者，以签证问题威胁他们，并复制他们的电子设备内容。记者们说，这妨碍了他们收集和传播抗议活动的报道的能力。
外国媒体机构报道说，外国新闻机构的中国当地的雇员受到官方骚扰和恐吓。一名中国公民在协助一位外国记者报道的旅途中被当地警方拘押，他被绑在椅子上整整一天之后才获释。政府官员联系并骚扰了许多中国公民雇员的家人，试图以此施压来迫使他们离开工作岗位。这类案件中的中国公民和他们的外国雇主都缺少求助途径，而且他们由于担心遭受更大的压迫而不愿向当局告状。
在新疆，政府对外国记者的骚扰尤甚。据外国记者俱乐部1月的报告，2018年到新疆去的28名外国记者中，有26人报告说政府官员告诉他们限制或禁止报道。这种情况在2019年仍然继续，许多外国记者报告说他们在新疆总是受到跟踪，政府机构插手阻拦他们进入一些地区，恐吓当地居民使他们不敢与记者交谈，并叫停记者，抢走他们的像机，强迫他们删除图像；这样的情况有时一天会发生多次。
外交部官员继续将特别面谈作为绝大多数外国记者签证年度更新的一部分。在面谈中，官员会对记者施压，要他们少报道人权问题，提出记者们不能逾越的报道“红线”，有时候还会威胁他们不给续签签证。由于难以得到签证，许多外国媒体机构仍然难以扩大或维持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新加坡公民王春翰撰写的有关习近平主席表弟有财务问题的文章之后，外交部取消了作者的记者证，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他在中国工作的能力。在对取消王的证件的决定做出解释时，外交部特别指出，“外国记者在恶意抹黑中国，我们不欢迎这样的记者。”在一些情况下，记者发表了批评中国政府的新闻之后只得到6个月甚至3个月的签证，使他们无法在中国有效地工作。其他一些媒体组织无法在透明的系统中为新记者提交签证申请，外国记者在提交或处理签证申请之前就要受到政府官员的审查。一些外国媒体机构不愿意公开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政府进一步的反弹。
当局继续对在外国媒体机构中供职的中国公民实行严格限制。外国媒体机构中国籍员工行为准则用开除或取消资格来威胁那些进行独立报道的中国员工。该准则还指示中国员工向其雇主提供有助于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信息。
报道商业问题的传媒机构相对受到较少限制，但是宣传官员的事后审查体制鼓励编辑们做自我审查，以避免无意中刊登未经授权的内容而受到处罚带来的损失。
政府官员还试图压制中国境外的媒体。尽管在前些年这样的做法主要针对的是中文媒体，但在本年度中有更多的报道说，无论批评中国的媒体使用的是什么语言或位于什么地方，都可能会受到压制。3月，政府官员警告瑞典一传媒机构停止其“严重政治挑衅”的行为，原因是该机构发表了一个瑞典语的社论，对一个中国官方反对的观点表示支持。另外一个政府官员威胁一名俄罗斯记者，如果他不将在俄语报纸上发表的一份详细讲述中国负面经济统计数据的文章撤回的话，就要把他列入黑名单，
审查或内容限制：中国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给予各级政府宽泛的权力来根据内容限制出版，包括规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报道特定问题。尽管外交部每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基本上是对外开放的，国务院信息办公室也安排了其他政府机构的发布会，但记者不能自由地参加其他新闻活动。国防部和商务部继续有选择地允许外国媒体参加有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供本国记者使用的官方指南通常语焉不详，宣传官员可随意修改，并可追溯执行。宣传部门强迫报社和网上媒体解雇发表内容与官方政策不一致的文章的编辑和记者，并暂停或取缔出版物。记者、作者和编辑仍然要进行广泛的自我审查，尤其是因为宣传官员进行的出版后审查包含了不同程度的责罚。
报道了敏感问题的记者依旧会被逮捕和解雇。刘万永是中国少数几个著名的调查记者之一，他宣布退出记者职业，指责调查和发布准确新闻的空间在不断缩小。包括前国家广播电台评论员王志安在内的多个博客作者的微博账号被封。
中共中央宣传部命令媒体严格按照权威部门提供的信息报道，尤其是对敏感事件或重大事件的报道。这类指示往往还警告媒体不准报道与党和官员的名誉、健康和安全以及外交事务相关的内容。
对公众对习主席描述的控制有所增加，审查员会迅速关闭任何与官方媒体表述不同的内容。社交媒体仍然继续阻止发布维尼熊卡通形象，因为互联网用户用维尼熊来代表习近平主席。社交媒体帖文不允许与习近平和中国其他主要领导有关的评论。
外国记者要进入西藏自治区、其他藏区或者新疆从事报道而不受到严重的干扰极为困难。试图在其他敏感地区做报道的外国记者也遇到限制进入或受干扰的问题。根据外国记者俱乐部1月的报告，回复问卷的记者报告说，在新疆（93%）、朝鲜边境地区（56%）、内蒙古（67%）、钢铁生产区等工业区（100%）以及其它地区都遭遇到政府的干扰。
国内电影继续受到政府的审查。7月，政府的电影监管机构国家电影局的负责人在一次对政府官员和电影制造业代表的讲话中说，勉励他们利用电影来宣传中国的政治价值观。该年度中政府禁止发行许多新电影，包括一些著名导演和高额预算的制作，因为它们没有通过政府审查。尽管已经播放过多个剧情预告片，花费8000万美元制作的历史战争片《八百壮士》还是在7月5日发行日之前从发行名单上被去除。同样的，2月，由世界著名导演张艺谋制作的电影《一秒钟》因“技术问题”在柏林电影节开幕前数日退出；这是中国电影审查惯用的委婉说法。由于没有得到中国当局必要的许可，另外一部电影《好日子》也退出了同一个电影节。国家电影局局长明确鼓励国内的电影制作人寻找更“有价值和重大”的主题，从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获取素材。
10月，当美国的喜剧节目《南方公园》播出了一集描述中国审查制度的节目以后，当局禁止电视台和互联网播放该集以及其它《南方公园》的内容。
主要限于在宾馆和外国人聚居区播放的海外新闻播报也要受到审查。一些外国报纸和杂志的个别日期的报纸和期刊偶尔也会因为含有过于敏感的文章而被禁。国际杂志上有关敏感问题的文章会被拿掉。电视新闻在播放敏感主题的时候会遭到屏蔽。
就政治敏感事件的报道而言，对中文的审查最严格，其次是英文，然后才是其他语言。政府禁止一些被认为过于敏感的国内外电影在中国上映，或者会将有关部分删除才允许上映，其中包括了《波西米亚狂想曲》和《壮志凌云：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根据政府规定，当局必须对在中国放映的每一部外国电影授权，每年放映总数不得超过50部。
当局继续禁止出版他们认为内容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图书。法律仅允许获得政府批准的出版社出版图书。未经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有关省级出版机构批准的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或电子出版物不得出版发行。未经政府批准试图出版的个人面临监禁、罚款、没收图书和其他形式的处罚。中共控制出版行业的手段还包括事先将某些议题列为国家机密。
5月，媒体报道说，重庆和云南有3名政府官员因“秘密购买、阅读和保存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海外图书及出版物”而受到处分。
秋季，教育部指示所有的学校图书馆审查其收藏的图书，销毁那些“破坏国家统一、主权或领土；破坏社会秩序及社会稳定；违反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以及抹黑或污蔑党、国家领导人和英雄人物”的书籍。甘肃省镇原县国有图书馆的官员对此作出回应，将“非法图书、宗教出版物，尤其是有偏见的图书和文章”成堆焚毁；图书馆的网页发布了相关通知和照片，在网上广为传播。
出现了新的境外图书审查案件：政府审查员要求在国内印刷的图书都必须符合政府的宣传指南，即使那些书是外国作者写给外国读者看的也不能例外。2月，澳大利亚的一个书商报告说，中国官员不准一个中国公司出版一本含有他们不认可的政治内容的书籍，即使该书印刷后马上就会被运送出中国也不行。
政府颁布禁令禁止销售未获得进口许可的外国出版物。这也包括了禁止网上销售平台销售未经政府批准的“海外出版物”，包括图书、电影和游戏。该禁令也适用于与出版物有关的服务。
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0周年纪念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阻止公开提及那个历史事件，不仅是在中国，甚至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国内，政府提前针对包括大屠杀受害者年迈的父母在内的那些潜在批评者，将他们关押起来或者暂时将他们赶出主要城市。网上审查幅度有所提升，即使是间接提及该事件和相关图像，政府的审查员也会粗暴地将其从所有的网上平台屏蔽掉；例如，被屏蔽的图像中包括一个用几本书排列成队面对一只烟盒的图像，它会提醒人们联想到那个在北京街头一名男子面对坦克的著名视频。在正常情况下能够在中国登录CNN网站，但6月4日却被屏蔽；而且在CNN做现场报道之时，有关官员在新闻播报员和摄影师之间往返奔走，强制要求他们终止报道。其他国际媒体机构也因针对该纪念日做报道而面临更多的监管和拘押，包括有一名记者被拘押了6个小时。审查人员和国内的互联网公司都说，在机器学习和语音及图像识别技术的帮助下，用来发现和屏蔽与1989年镇压有关内容的工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准确度。
新颁布的《英烈保护法》将侮辱和诋毁著名共产党员视为非法。国家网信办援引该法律，命令国内一个主要的新闻应用程序Bytedance更正“诋毁”著名的共产党历史人物方志敏的信息，并惩处发布该信息的个人。四川警方以违反《英烈法》的名义逮捕了一位知名的女性博客作者，因为她发布了一个视频，视频中她将一条“象征着革命传统”的红围巾与“不合时宜的超短裙”搭配。3月28日，这名在判决书中仅被称为“唐”（Tang,音译）的博主被法院判处了12天监禁、罚款并命其删除该视频。
当局经常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说明限制言论的正当性。尤其是政府领导人通常以恐怖主义威胁的借口来限制穆斯林人士和其他宗教少数民族的言论自由。这些都是限制新闻传播、出版物以及其他言论压制的基本理由。
互联网自由
政府严格控制并高度审查国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大部分互联网用户通过移动设备上网。有6亿8600多万人，或者说是有四分之三的移动互联网用户通过社交和网上媒体获取新闻。
尽管互联网非常普及，其内容却受到当局严格的审查。政府在全国、各省和地方继续雇用成千上万的人来监督电子通讯和网上内容。据报政府雇用人员在各种网站上推广官方观点、反击网上出现的不同观点。互联网公司也自行雇用数以千计的审查员来执行中共和政府的禁令。一旦政府官员因其内容而批评或暂时屏蔽了一个网上平台，该平台的上级公司就必须雇用更多的内部审查员，致使每个公司要为此雇用成千上万以至数万人，极大地增加了员工需求量。
1月的前三个星期，国家网信办关闭了730个网站和9300个移动应用程序，而且在这年的第二个季度关闭了总共2899个网站。国家网信办宣称，到4月为止已经删除了700万条网上信息和9382个移动应用程序。这些被移除的信息都因含有不当内容而被视为“有害”，其中包括政治敏感的材料。例如，据报道仅在7月份国家网信办就收到将近1200万条关于“非法和有害的”网上信息的“有效”举报。
国家网信办还专门命令腾讯的“天天快报”新闻应用程序做出改变，国家网信办的声明指责它一直在扩散“有害的并且损害互联网生态环境的低俗信息”。2018年，作为全行业收紧视频游戏市场的一部分，腾讯游戏平台上的视频游戏新产品审批被冻结了9个月，但批评新闻应用程序这还是第一次。2月下旬，腾讯的流行信息应用程序“微信”宣布，自年初以来已经关闭了4万多个公众号，删除了7万9000篇文章。该声明说，被关掉的公号内容“虚假、夸张和粗俗”，“传播了绝望和沮丧的文化”，“损害了用户的品味”以及该平台的整体环境。
法律规定在中国国内运行的互联网平台公司须控制在自己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否则就会面临惩罚。据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说，在中国国内的微信用户其聊天信息和图像都要受到自动过滤，这限制了他们自由交流的能力。
4月8日，流行的社交媒体“微博”（与推特相似，由新浪拥有）宣布，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暂停了50多个受欢迎的账号，因为这些账号里包含了“政治上有害的信息”。这些账号的拥有者收到微博的通知说，账号暂停90到180天。账号拥有者包括著名学者于建嵘，据报道他已经数年没有发布敏感信息了，但在他的账号被关闭的时候仍受到720万人的关注。
政府继续发布一系列规定，用于实施2017年生效的《网络安全法》。该法允许政府“监督、保护和处理源自国内或国外的网络安全风险及威胁”，并确定，利用互联网“制造或传播虚假信息以破坏经济或社会秩序”属于犯罪。该法律还规定，允许安全机构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时中断某个地理区域全部的通讯网络，但在该法通过之前当局已经采取过这种措施。
1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权威性的新闻，称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两个关于短视频市场规定的新文件，其中一个是有关网络平台的规定，另一个是关于内容审查的。新的审查措施对网上短视频施行了更为严格的标准。这个据信是根据政府指示发布的指南，禁止发布从视频用户穿着共产党的戏装到“提倡拜金和享乐主义”等100种不宜的内容。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文件公开谈了要求那些网上视频服务商执行的“内容审查”标准。其他应该被删除的内容包括“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损害中国形象的内容”、“恋脚癖和性呻吟”以及“调侃国歌”等。这些文件要求网络平台要随着业务的增长与改变扩大其内部审查团队，对每天在其平台上发布的每1000个新视频要配备至少一个“内容审查”员工。
国家网信办关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规定要求网站、移动应用、论坛、博客、即时通讯服务和搜索引擎都要保证，对政治、经济、外交的新闻报道或评论都符合官方对“事实”的认定。这些规定将对传统媒体早已有之的控制扩展到了包括网络及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媒体，以保证这些新闻来源也符合中共的指示。
6月，审查人员突然关闭了从事金融新闻整合的《华尔街见闻》（wallstreetcn.com）的移动应用和网页；该移动应用已经被下载过1亿多次。该年度早些时候，监管机构因无许可证发送新闻、扰乱“网上新闻秩序”而对《华尔街见闻》施行罚款。在关闭通知中国家网信办称，《华尔街见闻》违反了网络安全措施。
国家网信办还规定所有的直播平台、视频平台、商业网站、门户网站以及应用都向国家网信办登记。有执照的中央媒体及其附属机构的网上内容平台不需登记。
法规规定在诸如微博和微信等博客或即时通信平台上传送视听材料必须具备特别许可。平台管理者直接负责保证用户发布的内容符合其许可范围。这包括电视节目、电影、新闻节目以及纪录片，很多网民仅仅通过社交媒体渠道来消费这些内容。规定禁止上传任何业余人士制作的、符合新闻节目定义或关于“敏感”话题的内容。
2017年完成的网络安全法也加强了在网站和社交媒体实行实名登记的规定，对向未提供实名信息的用户提供服务的网络运营商加以惩罚。作为回应，百度和新浪微博宣布，那些没有用实名登记的账户在使用一些网站功能（如对网贴的评论）方面会受到限制。邢台和上海的网吧也开始使用人脸识别手段来与用户身份证上的照片做比对。3月，在上海外围的一个化工厂爆炸以后，地方政府对媒体为了捕捉爆炸镜头而发送的无人机实施干扰。
政府继续致力于限制使用“未经授权”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尽管政府允许包括一些主要的国际公司在内的用户继续使用经授权的虚拟专用网络，许多小公司、学术界以及公民都被禁止使用VPN。3月，河南省一家法院以“非法提供入侵电脑信息系统的工具”的罪名起诉孙东洋，因为他经营着一个提供VPN和其他翻越政府防火墙的网站。
中国政府定期惩罚那些被发现使用未经授权的VPN的人。而同时政府又默许网民使用VPN到访推特、脸书、电报（Telegram）以及其他通常在中国是无法到访的网站，目的是攻击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观点。例如，中国驻外大使馆和官媒分支机构经常在推特、脸书和油管用中文和英文发帖。
2018年12月，珠海法院在一次不公开庭审中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著名反审查活动人士甄江华两年徒刑。他于11月8日获释。甄的网名是GuestZhen，据报道他曾经为国内互联网用户提供翻越防火墙的指导，使海外能够看到其帖文。他还曾经是一个名为“权利运动”网站的执行管理者，该网站帮助收集和传播维权信息。
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在内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主要国际新闻和信息的网站以及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的网站都被屏蔽。本年度中中国政府进一步限制了这一空间，又通过所谓的“防火墙”增加了对《华盛顿邮报》、《卫报》、《赫芬顿邮报》、澳大利亚的《时代与新闻》以及维基百科网站的屏蔽。
政府的审查人员继续屏蔽与敏感话题有关的网站或网上内容，诸如台湾、达赖喇嘛、西藏、新疆和1989天安门屠杀等。本年度发生的香港抗议受到了严厉的选择性审查：一开始中国政府压制媒体报道对抗议的任何提及和网上与抗议有关的任何讨论，随后开始允许甚至鼓励批评抗议者的报道，同时继续禁止正面或中立报道的与抗议者有关的消息，包括对抗议者详细的民主诉求和要追究警察责任的报道。
8月5日，中山大学的博士生陈纯加入了香港的抗议并在他的微博账号上发表了他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其他网民向广东警方举报了他，他的账号随即被关闭。
对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外用户的新闻审查也有所发生。11月，“字节跳动”（Bytedance）公司辖下的“抖音”屏蔽了一个外国用户的账户，该账户发布了一个关注新疆持续不断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视频。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之后抖音恢复了他的账号，并且承认，她的视频被暂时删除是“由于人为的管理错误”。
中国政府还惩罚中国公民在海外期间于外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表达意见的行为。11月，武汉的一个法院判决罗岱青6个月监禁，罪名是“寻衅滋事”；罗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组讽刺中国领导人的图像。罗在明尼苏达留学期间发布了这些图像，他7月回武汉探亲时被逮捕。
中国政府还大力加强了对商业和经济信息的审查。6月，至少有10个知名的发布财经新闻与财经分析的博客被关闭，过去发布的所有内容都被删除。这一做法与中国政府宣传部门发布具体的关于中国经济新消息是同步发生的。
成千上万的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站仍然被屏蔽，包括脸书、推特、Instagram、谷歌以及油管。
尽管在中国受到屏蔽，推特估计仍然有数百万的中国用户。中国政府最近一轮对推特的注意始于2018年。居住在北京的一名中国异议人士说，北京市公安局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两次传唤他，并拿出多页打印出来的他的推文作为证据。监视互联网的人和活动人士收集了至少40个由政府人员亲自出面要求用户删除其推文或关闭其推特账号的案例。一名用户在拘留所度过了15天，警方同时威胁了另外一位用户的家人，还有一位推特用户被铐在椅子上审讯达8小时之久。
在本年度中，当局继续操纵个人推特账号中的内容。有报道称，当局强迫一些人让其进入他们的推特账户，然后当局借此删除他们的推文。3月，一个专门使用公开数据来认真分析政府活动的推特账号@AirMovingDevice背后的匿名网民宣布，她或他将删除以前所有的推文并停止交流，并且说：“我无意颠覆国家或党的权威。”
当局继续监禁多个和平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互联网作者。7月29日，四川一个法院判决著名博客作者黄琦12年监禁，罪名是“故意泄漏国家机密”和“向外国机构非法提供国家机密”；黄是中国互联网先驱，中共曾经表扬他利用网络来“抵抗社会疾病”。该指控来自黄在“64天网”博客上公布侵犯人权案例的做法。黄琦以前已经入狱两次，共坐牢8年，原因是他在博客上揭露了地方政府的渎职和残暴行径。黄在被刑满释放之后继续进行其博客活动。
1月29日，湖北的一个法院判决刘云飞5年监禁，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他经营着一个公布政府腐败和侵犯人权情况的新闻门户。此外还有接连不断的针对对外国网站、记者和新闻机构进行网络攻击的报告，这些媒体发布了中国政府限制中国互联网用户访问的信息。和过去一样，政府有选择地屏蔽由外国机构运营的网站，其中包括卫生组织、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社交网站以及搜索引擎等。
继2017年政府宣布同性行为/关系是“非正常的性关系”并禁止描述这些行为之后，有关同性恋行为/同性关系和使用准确的科学术语描述生殖器仍然受到禁止。一个以女同性恋者为主题的微博账户于4月突然被关闭，几个星期之后又重新开放，超过14万3千个用户在这个账户中交换信息。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有数个描述主角同性恋关系的场景，在中国影院版中都被剪除。
尽管这种审查能够有效地使普通用户远离有敏感内容的网站，但许多用户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绕过了审查。在中国国内能够获取境外代理服务器的信息和规避审查的软件，但很多时候会受到防火墙的限制。诸如电报和WhatsApp之类的加密通讯应用程序经常被中断，尤其是在一年中的那些“敏感”时期。
《国家保密法》要求互联网公司全面配合对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案件的调查，一经发现立即停止传输此类信息并向当局举报此类犯罪行为。此规定定义泛泛而且没有明确的限制。此外，这些公司还必须按照当局的指令从其网站上删除此类信息，否则将会受到警方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的惩罚。
6月9日，居住在深圳的基督徒和当地民主运动的前参与者郭永丰被九祥岭区警方传唤，这是对他在网上声言要起诉腾讯封禁他的几个社交媒体账户一事的回应。警方警告郭不准在网上发表有关维权和组织相关集会的信息，而且直到郭写了保证书之后才释放他。
政府继续限制学术自由和艺术自由，并在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限制讨论政治和社会课题。中宣部发布的限制规定和决定约束了人员和思想的交流。
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都做自我审查，他们知道与政治话题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会被认为内容过于敏感而不得发行。对艺术作品的审查与自我审查也很常见，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含有政治敏感内容的艺术作品。当局常常拒绝西方音乐家在中国举办音乐会的申请，严查文化活动的内容，并施加压力，鼓励讨论中的自我审查。
政府和中共组织部继续控制着大学里大多数领导职位的任命，包括系主任。尽管是否共产党员并不总是取得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但没有党籍的学者能够得到的晋升机会往往很少。被认为是政治敏感的学术领域（例如，民权、高层裙带关系、公民社会等等）仍被禁止。一些学者要对自己发表的内容做自我审查，面临要得出预设的研究结果的压力，或者在政治敏感时期无法召开有国际人士参加的会议。外国学者声称，政府用拒签签证、阻止查阅档案、不让做实地调查或访谈等方式来迫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做自我审查。在课堂上使用外国教科书仍然受到限制，而国内出版的教科书的编辑继续受到中共的控制。
所有专业的本科生都要修习有关马克思、毛主义、邓小平思想以及习近平思想等政治意识形态课。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了中国政府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10项战略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以及在包括中小学在内的教育系统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思想，并且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政治思想教育。
多家媒体报道称在大学校园了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表达偏离中共思想的观点的教授被解聘。3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停职，原因是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中共和习近平的政策。2018年8月，杨绍政教授因发表“政治上错误的言论和政治上有害的文章”被贵州大学开除，其中包括了一篇估算维持中共党政人员成本的文章。他被开除之后，政府剥夺了他的教学资格，致使他无法找到新的工作，同时在6月4日，公安人员以“寻衅滋事”为由逮捕了他。随后他被释放，但是当局于8月又一次拘押了他，并且取消了他的医保和社保福利。12月，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都修改了章程，增加了立志坚持共产党在学校的领导地位的内容，删除了“思想自由”的文字。复旦大学的学生高唱校歌以示抗议，校歌里提到了“思想自由”。
被学生举报有政治敏感性或不当言论的大学教授继续受到审查。有时大学会安排学生作告密者。7月，成都的一个大学教授被停止教学两年，因为学生投诉说他对中国文化和发明表示不屑。重庆师范大学的教授唐云被禁止教学并降级，因为他在有关中国作家鲁迅的教学中发表了“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在学生将其言论报告给学校的党组织以后，唐教授的教学资格被取消。
本年度早些时候，在大学校园里对学生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的镇压有所增加。1月，《纽约时报》报道说，多个著名中国大学的20多个学生被迫观看被逮捕的劳工维权人士认罪的录像，以此来向这些学生施压，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活动。据报道，还有一些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学生以及近期离校的毕业生在发表声明谴责警察使用强迫认罪视频之后被拘押，并且与外界隔绝。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说，在国际劳动节和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前夕，有6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失踪。失踪学生、劳工权利活动人士之一邱占萱发布了一个视频和一个书面陈述，详细描述了在警方羁押期间受到的虐待，包括遭到脱衣搜身以及被迫听高音量的习近平长篇讲话。
在中国联合开办学习项目的外国大学必须在校内建立中共的党委，赋予中共官员决策权。8月，路透社报道称，为了打击外国的影响，在过去6个月中逮捕和驱逐外国教师的情况有所上升。
在本学年中，学校都面临使用国际课程的新禁令。教育部强行终止了美国历史、世界历史、欧洲历史和人文地理等科目的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Advanced Placement Exam）。中国政府允许包括微积分、生物学和化学在内的其他科目的考试。
在若干情况下，当局阻止了被认为政治敏感的一些人入境，同时拒绝给一些应邀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的中国公民发放护照，原因是当局认为他们“政治上不可靠”，尤其是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另有多名应邀参加外国政府资助的交流活动并且已经有护照的人——包括一些学者——在申请出国参加项目时遭遇困难。一些学者报告说，他们必须经过批准才能够出国旅行。
中共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超越了中国的国土边境。在多次事件中，中国留学生监视和反对在校园里组织据信是批评中国的演讲或活动，这种事情经常和中国政府协调行动。2月，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一些学生向中国大使馆寻求指示，将维吾尔族活动人士托度希（Rukiye Turdush）关于中国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的演讲录像。8月，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称，中国意图操纵英国的媒体并通过英国的大学影响公职人员，其中提到了由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研究中心提供如何应对英国媒体的培训，以及利兹大学商务孔子学院将英国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高管设为目标。8月，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大学反外国干预工作组，以提高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协商，保护国家利益；这一举动出于对澳大利亚校园受到外国干预的不断上升的担忧。11月14日，该工作组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方针，旨在通过捍卫澳大利亚大学的声誉、保护学术自由以及确保学术机构和澳大利亚经济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研究成果，以此来防范此类外国干预。
当局在新疆造成多个知名的维吾尔族学者和知识分子失踪或被羁押。有些官员和学者被控是“两面人”，这是一种隐喻的说法，指的是那些在国家和党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但具有“分裂主义”或“反对官方”倾向的少数民族人士，包括不同意官方限制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那些失踪了而且据信是被关在再教育营里或者关押在其他地方的人包括国际知名的民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文学教授阿卜杜克里木·热合曼、新疆大学教授阿扎提·苏里坦、文学教授盖热提·奥斯曼、语言教授阿尔斯兰·阿卜杜拉、诗人阿卜杜拉迪尔·贾拉拉丁，以及作家亚力坤·茹孜。热依拉·达吾提的汉族学生冯思雨（音）也被羁押。当局拘押了前新疆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吾提，将喀什大学校长艾尔肯·乌买尔和副校长姆赫提· 阿布杜吾普尔撤职，他们在年底均已失踪。法院以“分裂主义”罪名判处前新疆医科大学医院院长哈木拉提·乌普尔死刑，缓期执行。根据该年度一些国际组织的报道，宗教学者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和阿卜杜勒赫德·买合苏力在再教育营中死亡。前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仍然因“分裂主义”罪名被拘押，有些人权组织报告称他已经被判死刑。经济学家伊利哈木·土赫提自2014年因与分裂主义有关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至今仍在狱中。
政府限制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尽管宪法规定和平集会自由，但政府严格限制这一权利。法律规定这种活动不得挑战“党的领导”或侵犯“国家利益”。对政治体制或国家领导人的抗议遭到禁止。对于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示威，当局不予批准，并且迅速压制。
全国各地的公民继续公开集结以抗议驱赶、强迫搬迁和不当补偿，经常会导致与当局的冲突或正式起诉。媒体报道，本年度在全国各地发生了数千起请愿。尽管和平请愿是合法的，公安官员却极少发放许可。尽管有限制，仍有很多示威发生，但当局会迅速驱散那些因各种政治不满或社会不满而起的示威，有时甚至过度使用武力。
7月，来自湖北省省会武汉市的居民抗议该市阳逻区计划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厂。媒体在2013年报道说，武汉的五家此类工厂不合格，并排放出危险污染物。抗议活动持续了数天，涉及多达1万名示威者，后来地方政府将他们驱散。
12月26日，山东省警察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警察配合，逮捕了12月初聚集在福建厦门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参与者，这些人组织了民间团体并计划在全国开展非暴力社会运动。人们怀疑他们受到的指控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颠覆国家政权”；如果定罪，后一种罪行的最低刑期为10年。年底，警察至少拘捕了四名活动人士，将其“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包括组织者丁家喜、活动人士张忠顺、李英俊和戴振亚。他们的家人都没有关于他们下落的消息。一些人权活动人士或与会者有间接关系的人逃离了中国或躲藏在国内。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人，包括人权律师，在不同的管辖区被警察拘留了几天，以进行询问和调查。
所有超过200人参加的音乐会、体育活动、健身班或其他集会都需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大量的公众集会在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被取消，或者政府拒绝为之发放许可，名义上是要确保公共安全。
结社自由
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但政府限制这项权利。中共的政策和政府法规要求所有的专业、社会和经济团体在政府正式登记并获得批准。这些法规阻止了成立自治的政治、人权、宗教、精神、劳工和其他政府认为有可能在任何领域挑战其权威的团体。政府依旧严密控制民间组织，有时会拘押或骚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
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系统非常严格，但是具体的规定会因外国或国内的组织而不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受到《慈善法》以及其他许多相关规定的管理。国内非政府组织可以登记为以下三个类别之一：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或者基金会。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都要在民政部登记，而且要挂靠一个得到正式认可的、作为其“专业监督单位”的机构。寻找一个挂靠单位并非易事，因为挂靠单位要为挂靠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承担民事或法律责任。所有的团体组织都必须报告其资金来源，包括来自外国的资金。国内非政府组织在继续调整以适应这个新的监管框架。
2016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指示，要求到2020年在所有非政府组织里建立党组织。当局称，这些在非政府组织内部运作的中共党组织能够对非政府组织在“为重要的项目、重要的专业活动、主要的开支和资金、接受大额捐款以及有外国人参与的活动等方面做决策时”“加强指导”。该指示还要求当局进行年度抽查以确认“意识形态政治工作、党建、财务和人员管理、学习班、对外交流、接受外国捐助和帮助、以及按照该组织的章程运作”等方面是否合规。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简称《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生效。该法要求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公安部登记，而且要为其运作找到一个被国家认可的挂靠单位。未能符合该规定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面临民事或刑事处罚。该法不给没有得到批准登记的非政府组织申诉的机会，并且申明，被发现违反某些规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被禁止在中国运作。该法还称，与没有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国内团体会受到惩罚，并可能被取缔。11月25日，外交部首次公开证实，公安部门已经因开展未经授权的活动对一个境外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调查并处以罚款，该组织是总部位于纽约的亚洲促进会。
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说，由于法律反映了中共的认知，即境外非政府组织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与大学，政府机构和其他国内非政府组织等当地合作伙伴开展合作越来越困难。对于大多数境外非政府组织来说，找到正式的挂靠单位很困难，因为挂靠单位要为非政府组织的行为负责，并且必须按规定承担繁重的报告工作。在公安部公布可挂靠机构名单后，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大多数政府机构仍然没有负责境外非政府组织挂靠事宜的部门。专业监督部门报告说，他们对如何执行法律以及当局对他们的期望知之甚少。如何定义非政府组织，哪些活动构成“政治”活动因而非法，这些都含糊不清，使许多商业组织和校友会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处于法律的管辖范围。政府缺乏明确的沟通，再加上安全部门的骚扰，导致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暂停或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截至12月31日，大约有510个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处（代表420个不同的组织）已根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进行了登记，其中近一半是侧重于产业或贸易促进活动。
据民政部统计，截止于2017年底，有80多万个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公共机构和基金会。许多专家认为，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实际数目要多得多。国内非政府组织报告说，来自国外的资金继续减少，因为很多国内非政府组织都力图避免这样的资助，面对新法带来的越来越多的限制，他们担心会被贴上“颠覆”的标签。非政府组织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名义存在着，包括由中共创建并资助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即官办非政府组织。这样的组织被禁止拥有任何独立性。
如果境外非政府组织要向国内团体捐款，《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要求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必须拥有办公室或者使用本国非政府组织的银行账户才能为举办临时活动收取款项。根据法律，禁止境外非政府组织用任何其他方式汇出或接收资金，而且这样的资金必须向公安部报告。该法还禁止境外非政府组织募捐或进行“营利活动”。
尽管所有的登记团体都在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有些非政府组织，主要是以服务为目的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在运作中能够少一些例行检查。当局支持一些针对扶贫救灾等社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团体从事政治或宗教活动，拒绝服从的团体会面临刑事处罚。
当局继续限制和取缔接受外国资助的本国非政府组织以及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藏民社区提供帮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旅行限制、官方对其工作人员的恐吓以及无法与当地的合作伙伴续签项目协议，几乎所有这些团体都被迫减少其活动。
请参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https://www.state.gov/religiousfreedomreport/。
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不给予国际和国内出行许可或非正式软禁的形式来禁止活动人士发声。
境内出行：当局继续严格限制出行自由，特别是在重要纪念日、外国政要来访或重大政治事件之前限制政治敏感人士的出行，并防范游行示威。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藏人的出行自由仍受到严重限制。维吾尔人在新疆和新疆之外的地区也面临苛刻的出行限制。尽管在前往其它地方旅行前要得到地方官员批准的“国内护照”已经于2016年停止使用，在进入或者离开城市时以及在公路上仍然还有证件检查站。在新疆，安全官员在诸如市场和清真寺等公共区域的入口设立检查站，要求维吾尔人扫描身份证，接受面部识别检查，并将所有的包袋放入机场式的安全检查机器。当地的汉人不受这些限制。
虽然政府仍然限制更换工作地或居住地的自由，但是全国户籍登记制度（户口）继续发生变化，大部分公民去往国内各地工作和居住的能力继续提高。尽管许多农村居民继续迁入城市，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是他们常常不能更改他们在国内正式的居住地或工作地。大多数城市对每年可签发的新的暂住证实行配额管理制度，因此，所有的就业者，包括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努力争取数目有限的暂住证。农村居民尤其难以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获得户口。
户籍登记制度增加了农村居民在城市面临的困难，即使他们在那里安家并找到了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2月发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居住在其户口所在地以外的人口为2.86亿。农民工及其家人在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方面面临重重阻碍。由于农民工不是合法登记的城市居民，许多人在其工作与生活的城市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如子女接受公共教育或社会保障服务。
从5月到7月，非北京籍居民根据市政府新发布的积分系统来申请北京户口。根据2018年开始实施的这个新政策，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有北京暂住许可、在京连续七年缴纳社会保险、没有刑事犯罪的非京籍居民可以通过积分取得户口。据报道，那些“有稳定工作、稳定住所、良好教育背景、在京成功创新创业”的人更可能在积分竞争中取得高分。
根据适用于被行政拘留的惯犯的“留场就业”制度，当局不准某些服满刑期者回乡。一些获释或者假释人员回家后没有出行的自由。
出国旅行：政府准许大多数公民合法移居海外和出国旅行。政府部门——尤其是军队——的雇员和退休人员的出国旅行继续受到限制。政府在机场及其他边境口岸扩大了对离境乘客实施的出境管制，籍此禁止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在政府任职的人出国旅行。一年来，许多律师、艺术家、作家及其他活动人士被禁止出境的情况时有发生。当局还阻止一些维权人士以及贪腐官员和商人的家属旅行，其中包括外籍家庭成员。
边境检查人员和警方有时以威胁“国家安全”作为不准离境的理由，尽管当局经常不对这种禁止离境提供理由。此类人员中大部分人都是在准备出国旅行时被当局拦截在机场的。
绝大多数公民都能获得护照，但是那些被政府视为有潜在政治威胁的人说，他们经常被拒发护照或被禁止出国旅行，这些人包括宗教领袖、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和少数民族人士。
据报，维吾尔人的护照申请，尤其是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人的护照申请，很难获得地方当局批准。他们经常被拒发护照，无法去海外旅行，尤其是无法去沙特阿拉伯朝觐或去其他穆斯林国家，也无法因学术目的前往西方国家。2016年以来，当局命令新疆的居民交还护照，或者告诉居民没有新的护照。维吾尔活动人士的海外家人也被拒发进入中国的签证。政府继续开展协调行动，迫使在海外学习的维吾人返回中国，常常是向他们在新疆的亲属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海外的亲属回国。当局还拒绝给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延期护照，迫使他们做出选择，或者返回中国，或者寻求途经在所在国保持合法身份。一旦回国，很多维吾尔人或者与新疆居民有联系的人就被拘留或者失踪了。
藏人申请护照面临重重困难，而对佛教僧尼来说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局不愿意给藏人发放甚至延期护照的做法对藏人而言等于是出国旅行禁令。藏区的汉族居民没有这样的困难。
政府继续试图禁止许多藏人和维吾尔人离开中国，很多试图离开的人被拘押。有些希望移民的维权活动人士的家属无法如愿。
流亡：法律没有规定公民的归国权，也没有涉及流亡问题。政府继续拒绝众多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活动人士或“捣乱分子”的公民重新入境。尽管当局允许一些移居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回国，但因保外就医而获准出国的异议人士往往相当于被流放。
1月10日，《八九民运史》的作者陈小雅在试图出国旅行时被广西海关官员拒绝。海关官员告诉她，她被禁止出国的原因是她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驻福州的人权活动人士庄磊曾于6月6日试图访问香港，但在边界被深圳执法官员拦下。自称没有犯罪记录的庄磊被深圳官员转交给福州的国保警察。庄磊认为，他被阻止前往香港是由于担心他可能会参加6月9日在香港举行的反送中条例的抗议活动。
“ 709”律师的家人在申请护照时遇到困难，或者被禁止离开中国。
佛山持不同政见者陈其堂（Chen Qitang）因“颠覆国家政权”入狱四年半后，于5月24日从四会监狱获释。释放后，他被阻止返回家园。
6月1日，桂林和柳州的警察传唤了一些互联网用户，这些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了他们计划前往香港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的年度聚会，警察命令他们不要去香港。4月，1990年代流行的粤语歌曲《人间道》被禁止在全国范围内播放，包括在苹果音乐平台（Apple Music）上，因为这首歌的歌词被认为是指1989年的大屠杀。
不适用。
尽管限制进入边境地区，但政府定期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合作，后者在北京设有办事处。
对移民、难民和无国籍人士的虐待：有报道说，朝鲜特工在中国秘密行动，违背朝鲜公民的意愿将他们遣送回国。此外，被中国当局拘留的朝鲜人面临遣返，除非他们能够支付贿赂以确保释放。朝鲜难民要么被关押在拘留设施中，要么被软禁在秘密地点。希望防止朝鲜亲属被迫回国的家庭成员，据称必须向中国当局付费，以补偿拘留期间产生的费用。尽管被拘留的朝鲜人偶尔会被释放，但他们很少有人能获得安全进入第三国的必要许可。
驱回：政府继续将朝鲜人视为非法的“经济移民”，而不是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并将其中许多人驱逐回朝鲜。在中国参与帮助朝鲜人到达安全目的地的传教士说，自金正恩上台以来，中国当局加大了对朝鲜叛逃者的打击力度。
在4月份，中国当局逮捕了三名逃离朝鲜的朝鲜妇女、三名男子和一名10岁的女孩。自由亚洲电台（RFA）于8月报道说，中国已拘留了60名朝鲜叛逃者，并将他们驱回朝鲜，他们在朝鲜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酷刑，强迫流产，强迫劳动，性暴力或死亡。
庇护途径：没有授予难民或寻求庇护者身份的法律。政府没有制定难民保护制度，但是通常认可被联合国难民署记录在册的在中国的难民。这些留在中国的避难申请者和难民无法接受教育和社会服务，并且随时都可能被递解出境。
朝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尤其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年轻妇女，由于他们的地位不被承认，很容易遭受人口贩运和强迫婚姻的伤害。当局继续强行遣返朝鲜难民，包括人口贩运受害者，视他们为非法经济移民。政府拘押他们，并遣返回朝鲜，在朝鲜他们面临严厉的惩罚或死刑，包括被关入劳改营。政府没有为朝鲜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遣返之外的其他合法选择。
当局继续强行遣返包括人口贩运受害者在内的朝鲜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通常将其视为非法经济移民。政府将他们拘留并驱逐到朝鲜，在那里他们面临严厉的惩罚或死亡，包括被关押在朝鲜的强迫劳动营地。政府没有向北朝鲜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遣返之外的合法选择。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报告说，中国官员限制该机构人员进入中国边境地区。当局有时会拘留和起诉协助朝鲜难民的公民以及为非法越境提供便利的公民。
获得基本服务：难民，包括在中国寻求经济机会的朝鲜寻求庇护者通常由于没有合法身份而无法享受卫生保健、公费教育或其他社会服务。
持久解决办法：自越战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重新安置来自越南和老挝的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员定居中国境内方面基本上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了合作。中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继续就允许这些长期居民及其子女（许多人在中国出生）入籍的问题进行讨论。
国际媒体报道称，朝鲜妇女在中国生了多达3万个孩子，这些妇女大多是被贩运到中国并与中国配偶结婚，但由于她们没有合法身份，生的孩子无法登记户口，从而在事实上成为无国籍人。这些孩子无法获得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尽管有法律条文称，只要有一名家长是中国公民，孩子就可以成为公民。据报道，中国父亲有时不为子女登记，以免暴露其朝鲜伴侣的非法身份。
第三节 自由参政的权利
宪法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省、地区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中共决定人大的立法议程。尽管法律规定对县级或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进行选举，但公民并不能自由地选择统治他们的官员。中共控制了所有的选举，并继续掌控着政府官员的任命权。中共使用包括软禁在内的各种恐吓手段阻止独立候选人进入地方选举名单。
2018年3月的全国人大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为习近平继续留任扫清了障碍。
选举与参政
近期的选举：3月4日，全国人大的2980位代表选出了主席和副主席、总理和副总理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由175名成员组成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监督这些选举并决定全国人大的议程和议事规则。全国人大代表每5年选举一次，其过程由中共控制。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仍然在中共的直接管辖之下，所有重要的立法决定需要经中共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会同意。虽然依照国家宪法，全国人大拥有广泛的权力，但它未曾在不经中共批准的情况下独立制定政策或罢免政治领导人。
根据民政部于2016年所做的统计，在中国60多万个村庄中，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实行了对地方政府下属机构即村委会成员的直接选举。直接选举官员仍然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并被严格限制在最低的地方级别。仍然存在腐败、贿选以及乡镇官员和中共干部干涉选举问题。法律允许每位选民最多为其他三位选民代理投票。
选举法管辖各级立法机关，然而对其遵守和执行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各不相同。根据此法律，公民有机会每五年选举一次县级或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上级政府官员或中共干部在这些选举中控制了候选人的提名。在更高的级别，立法者在他们的同级别官员中选出人大代表。例如，省级人代会选出全国人大的代表。地方的中共党的书记一般同时在地方人代会的领导团队中担任职务，从而增强了中共对立法机构的控制。
政党与参政：官方声称中国采取的政党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然而，中共保持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政府禁止成立新的政党。政府正式承认1949年之前成立的九个党派，中共之外的党派在全国人大中占有百分之30的席位。这些非中共代表并不构成政治反对派。他们在立法或决策中的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只能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导下运作。
关于成立政党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中国民主党仍然被取缔，政府继续监视、拘押和监禁现在以及前民主党党员。民主党创始人秦永敏和他的妻子赵素丽于2015年被拘押，秦从2018年开始因“颠覆国家政权”在湖北的潜江监狱服刑13年。他的妻子被释放后，她和秦的哥哥于1月前往探视，注意到监狱当局不准他阅读和写材料，而且秦永敏的身心健康因强制劳动有所恶化。
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参与：妇女在政府或中共部门中担任了少数几个有重要影响的职位。在这一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的 2987 位代表中有742位（25%）是妇女。在第十九届党代会之后，25名成员的中共政治局中有1名女性。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女性。
选举法对妇女和少数民族代表的配额有一般性规定，但要达到这个配额，负责选举的机构经常不得不违反选举法。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中有438名来自5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6%。所有被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第十九届中共党代会上选出了15名少数民族人士进入有202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中没有少数民族委员，只有一名省级党委书记是少数民族，但是有数名少数民族人士在省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蒙古族妇女布小林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相当于省长职务。回族妇女咸辉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第四节 政府腐败及缺乏透明度
尽管官员腐败会面临刑事处罚，但政府和中共执法并不一致，也不透明。腐败行为依然很普遍，许多腐败案件都出现在受政府高度监管的领域，比如土地使用权、房地产、矿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都容易发生欺诈、贿赂和回扣。法院的判决常常无法对特权部门执行，这些部门包括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军方人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员。
透明国际”的分析显示，在中国腐败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本年度有大量的关于政府腐败以及后续审判和判决的报道。
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家监察法》，立法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国家监委-中纪委的职责是根除腐败，他们的调查可以针对任何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法官和检察官；也可以调查和拘押与被调查公职人员有关联的人。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际上赋予了中纪委这个中共内部的纪律检查机构以国家权力。对国家监委-中纪委调查、运作和拘押的管理规则仍然不清。
国家监委-中纪委的拘押被称为“留置”，被拘押人员指责说遭到虐待和酷刑。被留置人员遭到隔离监禁，没有就其拘押申诉的途径。尽管《国家监察法》禁止虐待在押人员，但在押人员向上报告受到虐待的机制不清。不过，根据赔偿法，被错误指控腐败的人员可以因其留置的时间获得赔偿。
尽管留置是在司法系统之外运作，在留置期间所做的坦白交代在司法程序中被用作证据。根据媒体报道和非政府组织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留置关押者遭受了长期单独关押、剥夺睡眠、殴打以及被迫以不适的姿势站、坐数小时甚至数日。
据官方媒体，广东茂名市的纪委和监委于2018年3月和4月因调查受贿或渎职留置了11人。一位省级留置关押系统的负责人称，嫌疑人平均被关押42.5天之后才被移交至司法系统。
腐败： 在许多案件中，政府的检察官就腐败问题调查了公务员和国企领导，这些人通常还兼任党内高级职务。
虽然受到严密控制的国家媒体公布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腐败案调查，但总体而言，对于党政官员因腐败接受调查的程序很少有细节披露。2018年9月，中国第一位在法国里昂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并保留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职务的孟宏伟在乘9月25日的航班到达之后失踪。媒体报道说孟因涉嫌贪腐在到达中国以后被“纪检部门”拘留。政府宣布，在国家监委-中纪委对孟及其同事们就有关受贿指控进行调查期间他受到监视；直到年底此案仍然没有公布更多细节。
2018的反腐行动调查了廊坊城南骨科医院院长张毅的高调自杀，张指控了干涉医院管理并挪用资金的腐败活动。3月26日，河北廊坊市固安县开始庭审12名被控的嫌疑人，罪名包括组织、领导和参加犯罪集团；敲诈；闹事；故意伤害；故意破坏财产；强制交易；盗用资产；受贿和欺诈。法庭没有立即作出判决。固安法院判处杨玉忠25年徒刑，这是法律允许的最高刑期。杨的家人上诉之后，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判处杨玉忠25年徒刑，分别判处杨的犯罪组织中的两名主犯18年和10年徒刑。
财产公开：有规定要求县级或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中的官员申报个人财产，包括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名下的财产及其家庭的金融资产投资和企业投资。规定未要求公开申报，而是呈报上级和人事部门。对拒绝申报者有不同的处罚，包括接受法规培训、警示谈话、调动工作直至免职。规定还要求官员申报他们的所有收入，包括各类津贴、补助、奖金以及其他工作收入如演讲、写作、咨询、审稿、绘画及书法等。官员和配偶及与其共同居住的子女还要申报房产和金融投资状况，但这些申报也不对外公开。还规定他们报告他们的子女是否在国外居住以及子女和第三代的工作状况和职务（包括在国外居住者）。规定官员每年报告一次，个人身份发生改变后必须在30天以内报告。
在2018年末（但于本年报告），深圳市政府向湖南省300多名工人提供了一笔一次性付款，金额为3亿元人民币（4200万美元），以支付他们在湖南工作时所患的严重职业性肺病。
3月22日，佛山市顺德区的数百名村民在他们村子的入口处游行，抗议他们的官员涉嫌出售集体土地的腐败行为。警察包围了村庄，驱散了人群，并拘留了示威者。
第五节 政府对国际和非政府组织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态度
政府试图继续保持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控制，遏止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并阻挠公民社会团体及维权活动团体的活动。政府经常对国内非政府组织进行骚扰，在很多情况下不允许他们公开监督或评论人权状况。政府声明表示对独立组织持怀疑态度，对在经济或其他方面与海外有关联的非政府组织严加审查。本年度里政府采取明显的步骤，将国内所有的非政府组织置于其法规的直接管控之下，从而缩小了独立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大多数大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半官方性质，所有正式的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挂靠政府机构。
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政府仍然不愿接受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人权状况提出的批评。政府严格限制联合国专家到访中国，而且很少就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质询提供实质性回应。联合国专家提交的十多个访问中国的请求仍未得到回应。
中国政府还利用它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来阻挠批评中国的团体取得联合国的认证，并阻挠有认证的活动人士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政府报复与联合国合作的人权团体的行动引起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批评。
政府的人权机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每个国家对待人权的方式都受到其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的制约。政府声称，它对待嫌疑人的方式是符合国家法律的，而那些嫌疑人却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政府侵犯人权的受害者。中国政府没有设置人权专员或人权委员会。
第六节 歧视、社会虐待和人口贩卖
妇女
强奸和家庭暴力：强奸妇女是非法的，可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至死刑。法律不保护同性伴侣或婚内强奸受害人。另一个有关性侵犯的法律包括男性受害人，但最高刑期只有5年徒刑。在被报道的案件中，大多数有关强奸的指控都通过私下和解而不是起诉来结案。有些被判强奸罪的人被处决。
家庭暴力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些学者说，受害者往往被鼓励通过调解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社会上往往将家庭暴力看作是家庭和个人的私事，从而造成妇女面对家庭暴力时不报告，当局不采取行动的情况。《反家庭暴力法》将家庭暴力归入民事而非刑事犯罪。网络出版物《第六声》报告称，25%的家庭中出现过家庭暴力。
政府支持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建立的收容所，有些法庭对受害者提供了保护，包括通过法院保护令来禁止家庭暴力施暴者接近受害者。但是，政府的帮助并不总是能够送达受害者，公安部门通常对家庭暴力视而不见。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咨询和辩护的法律协助机构经常受到压力，要他们中断公共活动，停止任何形式的政策呼吁，因为那些都是只有政府资助的组织才能从事的活动。
据妇女维权人士称，在起诉家暴案件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当局采证不足，包括照片、医院病历、警察笔录或孩子的证词。目击者很少在法庭上作证。
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识有所改善，使配偶虐待成为出于自卫而犯罪的辩护中的一个减罪因素。
性骚扰：法律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但是，法律对性骚扰的定义不清。据北京公安局规定，对违法者可实施最多15天拘留。受害人仍然难以就性骚扰提出控告，法官对此类案件也难以作出判决。官方媒体称，很多妇女仍然不愿意投诉性骚扰事件，认为司法系统对此无能为力。有几起关于性骚扰的重大新闻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有助于增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在工作场所。
2018年9月，梁颂基和张五州在广州荔湾区的一个派出所目睹了警官殴打女律师孙世华并强迫她脱光衣服。他们在社交媒体中公布了这个事件的报道，为此广州警方在2018年10月把他们关押。检方指控他们造谣并妨碍警察执行公务。在8月11日的初审之后，荔湾区法院将案子退回检方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但检方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梁和张于10月25日被判罪，梁因“寻衅滋事”被判18个月徒刑，张因“寻衅滋事”和“妨碍公务”被判16个月徒刑。
尽管很多女性在工作场所遭到性骚扰，极少有人会提出报告。人权观察援引一个统计数字显示，有将近40%的妇女说她们在工作场所受到过性骚扰。
《保护妇女权益法》使受害人能够向自己的雇主和当局投诉性骚扰问题。如果雇主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性骚扰，可以被罚款。
一些寻求提高公众对性骚扰认识的妇女非政府组织报告说，曾受到公安的骚扰，在执行其项目时遭遇困难。
强迫计划生育：该年度中有强迫流产和绝育的报告，但没有强迫流产的官方统计数字与百分比。中共限制父母选择生育子女数的权利，利用从省级到村级的计划生育单位来推行人口限制及分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允许已婚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允许符合本地或本省相应规定条件的夫妇申请生育第三个孩子。
国家媒体声称，近年来在宽松的法规之下，包括推行的二孩政策，强迫流产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但是，违反法律的夫妇会受到巨额罚款，而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则会获得一个证书，使他们每月得以获取奖励金及其他优惠；每个省的奖励额度从每月6到12元人民币（1-2美元）到给予贫困地区的农民或牧民3000元人民币（420美元）不等。有些省份的夫妇需要得到批准并登记才能怀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拒绝了关于取消计划生育法律依据的呼吁，引述国家宪法的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据其他国际报告，数名维吾尔妇女称她们在拘留中心关押时被强迫绝育。一名维吾尔妇女说她和其他妇女被强迫服用不明药品并喝下白色液体，造成失去意识，在有些情况下引起了闭经。她说有些妇女因过度失血而死亡。
在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操作中，超出生育限制或违反规定的生育仍然会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实施的法律要求每个未经批准的孕妇做人工流产或者交付最高可达个人年度可支配收入10倍的社会抚养费。具体的罚金数量因省而异，大不相同。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往往会交付罚款，这样他们违规出生的孩子便可以得到广泛的社会服务和权利。有些家长为逃避罚款将违规出生的孩子藏在朋友或亲戚家中。但是一些省份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更多孩子。
法律依旧表明，“公民有依照法律计划生育的义务”，还说“育龄夫妇自愿选择计划生育和避孕方法以避免和减少意外怀孕”。
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法只提到了已婚夫妇的权利，地方上对法规的实施并不一致，未婚人员避孕必须缴费。尽管《民事法》和《婚姻法》都规定，单身妇女的孩子与已婚夫妇的孩子们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事实上单身母亲和未婚同居者生的孩子被看作是“政策之外”的产物，需缴付社会抚养费，而且无法获得出生证和“户口”等法律文件。在孩子出生60天之内结婚的单身妇女可以避免这些惩罚。
与往年一样，人口控制政策仍然依靠社会压力、教育、宣传和经济惩罚，也依靠诸如强制性孕检以及时有发生的强迫堕胎以及强迫结扎等手段。根据是否能够达到其行政区域规定的人口目标，各级官员会获得奖励或受到惩处。生育上限的提高，加上大部分人不希望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要达到人口目标相对容易了，因而地方官员的压力也比以前大大减轻了。被发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超生或帮助他人逃避国家控制的人会受到处罚，例如高额罚款或被开除。
要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孕的妇女终止妊娠的规定在一些省份仍然存在并且在执行中，其中包括湖北、湖南和辽宁。其他的省份，例如贵州和云南，保留了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官方对于堕胎的委婉说法）的文字，以应对违规妊娠。
尽管很多地方政府鼓励夫妇生育二胎，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仍然需要交付“社会抚养费”。山东地方上一个区在一个家庭生育了第三个孩子后未交64626元（约9000美元）的社会抚养费，因而没收了他们的银行存款22987元（约3200美元）。在山东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名67岁的妇女因生育第三胎面临地方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罚款。至年底，当地政府尚未决定是否会惩罚该妇女，但一名政府官员承诺将公布最终决定。在前些年，拒绝交付社会抚养费的人会被列入“个人信用黑名单”上。这个黑名单会影响一个人申请贷款、乘坐公共交通、购物、孩子的教育以及参加旅游团的能力。估计这笔补偿费占了一些地方政府可支出预算的15%到30%。
法律要求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孕检，并向他们提供有关计划生育的基本知识和孕期服务。有些省份对没有定期按照国家规定做孕检的妇女罚款。
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如果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被发现侵犯了公民的人权或财产权、滥用权利、接受贿赂、挪用或侵占计划生育经费或者虚报计划生育统计数字，就会面临刑事指控或行政处分。强制堕胎并没有被专门列为被禁止的活动。法律还禁止医务人员提供非法手术、对胎儿做医学上不必要的超声波性别探查、性别选择性堕胎、虚假医学鉴定以及虚假的生育证明。根据法律，公民可以正式投诉越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官员，其投诉会受到调查并得到及时的处理。
歧视：宪法规定“妇女在所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法律赋予妇女平等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受教育机会以及同工同酬权利。但是，妇女们报告说，存在歧视、不公平解雇、降职和工资差别等严重问题。
从事同样工作的妇女收入平均比男性少35%。在乡村地区这种工资差距更大。尽管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很高，但在领导岗位上任职的女性仍然很少。
当局通常不能切实执行保护妇女权利的法律。法律专家认为，由于模糊的法律定义，提出性别歧视诉讼的难度很大。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负责妇女权利保护的机构倾向于注重与产期有关的福利以及产假期间的不正当解雇问题，而不是性别歧视、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和性骚扰问题。有其他人士指出，全国妇联在新的反家庭暴力立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7月11日，成都法院判决刘莉（化名）胜诉，刘起诉她的前雇主对她性骚扰。法院下令该前雇主道歉。
7月1日，一名男子在地铁上抚摸了一名成年妇女和一名未成年女孩。静安区人民法院于10月判处该男子六个月的徒刑。
妇女维权人士指出，在农村的离婚诉讼中，妇女往往会丧失土地和财产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其他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规定，在土地管理方面妇女享有同等权利，但专家认为由于法律的复杂性和执行上的难度，实际情况很少如此。
带有性别歧视的性别选择：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信息显示，2017年男女婴出生比率是111.9比100，低于世界银行当年统计的115比100。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6年发布的法规禁止非医学胎儿性别诊断和基于性别选择的流产。它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执行或促进此类手术。
2018年9月，包括国家卫生委员会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五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了一项禁止使用超声波诊断设备拍摄“胎儿照片”的法规，因为政府发现这些工具已被用来揭示胎儿的性别。
儿童
出生登记：公民身份来自父母。父母必须在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内遵照全国户籍登记制度为其登记户口。没有户口的儿童无法获得公共服务，包括教育。
教育：尽管法律规定儿童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经济落后的农村，许多儿童没有完成规定的教育年限，有些甚至从未上过学。虽然公立学校不准收学费，但由于地方与中央政府提供的经费不足，很多学校仍然收取各种杂费。这些费用以及上学需要的其他费用使贫困家庭和一些流动工人难以送子女上学。城乡青少年受教育的城乡差别仍然巨大，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只能在未获官方许可、设备条件差的学校就读。
虐待儿童：对儿童进行身体虐待者可受到刑事起诉。《反家庭暴力法》也保护儿童。对儿童尤其是乡村儿童的性虐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童婚及强迫婚姻：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就所知信息而言，童婚不是一个问题。
对儿童的性剥削：法律规定自愿性行为的最低年龄为14岁。强迫14岁以下幼女卖淫的人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对情节特别严重者，除没收财产外，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嫖宿14岁以下被迫卖淫的幼女者可被判处5年或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
包括儿童色情制品在内的所有色情制品都是非法的。《刑法》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制品者，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拘留或者管制，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者判处三到十年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
根据法律，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播放或展示淫秽制品者会受到“严厉惩罚”。
杀婴或杀害残疾婴儿：法律禁止杀害婴儿，不清楚这种做法是否仍在继续。残疾婴儿的父母通常会将孩子留在医院，主要原因是无法支付将来的医疗费用。基于性别而进行的堕胎以及遗弃或忽视女婴的情况据信在减少，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仍然是个问题，主要原因是传统上对男孩的偏好以及计划生育政策。
流浪儿童：在新疆，有大约100万或更多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穆斯林人员被关押，导致很多儿童失去照管人。尽管很多这样的孩子有其他亲戚愿意照看他们，政府开始将被拘押人士的孩子们送入孤儿院、寄宿学校，或“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在那里他们被迫呼喊爱国口号、学习汉语普通话，并回答有关他们父母宗教信仰和实际行动的问题。不清楚这样的儿童总共有多少，特别是因为很多这样的设施都接收孤儿和普通学生。一家媒体报道，根据一份政府计划文件，至少有50万儿童被与他们的家庭分开，送入这些“养育”中心。政府政策的目标是为这些孩子提供由国家支持的照管，直到他们18岁。媒体报道显示，在2017和2018年，新建的孤儿院数量大大增加，用于收留家长被关入再教育营的数以千计的儿童。在和田，有些寄宿学校安装了铁丝网。
福利院收容的儿童：见上节“流浪儿童”。
跨国拐骗儿童：中国不是1980年《国际儿童拐骗民事问题海牙公约》的缔约国。请参见美国国务院的《国际父母掳拐儿童年报》，网址为：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International-Parental-Child-Abduction/for-providers/legal-reports-and-data/reported-cases.html。
反犹太主义
政府不承认犹太人的民族或宗教地位。该年度未见有反犹太主义行为的报告。
人口贩运
请参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http://www.state.gov/j/tip/rls/tiprpt/https://www.state.gov/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
残疾人
法律保护残疾人的权利，禁止歧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残疾人的现实处境与法律要求相去甚远，政府也没有向残疾人提供获取旨在帮助他们的项目的途径。
法律规定，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在家庭生活和其他方面都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禁止歧视、侮辱或侵犯残疾人士。法律禁止歧视有残疾的未成年人，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为青少年提供司法保护。
据教育部报告，全国有2000余所专为残疾儿童设立的学校，但非政府组织的报告称，在2000万残疾儿童中，只有2%的孩子能够得到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教育。
残疾人士接受高等教育也面临困难。大学常常不录取各方面合格但有残疾的考生。一项法规要求，必须给残疾学生参加高考提供特别照顾。
成年残疾人失业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部分原因是对残疾人的歧视。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为聘用残疾人的企业设立奖励机制。一些地方法规还规定，如果企业的残疾员工数量没能达到法定的最低百分比，雇主要向全国残疾人基金缴款。
《残疾人保障法》规定道路和建筑物应符合适于残疾人通行的标准，并要求“逐步”落实这些标准；但对该法律的遵从非常有限。
法律禁止患有某些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的人结婚。如果医生发现一对夫妻有可能将先天缺陷遗传给孩子，这对夫妻只有在同意使用避孕措施或接受绝育手术的情况下才能结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医生在产前检查中发现胎儿可能有残疾，官方仍会要求夫妻终止妊娠。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来消除残疾儿童的出生。
民族/种族/少数民族
政府政策要求对获得承认的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大学录取、申请贷款和就业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然而少数民族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及其实施仍然不足，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政府的“汉化”运动造成了基于种族的行动限制，包括削弱维吾尔人自由旅行或取得旅行文件的能力；新疆当局加强了监控以及武装警察的布署；以及限制文化及宗教活动的法规。
最近的政府人口普查（2015年）显示，在新疆的正式居民中有950万（40%）是汉族人。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民总共为1410万，占新疆总人口的60%。官方的统计数字少报了汉族人口，因为居住在准军事地区（兵团）的270多万汉族人和作为长期 “临时工”的汉族人都未被计算在内；按照新疆政府2015年的报告，这类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1.2%。
政府鼓励汉人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显著增加了新疆的汉族人口。汉族官员继续担任着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大部分权力最大的中共职务和许多政府职务，在新疆尤其如此。近几十年来在新疆急剧增长的汉族人口造成了维吾尔人的不满。
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新疆政府还实施了新的《去极端化条例》，将“遏制和消除极端化”的做法法律化。自2017年以来，对极端化的宽泛定义造成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穆斯林人士被羁押在教育改造中心（或称再教育营）中。这种再教育营的目的是对被羁押人灌输爱国主义，消除他们的宗教和民族身份。被羁押人包括许多被命令回国的海外留学生或工人。国际媒体报道说，再教育营里的安全官员虐待、拷打并杀害了一些被羁押人。（见第1.a、1.b、1.c、1.d和2.d节。)
新疆官方继续维持对政府认定的“三股邪恶势力”（即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包括继续集中开展再教育运动。现任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是前西藏自治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将在西藏实行的政策照搬到新疆，增加了超过300%的安保预算，招募了9万零800个与安保有关的工作人员。当局按照2016年新疆《反恐怖主义法》实施准则打一场“反恐怖主义的人民战争”，将监控手段升级，并加强了对旅行和民族以及宗教行为的限制。
在再教育营以外，政府还严格限制表达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身份的行为，其中包括法规禁止诸如“不正常”的蓄须、在公共场所戴面纱以及突然戒除烟酒等，以及其他一些行为；政府认为这些行为是“极端主义”的标志。法规禁止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使用一些伊斯兰名字，教孩子宗教内容也会受到惩罚。当局实行“住户调查”和“落户”等措施，官员或志愿者强行入住维吾尔家庭并监视这些家庭中可能的“极端主义”迹象。有媒体报道称，作为“结对认亲”计划的一部分，男性公务员会与被关押在拘留营里的男人的妻子睡在一张床上，他们把酒和猪肉带进这些家庭享用。
2018年10月，新疆政府发布了新的《去极端化条例》实施办法。法规的第17节称，县级政府“可以建立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中心以及其他类似的教育和改造机构以及管理系统，以便对受到激进主义影响的人进行教育和改造”。有些观察人员指出，尽管有这个新的地区法律，“再教育中心”仍然违反宪法。
居住在边境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机会比汉族人少，在就业方面与汉族移民相比也受到歧视，收入大大低于其他地区的水平。政府的发展项目和工作条款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有时还包括强制性搬迁和强迫游牧民族定居。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从政府项目和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程度明显超过了少数民族。为了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稳定，政府对种族歧视及针对少数民族的体制性歧视等问题轻描淡写，并打击了关于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和平表达，此类歧视仍然是新疆、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内严重不满情绪的根源。
法律规定，“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和年级)和其他教育机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尽管有保证这些文化和语言权利的条款，据国际媒体报道，在新疆普遍要求从幼儿园起全部使用普通话授课，并禁止在所有的教育活动和管理中使用维吾尔语。
许多警方临检、任意拘押和司法惩罚显然针对的是一些寻求和平表达其政治或宗教观点的团体或个人。拘押和惩罚扩展到了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表达意见，包括浏览、下载和传输被禁止的内容。有关官员继续以存在暴力威胁为借口对本地人、记者和来访的外国人采取极端的安全手段。据新华社报道，有关官员使用监视和面部识别软件、生物数据收集以及大数据等技术来建立一个新疆维吾尔人口数据库，目的是“预测、防范和制止社会动荡”。据官方媒体报道，安全部队经常在新疆各地举行有数千名武装警察参加的大规模阅兵。
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少数民族继续遭受长期监禁，有些人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处决，罪名是莫须有的分裂主义以及危害国家安全。国际媒体报道称，2016年和2017年，新疆地方政府公开招募了将近10万名安保人员。
法律将在互联网上讨论分裂主义定性为刑事犯罪，并且禁止以任何方式利用互联网破坏民族团结。法律还禁止煽动民族分裂或“危害社会稳定”，要求互联网服务商和网络运营商建立监控系统来发现、报告并删除宗教内容，或强化现有监控系统，报告违法行为。据报道，当局在检查站以及在随机抽查维吾尔人住宅时查看手机内容，那些拥有所谓恐怖主义材料（包括具有一般宗教或文化意义的图像）的人会被逮捕并被控犯罪。国际媒体报道称在警方设置的安全检查站，安全官员使用监控应用软件来下载和观看手机里的内容。
据自由亚洲电台和其它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的哈萨克族人也成为目标。2018年8月，哈萨克族中国公民萨依拉古丽·萨吾提拜在哈萨克斯坦出庭作证，称她曾在一个关押了大约2500名哈萨克人的中心被强制劳动。她告诉法庭，她在拘留营受到“政治灌输”。哈萨克人还被禁止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自由来往，一些回到中国的人被关押到拘留营。
中国政府给外国施加压力，要求遣返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或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而被遣返的人回国后面临被监禁或虐待的危险。有些维吾尔人被遣返回中国后失踪。据国外媒体报道，在海外学习的维吾尔人的家人也受到压力，要他们说服学生回到中国，而回国的学生都遭到羁押或被迫参加再教育营。在海外的维吾尔族人，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其他国家的居民，有时会受到压力，让他们向中国政府的特工提供关于维吾尔移民社区的信息。
7月，媒体报道一名维吾尔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被给予塔吉克斯坦护照，并违反她们的意愿被从土耳其驱逐到塔吉克斯坦，尽管他们是土耳其的合法居民，但中国当局还是将其运往乌鲁木齐。 8月份，一名维吾尔男子逃离他在巴基斯坦的家，到欧洲寻求庇护，因为其他多名居住在巴基斯坦的维吾尔人被驱逐回中国。他被拒绝进入波斯尼亚，被送往卡塔尔，在那里他被驱回中国，最终被允许进入另一个国家。
本年度，集会自由在新疆遭到严重限制。有关在新疆践踏宗教自由的信息，见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网址是：
https://www.state.gov/religiousfreedomreport/。
关于西藏的具体信息，请见西藏附录。
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歧视和其他虐待行为
没有法律规定成年人私下发生自愿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与其他接受海外资助的团体一样，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LGBTI）事务工作的活动人士和团体继续报告说，他们受到来自当局的歧视和骚扰。
LGBTI人士报告了暴力事件，包括家庭暴力；但他们在寻求法律赔偿时遇到困难，因为关于家庭暴力的法规以及《反家庭暴力法》都没有包括对同性关系的承认。赔偿的评估进一步受到社会歧视和传统规范的限制，这造成多数LGBTI人士避免公开讨论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有关LGBTI的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尽管由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和《中国慈善法》，公共维权工作愈发困难，但他们仍然通过一些具体的反歧视案件在争取LBGTI权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污名化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仍然是一个问题，影响到这些人的就业、教育以及住房机会，妨碍了他们获得医疗保健。在有些情况下，保护艾滋病毒携带者免受歧视的法律与限制他们权利的法律相互矛盾。本年度中，官方媒体报告说，一些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因带有艾滋病毒而在住房、教育或就业等方面受到阻碍。全国估计有125万艾滋病毒携带者。
今年年初，西安的一名叫“王明”的退休工人被当地一家公立医院的院长“劝说”回家，理由是他的咳嗽是一种慢性病。王明说，他相信公立医院拒绝给他治疗是因为发现他是艾滋病毒阳性。他是较早时在一家私人诊所进行牙科手术时被感染的。
根据法律，公司不得要求进行艾滋病毒抗体检验，也不得因雇员携带艾滋病毒而将其解雇。尽管如此，本年修订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还规定，艾滋病毒呈阳性者不得从事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工作。
其他社会暴力或社会歧视
法律禁止针对传染病患者的歧视，并且允许这类人担任公职。尽管法律禁止歧视，但是在许多地区，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包括2000万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现象在很多地区仍然非常普遍，地方政府有时也会试图限制他们的活动。尽管2010年的一项全国性规定禁止在招工、招生时强制进行乙肝病毒检测，很多企业仍然将检测乙肝病毒作为上岗前筛查的一部分。
法律没有对就业方面常见的一些歧视类型作出规定，包括基于身高、外貌或民族的歧视。
宣扬歧视行为
为了证明在新疆和其他地方拘留少数民族的合理性，中国官方媒体刊登了许多文章，把少数族裔或宗教团体的成员描述为暴力和低素质。这种宣传强调了宗教信仰，特别是对伊斯兰的信仰与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此外，许多文章将宗教信徒描述为文化落后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需要政府纠正。
第七节 劳工权利
法律不保护结社自由，而且工人不能自由组织工会或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独立工会是非法的，罢工权不受法律保护。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是仅有的一个得到法律承认的工会。独立的工会是非法的，法律不保护罢工的权利。法律允许各类企业的员工为薪酬进行集体谈判。法律还允许有行业性或地区性集体合同，全国各地的企业集体合同通常是强制性的。有关规章要求政府控制的工会在与管理层协商之前必须征求工人的意见，并将集体合同提交工人或其代表大会审批。雇主没有法律责任进行谈判或本着诚信原则讨价还价，有些雇主拒绝这么做。
法律规定了保护，防止对官方批准的工会进行歧视，并且规定企业管理部门不得在工会代表的任期内将其调走或终止其工作。法律规定，因从事正式工会活动被解聘的工人必须予以复职，并且规定了对企业反工会活动的其他处罚。法律不保护在官方承认的工会之外独自向雇主提出要求或进行谈判的工人。
所有的工会活动必须由全总批准和组织。全总是中共的一个组织，由一名政治局委员任主席。全总及其省级和地方各级分支机构继续积极组建新的下属工会并增加新成员，特别是在技术公司中的年轻职工。法律授予全总对其下属所有工会的财务和行政控制权。全总的下属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企业及事业单位进行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法律没有强制要求全总在劳动争议中代表工人的利益。
全总和中共通过多种机制来影响工会代表的挑选。虽然法律规定各级工会领导人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但全总下属的工会任命了大部分工厂层面的工会领导人，而且常常会与雇主协调产生。官方工会的领导人通常来自管理层。工人直接选举工会领导人的情况仍然罕见，仅仅发生于企业层面，并且受到上级工会或中共的监督。在直接选举工会领导人的企业中，全总地区官员和当地中共当局控制了对候选人的挑选和批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工人和非政府组织也对选举的公信力表示关切。
法律没有明令禁止停工，而且也不禁止工人自发的罢工。尽管一些地方当局容忍抗议拖欠工资和少付工资的罢工，在全年继续有警察镇压罢工的报告。例如，4月10日，河北张家口市的警察殴打并逮捕了一群钟楼啤酒厂员工，这些工人要求厂方支付拖欠的社会保险金。总部设在香港的劳工权利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在这一年记录的1386次罢工和集体抗议中，工资和福利拖欠占了84％。
有时地方当局在对这种罢工的镇压中对罢工领袖控以模糊不清的刑事罪名，比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破坏生产”等，或索性不提出任何指控即拘留他们。在罢工问题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唯一法定角色是参加调查和协助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部解决纠纷。
执行劳工法律通常不足以震慑普遍存在的违反旨在保护劳工权利法律的行为。劳工检查员没有足够的授权和资源强迫雇主纠正违法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解决争议的一般性程序，但这些程序冗长且会被拖延。某些地区的地方当局着力限制独立民间团体和法律工作者的活动。有一些地区对调解未果而可以继续进行仲裁或者法庭审理的案件有非正式的限额。一些地方政府当局采取措施，增加调解或者仲裁。例如，3月6日茂名市中级法院和茂名市工会联合建立了劳工仲裁与和解协调办公室来协助更好的沟通并缓解纠纷。当地人大的一位官员称，日益增多的仲裁、冗长的诉讼和昂贵的官司成本无益于建立积极与和谐的劳资关系。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7年地方劳资纠纷仲裁委员会处理了78万5323起案件，其中16万9456起与解除劳动合同有关。
虽然看起来有一个强有力的劳工运动，工会参加率也相对很高，但真正的结社自由和工人代表权并不存在。附属于全总的工会在代表和保护工人权益方面的通常很小。工人通常不把全总当作自己权益的维权者，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与工会官员的接触微乎其微。
《中国劳工通讯》报道了全国各地有工人举行自发性罢工、停工或其他抗议活动，并称工人们的行动表明全总无力防止违法行为和解决纠纷。媒体报道了一批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以及服务和零售业发生的工人抗议活动。
政府在本年度逐渐加大了针对劳工活动人士、学生和其他维护工人权利的人士的行动。例如，自2018年7月开始对佳士科技（Jasic Technology）工厂的工人及其支持者进行拘留之后，政府继续以劳工组织者和劳工权利活动分子为打击目标。政府通过拘留和骚扰劳工权利倡导者，加大了反劳工运动的力度。这些倡导者包括工厂工人、活动人士、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媒体编辑，不仅是参与深圳佳士运动的人。在该运动中，佳士科技工厂的工人试图成立工会以应对低薪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广东的劳工活动人士、毛派组织乌有之乡、左派大学生和其他团体支持了这些抗议活动。深圳警方于2018年关押了十几名工人和一名学生劳工活动人士，4名工人—李展、刘鹏华、米久平和余浚聪截至年底仍被关押。据佳士工人声援团称，该组织的一些成员受到国安官员的问讯，并被要求观看一段视频，在该视频中，他们的同伴承认自己在支持针对佳士公司的劳工运动中的不法行为。据报道，沈梦雨和其他三名活动人士在一个视频中说，他们违反法律和极端主义思想的原因是激进组织洗脑的结果，这些组织希望利用他们来煽动对国家的不满。声援团批评了警察的录像，并且表示录像是违反学生意愿强行制作的，漏洞百出。
5月份，6名联合国独立专家写信给政府，对佳士事件拘留人的情况表示关切。在6月和10月，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结社自由委员会针对国际工会联合会提起的一项指控政府骚扰、恐吓、逮捕和人身虐待的案件，得出结论，政府对佳士工人的拘留和刑事指控严重干涉了公民自由和工会权利。国际劳工组织敦促政府释放因建立工会的活动而被拘留的工人，并且对有关指控做出详细答复。
尽管有对工人行动的限制，跨省的联合行动在其他几个部门也有发生。4月份，在山东、江西、陕西以及北京和上海的不同地点，快递公司员工就裁员、欠薪、社会保险和同工同酬进行了抗议。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的联手行动，包括监视、骚扰、拘押和监禁劳工维权人士并限制其旅行，还限制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瓦解劳工维权运动。在1月和3月，警方拘留了在线工人维权宣传平台的三名编辑，之前他们发布了一份信息，呼吁从湖南来的外来务工人员因职业性肺病尘肺病而争取获得逾期赔偿。5月，警察临检支持北京、广州和深圳的农民工的民间团体，拘留了4名社会工作者。12月15日，3名捍卫环卫工人合法权益的劳工活动人士在广州被拘留了15天。
法律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虽然国内媒体很少报道强迫劳动的案件和相关处罚，该法律规定了可酌情惩罚的范围，包括监禁、刑事拘留和罚款。这些惩罚是否足以威慑犯罪尚不清楚。
有多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称，一些被关押在拘留营（见第6节）的人被强制劳动。被拘留者主要在生产服装的纺织工厂工作。今年6月，一份工厂调查报告称，在新疆的一个强迫劳动营中制造的服装由美国运动装备提供商进口。
100多万在海外的中国工人仍然容易受到雇主的剥削和强迫劳动。3月22日，一家中国建筑公司及其在美国的子公司的美国业务负责人在美国法院被判强迫劳动罪名成立，他在纽约市剥削了中国建筑工人。
尽管全国人大在2013年废除了劳改制度，即一个可不经司法审查任意行政拘留的体系，无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强迫劳动继续在监狱和戒毒所中存在，在那些地方的人仍然未经司法程序而被拘押。8月，一份非政府组织报告称，新疆的棉花生产使用了监狱劳工。
数起报道称，在小型作坊和工厂中患有精神残疾的人被强制劳动。
另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https://www.state.gov/trafficking-in-persons-report/。
法律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法律禁止雇用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16至18岁的工人称为“未成年工”，禁止他们从事某些形式的危险工作，包括采矿业工作。在私营部门有童工的报告，据称政府对这种情况执行了该法律。
法律具体规定，对于非法雇用童工的企业给予行政审查、罚款和吊销经营执照的处罚，并且规定一旦发现童工必须遣返，交给父母或者原居住地的其他监护人。对雇用16岁以下儿童从事危险劳动或过长工时的劳动的惩罚是判处徒刑，但在立法与执法之间依然存在着差距，尽管在全国每年都有地方当局开展的检查活动。尚不清楚惩罚是否足以威慑犯罪。
旨在制止贩运儿童的法律可能不适用于14-17岁的男孩。目前尚不清楚处罚是否足以阻止违法行为。在本年中，有报告说，在小型制造作坊、农场和杂技表演中工作的儿童通常是没有报酬的。
4月，媒体报道说，长春科技大学的实习生被迫与河北和吉林的电子工厂签订合同，而往往是在没有阅读合同的情况签署。据报道，这些学生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休息，没有假日，没有病假，而且只有最低的工资。一名男学生被一名雇员殴打后被送往医院，一名女学生报告说在工作中受到性骚扰。
7月，教育部发布了监管学生实习的指南。但是，像过去几年一样，学生工制度的滥用仍在继续。有多份报告称，学校和地方官员不当地促进了学生工的供应。例如，有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道说，富士康科技集团位于湖南衡阳的工厂里的职业实习学生占一个工厂劳动力的20％以上，是法律允许水平的两倍。一些学生被迫违法上夜班和加班。媒体报道说，在一个案例中，一位学生向她的生产线经理提出抱怨，却被一位老师告知，如果不遵从就可能危及她的毕业。在回应媒体询问时，富士康承认自己没有完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补充说他们将立即采取措施，以确保实习生不再加班或做夜班。富士康此前曾因使用职业学校的童工而受到批评。
另见美国劳工部的《童工或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目录》：
https://www.dol.gov/agencies/ilab/reports/child-labor/list-of-goods。
法律为禁止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残疾、年龄和传染病或职业病的就业歧视提供了法律保护的基础。政府没有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2月，9个政府部门和团体发布通知，禁止招聘和雇用过程中性别歧视，中华全国总工会出版了促进工作中性别平等的手册。执行条款包括通过法院寻求民事赔偿的权利。有些法院不愿受理歧视案件，各级当局强调通过协调解决劳动纠纷。因此，很少有执法行动导致最终法律裁决的案例。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包括在招募广告中基于性别、年龄、身高、出生地、婚姻状况、残疾、外貌和健康状况的歧视（见第六节）。
本年度内工作场所普遍存在对妇女的歧视。从事蓝领工作的女性的强制退休年龄为50岁，从事白领工作的女性为55岁，而所有男性的退休年龄是60岁。
2018年11月，人权观察组织对2013年至2018年间的3万6000份公务员招聘广告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五分之一要求或偏爱男性。歧视的例子包括招聘广告招募漂亮的女性，偏爱男性，或要求女性比男性从事相同工作的人具有更高的学历。调查结果表明，女性被邀请参加面试或被召回参加第二轮面试的可能性较小。在面试中，一些妇女被问及是否有孩子，有多少孩子，以及是否计划生孩子或如果已经有孩子，是否计划生育更多孩子。网上求职平台智联招聘在2018年对10万个求职者进行的调查发现，女性的薪水比男性低22％，超过10％的在职女性认为决定结婚或生孩子会对自己的晋升机会造成风险。8月，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指出，妇女在怀孕时面临歧视，雇主认为这涉及到额外成本。
最高法院于2018年12月发布指示，宣布平等就业权利受到侵犯属于提出诉讼的可接受理由。随后，10月28日，珠海市一名41岁的女工赢得了国家有史以来首例针对怀孕歧视提起的民事诉讼。媒体报道称，化名张敏的原告于2月20日，在一家地方医院确诊她怀孕后的第二天，被其雇主英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解雇。珠海地方法院裁定，雇主违反了《就业促进法》，并命令公司向原告发出书面道歉，赔偿她在怀孕期间和之后的未付工资，并支付1万元人民币（合1500美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户口制度仍然是最普遍的就业歧视的一种形式。它使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全面社会福利，包括医疗保健、养老金和残疾福利等。
没有全国通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法律一般要求地方和省级政府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立的标准制定本地区正式或非正式部门中的最低工资。根据法律，限制雇员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超过这个标准的工作属于加班。法律还禁止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或每月加班时间超过36小时，并且规定加班必须付超过正常工资的加班费。
在2018年建立的应急管理部负责制定并执行职业安全规章。国家卫健委负责制定并执行职业健康规章。法律要求雇主对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雇员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并将结果告知他们。法律还规定，工人有权报告可能危及其健康的违法现象或离开此类工作场所，而不应当有因此被解雇的风险。
法规声明，县级和县以上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劳动法的执法工作。违反职业、安全与卫生法规的公司面临多种处罚，包括停止营业或吊销商业证书和营业执照。
政府没有有效地执行该法律。惩罚措施不足以威慑违规行为而且鲜有执行。监察员的数量不足以威慑违规行为，而且其检查范围不涉及非正式经济部门。尽管国内工人的安全记录在过去8年中有改善，本年度还是有一些工作场所发生事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将事故的原因归于缺乏安全检查、对法律法规执行不力、低效的监督和应急反应机制不足。
在许多领域，包括加班费和社保费在内的工资拖欠仍然是一个问题。此外，201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发现，30％的白领雇员被鼓励不要使用他们有权享有的年假。政府很少执行加班法，每周工作72小时对于许多工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年初，技术工作人员组织了一场网上活动，抗议“ 996文化”，代表了该行业典型的工作时间，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每周六天。这场运动引发了公众辩论，并采取了有限的行动。例如，一些技术产品开发商开始拒绝向推行自愿或强制加班的工作文化的公司授予项目许可。此外，为响应这项运动，70多名律师签署了一封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敦促政府执行劳动法。包括杭州在内的一些地方当局开展了调查，以确定公司是否违反劳动法鼓励加班工作。
数十年以来，由于普遍雇用分包的低薪流动工人，拖欠工资一直是建筑业的一个严重问题。这种非正式的招工体系使得农民工容易被拖欠工资，促使他们参加集体讨薪行动。各级政府继续努力防止欠薪并追回未付的工资和社保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他们在本年度的2396起欠薪案件中起诉了2609人，帮助工人追回了总共2.5亿元人民币（3520万美元）的欠薪。起诉导致2599起逮捕。工人们有时采取激烈措施讨薪。6月27日，两名河南冷水江的建筑工人威胁说如果不付工资，他们就要从吊车上跳下去。
公司仍然会在搬迁或关闭前的很短时间内发出通知，这经常使职工无法追索应得的报酬。7月23日，工人举行抗议示威，要求讨回欠薪，原因是浙江台州的一家汽车经销店突然无预警关闭。
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工人常常缺乏劳动合同所涵盖的保障；即使有合同，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也比较难以获得福利，尤其是社保福利。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工人工作时间较长，却比正式经济部门的工人得到更少的工资。4月23日，河南大约100名环卫工人罢工抗议工作时间过长，工资停滞以及工作条件差。（见第七.a.节）
据本年度发表的几份官方文件，职业病普遍存在，而据媒体报道，数字被低估。病人来自许多行业，包括煤矿、化学工程和建筑业。国家卫健委报告每年诊断出2万8000例新增的职业病，其中尘肺病（黑肺病）几乎占了90%。在7月，媒体报道说，警察阻止了1万多名受到尘肺病感染的前建筑工人从陕西旅行到洛阳，要求为该职业病提供赔偿。
工作场所的事故和伤害仍然很普遍。尽管这一年中有关煤矿事故的新闻报道较少，但煤炭开采业的死亡事故仍然极多。根据中国煤炭安全生产网的数据，全年发生170起煤矿事故，造成3168人死亡。1月12日，陕西发生的煤尘爆炸造成21名矿工死亡。5月29日，江西一家煤矿塌方，造成两人死亡。7月31日，贵州某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7人死亡。
在其他行业中，工伤事故也仍然很普遍。2月23日，内蒙古发生的一次银矿事故使22人死亡，28人受伤。3月21日，江苏某化工厂爆炸，造成78人死亡，600多人受伤。5月16日，10名建筑工人在他们在上海正在修建的建筑物倒塌时丧生。9月29日，浙江一家工厂发生火灾，导致19名工人死亡。